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戰後的發展，受此分類的啟發，試圖將基本權視之為現實上的生活關係，將 基本權作為特定制度的基礎，而非反之的「制度作為基本權的基礎。也就是說，
將所有或至少相關聯的基本權，抽離出客觀面向而賦予「生活關係制度性」的意 涵，在此意涵下，所有相關的基本權都是涵括其中的，是以從基本權人的角度觀 之，基本權係作為主觀公權利，然而從社會之生活關係的面向視之，基本權卻又 作為「制度」，亦即給予基本權一個客觀與制度面向的意義156。在如此的客觀面 向上，「基本權所綜合產生之規範性內涵」是相當重要而關鍵的，因為它將左右 著對於個別基本權的解釋，亦包括不同基本權衝突之間的解決傾向，也當然擴及 立法者形成行為的控制：如同
Bleckmann 所指出的，立法者之任務，應在於在
此制度性理解的「指導」下，將社會現實朝向符合此生活關係規範性的方向去形 成，亦即使基本權在社會現實中獲得實踐，而且是在此客觀規範性指涉下的實現157。如此之理解方式，相當程度的在戰後德國公法學界引起迴響，特別是在對於 基本法第 19 條第 2 項之基本權本質內容保障（Wesensgehaltsgarantie）的解釋 上，更具其重要意義：基本權在憲法保留層次上所謂不容立法者侵害的「本質內 容」，顯然不能從主觀面向去找尋（例如作為防禦權的基本權），答案應在於基本 權客觀面向的「生活秩序」、「生活關係」或「生活事實」之上158。
154 Schmitt,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2 Aufl., Berlin 1973, S. 114ff., 214f.
155 Mager, 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 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gemäße Neubestimmung einer dogmatischen Figur des Verfassungsrechts, Tübingen 2003, S. 33.
156 Bleckmann, Staatsrecht II – Die Grundrechte, 3 Aufl., Köln- Berlin-Bonn-München 1989, S. 226, 229; dersl., Die Entwicklung der Allgemeininteressen aus den Grundrechten der Verfassung – Zur Staatszwecklehre des Grundgesetzes und zur Interessenstruktur des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srechts und des Völkerrecht, Saarland 1991, S. 5, 21f.; Wülfing, Grundrechtliche Gesetzesvorbehalte und Grundrechtsschranken, Berlin 1981, S. 65ff.。Schmitt 在討論其制度性保障的理論時，亦對於基本 權作相當類似的解釋，亦即不將基本權完全限於主觀面向來加以理解；dazu Schmitt,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S. 114.。
157 Bleckmann, Staatsrecht II, S. 229.
158 Klein in: v. Mangoldt/Klein, Das Bonner GG, Ba. 1, 2 Aufl., Berlin 1966, S. 84ff.; Böckenförde,
在這樣的理解下，立法者的任務顯然在於促使社會生活的現實，得以符合此 制度性、規範性的內涵，只要社會現實尚不符，則立法行為在此規範方向下便有 介入與干預的義務，反之，如果社會現實已相符，在立法者便無須再加以介入，
如果反而以「使社會現實更形脫離與牴觸制度性的規範內涵」，則就有違憲的危 險。如此之傾向，吾人可從戰後作為制度的基本權理論代表人物之
Peter Häberle
的說法，看得更加清晰。Häberle 認為 Schmitt 的制度/制度性保障之區分，過於 單向且對立，彷彿基本權與制度涇渭分明，一個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所有的基本 權，既有個人的、亦有客觀制度面的兩體呈現，亦即Häberle 的名言：從基本權
人的角度來看，基本權是主權公權利，從生活關係而言，基本權就是制度159。在 他的定義下，制度擁有法律規範面的、以及事實面的兩種存在方式，而制度之現 實，主要靠規範與社會實體的銜接，它既穩定、又動態，雖從歷史上形成，但存 在著不同時代下的形貌與現實160；特定的基本權，如果出現在特定的、被無數規 範所貫穿的客觀生活關係中，就會產生自我限制，「透過法律規範，基本權理念 落實於社會現實之中」161。然而，在Häberle 眼中，重點不是攸關基本權的法律
條文（Texte），而是在整體社會制度下的關聯（Kontexte），亦即並非涉及基本 權的法律條文決定基本權的意義，而是基本權釋義學所彰顯的基本權關聯，才能 決定基本權的意涵162。對Häberle 而言，制度所表達的，其實就是生活領域，作
為客觀秩序的生活領域，不能從個人自由、對於該個人自由的限制等模式中去理 解，生活領域絕非單向的「國家－個人」關係，就基本權的保障、乃至於干預，都必須找出生活領域的客觀、制度上的意涵，這才是一個基本權的理解或理論，
所應該圓滿達成的任務163。
當然，Häberle 自己列舉出的制度、客觀秩序，或許不多：例如契約、財產 權與繼承秩序，婚姻與家庭秩序，結社、集會與同盟自由164，但他所提出的制度 的基本權理解方式，與前述
Bleckmann & Wülfing 之進路近似，都是企圖聯繫 de iure & de facto，連結憲法暨法律上之基本權規範、社會現實之努力，而其核
心中介無疑就是制度、客觀秩序、生活領域，主要的理論工具則為基本權理解方 式。在此範疇下，個人的基本權，不論是防禦權或給付權，方得被理解與定位，
Staat, Gesellschaft, Freiheit, S. 221ff.
159 Hä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S. 237.
160 Häberle, Allgemeine Staatslehre, Verfassungslehre oder Staatsrechtslehre, ZfR 1965, S. 387f., zitiert nach Möllers, Personale und institutionelle Doppel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und ihr Wesensgehalt. Zur Grundrechtstheorie von Peter Häberle, in: van Ooyen/Möllers(Hrsg.), Verfassungskultur. Staat, Europa und pluralistische Gesellschaft bei Peter Häberle, Baden-Baden 2016, S. 143.
161 Hä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S. 96.
162 Häberle, Verfassung als öffentlicher Prozess, S. 587; dazu auch Möllers, Personale und institutionelle Doppelfunktion der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und ihr Wesensgehalt, S. 143.
163 Häberle, Die Wesensgehaltgarantie, S. 70.
164 Ebenda, S. 70f.
即便是涉及私法的基本權衝突，也方得以圓滿的、不損及該制度所涉及之社會功 能的處理與解決。當然，何謂制度、客觀秩序、生活領域，不會因為單單提出如 此的思考方式，並自然迎刃而解，這必須關照更多的其他面向，引入更多的其他 學科與思維，未必是法學所能單獨承擔與吸納，但它至少指出一個重點：如果刻 意忽略社會制度，僅停留於基本權體系內，特別是利用比例原則所帶來的操作，
則從理論面向來看，本身就有問題；基本權的法適用者，未必要自己去定義制度 與秩序，但卻在具體的操作運用上，不能忘記基本權所指涉之制度與秩序，那個 生活領域所帶來的基本權現實意涵，個人以為，這是制度的基本權理論帶給吾人 的最大啟發。
一個與制度的理解不同，但卻非衝突或對立面的歧異，而比較偏向不同層次 的「規範性內涵」，但又不是單純的自由－市民法治國之防禦國家干預的，可能 是所謂社會的基本權理解。例如
Häberle 自己所主張之「基本權普遍的社會拘束」，
他雖然選擇從制度面來理解基本權，但在許多地方，加入一般俗稱「社會的基本 權理解」或「社會的基本權理論」之成分：亦即將社會的基本權正義（soziale
Grundrechtsgerechtigkeit）變為貫穿所有不同類型之基本權，作為所謂基本權身
分理論（Statuslehre）的共通基礎，而相當程度將古典的自由權轉變為參與權，以處理當代給付國家下的基本權問題165。或是許多學者所主張之「基本權部分的 社會拘束」：嘗試從個別基本權的內涵中，導出一定程度的社會保護規定，換言 之，從任一基本權中找出相應的「社會國內涵」，將之視為憲法規範性的最低限 度，而獲取部分的所謂「社會內容」166。如同
Hans Michael Heinig 所指出的，
當代主流的基本權理論，總出發於國家與社會二元論、對立論，以區別針對國家 干預的防禦權，以及社會國的給付權暨客觀法上的義務，兩者涇渭分明167，但卻 忘了，「社會正義的內涵」，並非僅有呈現於給付權、參與權或國家義務之課予上，
而是或許可以想像一個不同的理論進路：整體基本權體系中的社會正義貫穿，雖 然說，
Heinig 似乎認同 Hans Hugo Klein，選擇的還是社會國原則作為切入點
168。 這種在基本權體系中做結合之嘗試，並不罕見，Eberhard Grabitz 亦早提出一所 謂自由之憲法原則，並以之作為從法之續造上，重建基本權同時作為防禦權與參 與權之基礎169，但仍與這裡談的社會國之基本權理解，有些不小的差距：重點不 是針對當代社會福利國家的發展，賦予給付權一個適當的基本權座落而已，例如 開展至今的所謂基本權保護義務，換言之，關鍵不在於如何適切的銜接，從自由 的、市民法治國的基本權理解出發，銜接至社會國下的給付權，而是如何從社會165 Häberle, Grundrechte im Leistungsstaat, VVDStRL 30(1972), S. 43ff.; dazu siehe auch Neuner, Privatrecht und Sozialstaat, München 1999, S. 146f.。
166 類似的說法亦見 Gamillscheg, Die Grundrechte im Arbeitsrecht, Berlin 1989, S. 58ff.。
167 Heinig, Der Sozialstaat im Dienst der Freiheit. Zur Formel vom „sozialen“ Staat in Art. 20 Abs. 1 GG, Tübingen 2008, S. 44.
168 Ebenda, S. 363.
169 Grabitz, Freiheit und Verfassungsrecht. 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Dogmatik und Theorie der Freiheitsrechte, Tübingen 1976, S. 137.
正義的角度出發，貫穿與制約整體的基本權體系；在前述制度的基本權理論基礎 上，將更能看出社會的基本權理解之相輔相成之用：
-‐ 兩者性質不同：前者作為「基本權體系的形式與實質形貌指涉」，後者作 為「基本權體系內在實質的規範性指引」；
-‐ 兩者層次不同：前者在於「以制度理解基本權所指涉之社會現實」，後者 在於「以社會正義貫穿社會現實指涉下的基本權應有內涵」；
-‐ 兩者作用不同：前者在於「找出基本權體系聯繫的社會現實」，後者在於
「找出基本權體系內在的法規範性」。
這種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企圖對人權等議題做出詮釋的努力，屢見不鮮，某 個程度對話這裡所提出之社會國的基本權理解；例如德國政治哲學家
Axel Honneth 所提出之«承認關係»（Anerkennungsverhältnis）。Honneth 依循黑格爾
法哲學之啟發而主張：只有透過直接的社會分析，才能找出社會正義的原則，亦 言之，在當代的自由民主社會中，唯有藉由特定脈絡下個人自由的定位與座落，所 謂 「 帶 來 有 效 之 正 當 性 的 自 由 承 諾 」（
legitimationswirksames Freiheitsversprechen），才能進行規範性的重組工作，找尋出正確的社會正義，
例如人權，其內涵與標準170。Honneth 批評道，主流對於社會正義與人權內涵的 建構，多半只是詮釋學式的不斷連結至既有之制度架構或多數接受的道德確信，
但卻沒有在具體的社會實踐脈絡中，根本的去證立這些內容本身的理性或正當，
是以，正義應該直指某些能夠作為社會再生產條件所需之價值或理想，而個人對 此都能擁有規範上的權利主張-‐就像康德所說的法權要求（Rechtsforderungen），
方屬找尋正義、乃至人權意涵的適切路徑171。Honneth 進一步提出所謂「承認關 係」之概念：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中，社會的勞動（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應做為社會的自由之表徵，帶來個人的自我價值，其關鍵就在於整體社會脈絡下 的相互承認，亦即相互肯定彼此之尊嚴與市民自由172。
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