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1949 年至 1975 年間涉及政治案件的新聞工作者進行調查研究。
本研究共蒐集104 則個案，針對這些個案進行統計分析，試圖勾勒這群新聞工作 者的樣貌，以及境遇的分佈。結果發現，這群新聞工作者大多出生於1921-30 年 間。涉案者平均年齡為38 歲，但以人數論，21-30 歲組佔約三分之一。中學以上 學歷者佔92%，大學以上學歷者則為 60%。以出生地區分，臺籍佔 26％，有 69
％來自中國大陸。這群新聞工作者80%任職報社，其它 20%在雜誌、電台和通 訊社。他們當中75%是採編部門成員，25%為營運人員。七成當事人來自基層員 工，主管僅佔3 成。從當事人所服務的媒體分析，涉案人有極大比例來自於黨政
軍所經營的新聞媒體，其中《新生報》涉案新聞工作者，更是佔了所有涉案人的 二成。
以年代區分，有60 位（57.6%）的案件發生在 1949-54 年間，亦即國民政府 撤退來臺的最初五年。在問罪名目方面，「參加叛亂組織」是最常問罪的類型，
36 人（38.3%）因此而入罪。與此相當的是「非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施」34 人
（36.1%）。至於以言論入罪的「為匪宣傳」或污衊元首類型，則有15 人（16%）。
包庇匪徒8 人（8.5%）。至於涉案後的境遇，當事人遭到剝奪自由權者最多，有 61 人（58.5%），其中多為長期徒刑，大多為10-12 年的長期刑。死刑 27 人（25.9%）。
1950 年代初期、當事人多因「非法顛覆政府著手實施」罪名，但在 1960 年代以 後，則「參加叛亂組織」為多。經比較本研究和先前研究的統計數字，則發現新 聞工作者來自大陸比例較其它族群為高，遭受死刑判決的比例，也高于其它身份 當事人。
1. 關於黨政軍營媒體新聞工作者的角色
過去我們對於任職黨政營媒體的新聞工作者，大致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 為黨政營媒體的角色，在為其執政幫襯。任職這些媒體的新聞工作者認同執政者 的意識型態，為其宣傳服務是「為虎作倀」。另一種看法，則認為這是一種利益 交換，執政者選擇親信者擔任媒體傳聲筒職務，以利益交換其忠誠。但倘若如此，
為何任職黨政營媒體的新聞工作者，涉及政治案件的比例如此之高？媒體屬性顯 然不是決定新聞工作者角色的唯一原因，必須另求解釋。
1949 年以後，國民黨在冰敗如山倒的狀況下來到台灣。當時中共誓言解放 臺灣，單憑國府的軍政力量並不足以自保，許多原本的友邦也見風轉舵，轉而承 認北京。就連國民黨的長期支持者美國，也採取觀望態度。在外交支持不確定狀 態下，國民黨必須積極爭取友邦（特別是美國）的支持，當時國民黨的國際宣傳 綱領重點在「…爭取友邦更多的同情與援助，促進有利於我反攻形勢之完成。…」
為達成此一目的，國民黨以「自由中國」自居、做出「民主櫥窗」，包括起用親 美軍人和技術官僚（如孫立人、吳國楨等）、允許自由派人士如雷震出版《自由 中國》。這些作為無非是為了拉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而必須的作態。
國民黨當時對於新聞媒體的認知，仍然承襲寧式的宣傳概念，將宣傳視為影 響社會公眾的心戰手段，而將新聞機構視為執行宣傳的機構（劉海龍，2013），
其組織成員必須保持潔淨，不能受到其它意識型態的污染，一旦受到污染（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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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到污染的可能性）時，則必須視為敵人必除去而方休。因此即便侍從媒體由 親信掌權，組織內部必須「時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因此，對於異議的新聞 媒體，視為敵對而欲消滅。但是，倘若採取文字獄手段，直接懲處不同意見的新 聞工作者，則將毀掉「自由中國」的民主形象，因此必須另謀他途。
國民黨在1949 年頒佈「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正好成為對付異 議份子的策略工具。因此將不同意見者指為共黨或其同路人，以「非法顛覆」和
「參加叛亂組織」問罪，而不以言論相關的理由治罪，便成為當時統治者的選項。
由大陸來臺的新聞工作者，先先天上就具備弱點，許多人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 之際參與的活動，一旦被檢舉或挑出，則當事人往往無法脫身。
1950 至 60 年代《新生報》、《國語日報》、《中華日報》等新聞媒體，雖然侍 從媒體由統治者的親信掌控，執政者所賦予的信任以及提供的政經利益，或許只 限於親信本人或少數人，但對於其組織內一般新聞工作者而言，他們因政治案件 所受的監控和壓迫和其它媒體的新聞工作者並無二致。當員工一旦涉案遭到逮捕、
起訴或處刑，並不因其公營媒體背景而受到優待，有時懲處反而更重（例如《新 生報》副總編輯童常、《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蓀等）。這些新聞工作者儘管為新 聞組織賣命，倘若一旦涉及政治案件，便立遭組織拋除，有如讓人用後丟棄的「立 可拋」（Disposable）物件。
2. 世代烙印：從悲劇經驗到集體記憶
本文一開始引述俞國基訪談，戒嚴期間新聞同業普遍具有恐懼心理，從數字 上看，新聞工作者涉案人數並不特別多，但為何逐漸演變成為「人人心中有個小 警總」的普遍恐懼？
本文擬使用「世代」概念來加以說明。所謂「世代」，是指同一時代的人們，
共同身歷特定歷史事件，因此形成歷史上顯而易見的群體（周婉窈，2003）。歷 史學者 Mannheim（1993）分析「世代」概念時，區分三個層次：首先，世代面 臨共同的悲劇或災難事件，這些歷史事件將原本分散的個體、透過共同經驗的參 與，而將分散的個人統整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年齡階層。其次，人們雖身處同 一歷史年代，卻以不同方式利用他們的經驗，而構成不同的群體，最後，由於世 代是一種共同的經驗，這種經驗透過中介與再現，讓共同體成員產生一種集體命 運的感受，因此使得人們獲致某種程度的一致性。
1949 年至 1975 年間這些不斷重複出現的、涉及逮捕和處刑的事件，可說是 台灣社會的重大災難事件，對於新聞從業人員這個族群，毋寧是一種集體的創傷 經驗。根據本研究所收集的資料，新聞工作者涉及政治案件，雖以1949 年至 1953 年平均每年12 件較集中。但其後的 21 年（1954-75 年）間，則是平均每年 2.09 件。因此，在這個年代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們，無論願意與否，都必須不斷地被各 種來源提醒，自己隨實有可能被當成涉案者而遭到同樣的痛苦經驗，因此雖然許 多人不見得親身經歷被捕、拘禁等痛苦的經驗，但是透過同儕口耳相傳、以及媒 體的報導渲染，這些經驗透過中介滲透到每個新聞工作者的內心深處，成為那個 年代新聞工作者共同命運的一部分。一旦類似情境面臨時，自己便身陷其中，從 上述的討論，讓我們看到，白色恐怖時期的創傷，一經烙上便難抹滅。
3. 不完整的統計資料
這個研究旨在為1949-1975 年間涉入政治案件的新聞工作者描繪出集體樣貌。
研究人員總共蒐集了104 項個案，並針對個案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不過，這 個研究所列舉的資料，屬於不完全統計。也就是說，可能還有許多資料尚未列入。
資料不完整的原因包括：（1）線索不足：本文以滾雪球方式進行第一輪資料蒐集，
但初始資料僅提供少許線索，不足以進行檢索。例如，傳聞1950 年《中央日報》
編輯曾因手民之誤繫獄，但因缺乏編輯姓名身份確切資料，無法查證；1964 年
《公論報》若干編輯記者涉案也因時空錯置，無法證實。（2）檔案缺漏：起訴前 死亡的當事人無檔案可查（如單建周等），若干當事人（特別是交付管訓處分的 當事人，如田士林）檔案並不存在現存目錄之中。（3）資料未記載：官方檔案中 未明確記載當事人職業身份，故無法辨識。（4）當局使用假名代號：部分當事人 為社會知名人物，情治人員為避免受到注意，在官方紀錄登載假名，設若不知假 名，則無法查對。例如，龔德柏代名為龔嘯，沈嫄嫜代名為沈小書等。（5）檢索 障礙：2005 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公佈實施，14 政 府成立基金會，讓當時遭受不當審判者申請賠償。當時審核過程產生大量文件，
但卻以個資料保護法為由，限制研究人員使用資料。遂喪失參照資料機會。
新聞工作者是一個相連的群體，今日的新聞工作者承襲自當年的世代。欲瞭 解今天的新聞工作者，必須對於先前世代的新聞工作者有所瞭解。然而在撰寫本 文之後，我們發現，對於這個時期的理解還非常有限。雖然我們跨出了第一步，
但是這個知識場域，還有更多可以探索之處。
14 該條例於 1998 年 5 月 28 日立法通過，同年 6 月 17 日總統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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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 Vintage）。
15. 李宣鋒（1998）：《臺灣地區戒嚴時期五○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南投市：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