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結語

全台灣目前每年大約有六萬多個家庭暴力事件的通報數，而其中大約有 1 萬 8 千個法院保護令的聲請案，聲請人通過公權力來介入家庭內的暴力事件，

從中協商其家庭中的角色與關係。⁷¹聲請人在現代權利的話語模式之下，得以 與相對人取得相對於家內關係較為平等而平和的位置，避免再度陷入暴力的威 脅當中，緩和其在私領域中權力不對等的焦慮與困境。⁷²在某個程度上，法院 體系的介入的確是「把家內某種權力不對等轉化為法庭上的對等關係」。

本文以法律社會學的視角，分析了法庭現場法規範的存在模式，發現過去 傳統社會的觀念仍舊存在於複數規範的運作⁷³，影響著當事人的法庭行為與說 詞。這可以從法律文化的轉化過程來加以分析，特別著重於現代法律權益思考 與傳統家庭倫理規範的交錯與混雜。本文發現法庭上的法律敘事呈現出「現代

70 相關理論基礎，參閱康德，李明輝譯，〈答「何謂啟蒙」的問題〉，《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

頁 25-35（2002 年）；傅科，薛興國譯，〈論何謂啟蒙〉，《思想：聯經思想集刊一》，頁 13-35

（1988 年）。以下引用傅科一段值得一再玩味的話，作為本文進ㄧ步探索的起點：「我不知道 我們會不會成熟到成人狀態。我們經驗裡的很多事情，讓我們相信啟蒙這個歷史事件並沒有 使我們成為成熟的成人，而我們也還沒有到達那個階段。不過，康徳省思啟蒙而具述了對當 前、對我們自己的批判性質問，我絕得這種質問仍有意義。我認為，康德的省思甚至是過去 兩世紀以來不無重要性、不無效用的一種哲學思所方式。我們自身的批判性存有論當然不可 視為一個理論、一個學說，也不可視為一套不斷在累積的永恆知識體，而應該是唯一種態度、

一種特質、一種哲學生活，在這個生活裡，對我們自己的批判，同時也就是對我們所受限制 作歷史的分析，以及實驗超越這些限制的可能性」。在此感謝陳惠馨教授對於相關理論的討 論與推薦。

71 根據國內 121 個有效樣本的研究，發現婚姻暴力加害人可區分為四類，即低暴力型（佔 53.6%）、酗酒高致命型（佔 20.5%）、高暴力高控制型（佔 21.4%）、及邊緣高控制型（佔 4.5%）。 參閱林明傑、沈勝昂，〈婚姻暴力加害人分類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7 卷 2 期，頁 67-92，（2004 年）。

72 關於作者將家庭暴力防治法歸類為女性主義立法行動的結果，其造成的效果是法入家 庭深化法治，但同時也產生一些社會阻力。參閱王曉丹，〈從法社會的觀點論女性主義立法 行動 --- 女性主義法學在台灣的實踐及其法律多元主義的面貌〉，《東吳法學雜誌》，19 卷 1 期，頁 51-78（2007 年 7 月）。

73 關於中國傳統與思想對於法律之影響，參閱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1984 年）。

權益話語模式」主導的局面⁷⁴，法律要件與法律專業術語凌駕於「關係性的主 張」，產生家內糾紛被「去語境化」的效果。再加上法庭上法官的話輪主導以 及人民法意識等因素，交匯出法庭上的層級結構以及法律敘事的權力結構。

此種權力結構亦進一步促成了法律文化中「個人」地位的轉變。由於我們 社會文化持續把個人定位於群體內關係的位置上，造成法庭上的聲請人呈現出 一種複雜的文化情結，彷彿權益的主張帶有一個負面的標記，使得權益的主張 與家中其他成員的態度息息相關，也使得聲請人背負著污名的壓力。這種標記 開啟了台灣現代性之下「人」的處境與困境，我們既要現代的獨立自主，卻又 活在當下的群體倫理之下，二者不應對立卻又實質上彼此掣肘。

家庭暴力防治法關於保護令的規定已經施行十年的時間裡，法律的實踐

「入家門」，同時也是家內衝突重新在法庭上被詮釋的過程。法庭上所展演的 是交錯於家庭暴力中權力關係以及權利主張的個人強調中的自我，而這個不斷 被鼓勵又不斷被貶抑的自我，同時也是不斷被建構又不斷被創造的自我。透過 個人權益進入生活關係以及發展脫離關係的個人權益思維，我們可以想像在家 暴法所創設的新的混雜型法律文化氛圍之下，或許得以在權利的主張中突破權 利與倫理秩序對立的文化情結，轉化成一種主體⁷⁵追尋的可能。如果家暴法保 護令的法律實踐能夠在每一個法律行動之間⁷⁶，創造一個文化氛圍，重新改寫 家庭暴力的意涵，從而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合理化傷害對方身體與精神狀態的暴 力，那麼，婚姻與家庭內的權力關係將面臨改寫的契機，而成為除卻「依法適 用」之外的另一種法律實踐。⁷⁷

法官角色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法官雖在法庭上具有主導訊問的角色，

盡力將當事者的敘事拉到法律的構成要件，但是當事者會以關係性的陳述合理 化自己的行為，將敘事不斷拉回生活中紛爭的實在性，強調其所認為重要的事

74 此種從「社會關係」到「案件」的轉化過程，於梅麗（Merry）研究的幾種地方初級 法院的訴訟類型中（鄰里問題、婚姻問題、男女戀人問題、父母與孩子問題），得到清楚的 論證。參閱 SALLY ENGLE MERRY,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 37-63 (1990).

75 關於法律主體的建構，我曾於理論上為文分析女性主體的建構，透過「權利」的法律 主張與實踐，雖能有所轉化，但是因為女性經驗無法完全再現於法律過程與論證（認識論的 議題），並且權利又只是女性生活的某一個非全面性的面向，因此權利的主張自然在促進女 性生活上具有侷限性，甚至產生可能單一化女性經驗、或者強化性別規範的社會效果。參閱 王曉丹，What Can Legal Feminism Do? ---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on Gender, Law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歐美研究季刊，34 卷 4 期，頁 627-673（2004 年 12 月）

76 梅麗（Merry）說：「law in the 1990s continues to provide a site for resistance,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 a cultural form and consciousness for resistance.」參閱 Sally Engle Merry,

Resistance and the Cultural Power of Law, 29 L

77 此一立論相當樂觀，法律是否當真有此助益，乃有賴法官在法庭上的行為對於聲請人 做出正向增強，而非增添其無力感，致使聲請人不願再訴諸法律。法律能成為受暴者信賴的 對象、並藉此發展出自我意識，實則需要許多面向的配合，例如社政、警政、醫療與社區的 相互合作支援，恐非保護令審理程序獨立可成。

實面向（例如不斷提到家中的其他角色、婆媳關係、以及父母子女關係等）；

此外法官亦會有其社會家庭關係，審理過程中亦不免持有其個人經驗之下對家 庭暴力的特定想像。⁷⁸因此，法官作為審理者所需要面對的角色規範，既要是 一個「依法（現代法體系）裁判」的審理者，又要是當事者所期待的傳統家庭 糾紛「公親」的仲裁者，再加上生活在台灣文化之下的價值衝擊與變遷，審理 者在這三個角色之間衝突矛盾⁷⁹，此種衝突矛盾是我們在台灣這個脈絡追求正 義的審理模式，應該共同面對的課題⁸⁰。

我們可以樂觀地以為，個人與集體行動之間的界線會趨向模糊，每一個個 人的法律行動皆是整體集體行動的一小部份。家暴法保護令的具體落實還是要 端賴受暴者願意向法院提出保護令的聲請，以及開庭時到場提出證詞，在這過 程中雖然有慌張、有挫敗、有沮喪、有不懷好意、有謊言、有另有目的、有鼓 舞、有種種人性中的面向，但是每一個法律行動都對整體文化改寫做出貢獻。

最後，我們切不可美化所有這些被我稱為「抵抗（resistance）」的法律行動，

也不可無視於法律從業者某些對當事者可能造成的負面行為，更精緻而觸及整 體法律文化的分析，將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78 許多法官會感嘆保護令的審理耗費了許多法院的資源，但是真正的效果恐怕最直接的 就是導致雙方離婚，而是否能夠有效制止家庭暴力的發生，對審理者法官來說反而是不清楚 的。以下是作者與 E 法官對話時 E 法官所說的話：「法官被大量的家暴事件佔去辦案的時間，

家事庭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家暴案件…可以發現家暴背後的原因，往往是經濟因素或是一些 無法完全處理的感情糾紛…法官…漸漸成為當事人傾吐的角色…就是提供心理上的平衡和 紓發的功能而已…辦理家暴事件對於法官來說，往往是元氣大傷的過程，而一張保護令的核 發，往往接下來就是離婚訴訟會進來，正面意義不如立法者當初理想化的想像，也許就是囿 於國情和文化的不同，使得援用美國家暴法的台灣，反而施行當中出現許多不同的問題和矛 盾」。作為一個研究者，該如何看待上述存在於法官群體的看法？上述的看法大致上可以分 析為四點：第一，家暴問題常屬感情糾紛，法律無法處理；第二，僅能發揮讓當事人抒發的 功能；第三，法官元氣大傷（意指耗費太多司法資源？）；第四，效果有限反而破壞婚姻。

79 談到審理者所要面對的矛盾衝突（或者我有時會將之稱為困境），這一點是我做完這 個研究之後最大的感觸。台灣社會一般人的法意識，很容易將將法律人（法官、律師、檢察 官等）二分為「好」的以及「壞」的法律人，如果判斷結果是我們喜歡的（或有利的），我 們就稱之為「好」的法律人，反之結果如果是我們不喜歡的（或不利的），我們就稱之為「壞」

的法律人。實際上，僅僅以好壞、黑白以及正反等將人分類與定性，往往忽略了法律人在法 律體制中的角色規範面向，也看不到人在這些角色規範中的困境、突破與努力。我希望在這

的法律人。實際上，僅僅以好壞、黑白以及正反等將人分類與定性，往往忽略了法律人在法 律體制中的角色規範面向，也看不到人在這些角色規範中的困境、突破與努力。我希望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