我一直是正常的人。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在大學唸一年級，可是徵 兵徵到了我。最不幸的是：我被派到了中國大陸，而且我也參加了南京大屠 殺。請大家不要問我怎麼會做這種事的，當時我們都在絕對權威之下做的。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很多年青人參加了紅衛兵鬥爭他們的老師，事後也會後悔 的，可是當時，他們大概也不會感到在做錯事吧。
被殺的中國老百姓裡面，有一個小女孩，大概只有三、四歲，他看到了 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忽然抱住了我的腳，求我不要殺他，我當時仍然殺 掉了她，而且也記得她臨死前恐怖的表情。這個表情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
在戰爭期間，我們日本兵每天生活在恐怖之中，正規戰爭已經夠可怕，
游擊隊的突擊更可怕，因為我們要隨時提高警惕，我反而沒有常常想到我在 南京大屠殺中的罪行。戰爭結束以後，我的惡夢才開始了。
我回到日本以後，只要一看到小孩，就會想到那一個小女孩恐怖的表情
，我常夢到她來報仇。慢慢地，我開始對小孩子害怕起來，總以為他們是來 報仇的。
有一次，我坐在公園的一張長椅上，一只球滾到了我腳邊，一個小男孩 傻呼呼地向我跑來撿那只球，我忽然緊張起來了，當時如果我有一把槍或一 把刀，我會立刻殺掉他。
我知道我的問題非常嚴重，所以我搬進了東北大學，我不敢看電視，不 敢看電影，和家人斷絕了來往，和朋友也絕了社交上的往來，至於出去旅行
，我更加不敢了。我知道我該去看心理醫生的，可是我不敢，我不敢承認我 的可怕罪行。
那一天，我看到了來自台灣李教授女兒的照片，我差一點嚇得昏倒過去
。第二天，我決定去看心理醫生。長話短說，心理醫生給了我一個震撼教育，他 親自陪我去一所公園。公園裡永遠都是小孩子，他強迫我坐在那裡，有人陪著我，
我對孩子的恐懼心當然小一點。慢慢地，我發現小孩子沒有一點可怕，他們從來 沒有要來攻擊我，而且他們還非常可愛。
我的心理醫生幫我在附近找到了一個義工的工作，替一班三年級的小學 生做課外算術的溫習，小孩子一個一個地來找我，由我出習題給他做。一開 始有一位心理醫生的助理在旁邊看我，後來沒有了。不瞞你們，孩子們為何 如此的乖，肯乖乖地來做習題，其實是因為我偷偷地給他們糕餅和糖果吃的 原因。他們的老師對我的賄賂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我怎麼辦。有 一次，她告訴我糕餅內不可有花生，因為有一個小孩對花生過敏。
我當然對於我在南京的罪行感到無比的痛心。我買了一幢小的公寓，留 了一筆錢，加上我當教授的退休金，我知道我可以活得安穩了。因此我將我 的其餘財產，全部捐給了各種難民救援組織。我現在可以出去旅行了，可是 我放棄了這個權利，我總要為我的罪行付出代價。
感謝上蒼我終於得到了心靈上的平安，整整四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恐 懼之中。對絕大多數人而言，中日戰爭早就結束了。對我而言，這場戰爭，
兩年前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