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杭廷頓的定義，革命是「一個迅速的、徹底的和激烈的國內 改變，包括社會的主導價值、信念、政治制度、社會結構、領導層、
政府的工作及政策各方面」。37香港的基層組織顯然並不是追求革命，
其領袖和活躍份子認為真正的民主是一個長遠目標，也瞭解到如果中 國大陸沒有民主，香港特別行政區就很難有民主。但是目前研究香港 利益團體和基層組織的理論架構，全都來自以自由民主體制為背景的 西方學術著作。這些理論當然有助於瞭解、分析香港基層組織的發 展，但是它們需要調整和發展，才能適用於民主正在發展中的香港政 體。
西方民主國家對新時期社會運動的研究中有一個假設，就是代際 間從物質價值過渡到後物質價值的轉變。相對於老一代重視經濟和物 質環境的保障，年輕的一代則較重視自我表現和生活素質。38今天，香 港市民的生活水準雖與西歐國家相仿，39但是香港的基層組織應會毫無 例外地繼續集中關注經濟及物質保障的問題，而很少介入爭取環境保 護、女性權益等運動，自然就難以動員中產階級。當然，生活水準和
明報，香港，1996 年 9 月 15 日；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64.
Ronald Inglehart, "Values, Ideology, & Cognitive Mobilization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Russel J. Dalton and Manfred Kuechler (eds.), Challenging the Political Ord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0), p.47.
Hong Kong's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as surpassed that of the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Australia and is broadly at par with that of France. 請見註 22。
後物質價值觀並沒有特定的直接關係，不過，香港的基層組織在什麼 時候及為何因素所驅使，轉而關注香港市民爭取自我表現及提昇生活 素質等事務將是頗為有趣的課題。價值觀念的改變在香港是一個緩慢 的過程，中下階層市民通常較為保守，較大規模的基層組織就價值觀 和戰略取向，均有很強的共識，亦有能力抵禦近年崛起之激進組織的 衝擊。但為了維持共識以應付未來的挑戰，也可能因此減少了組織的 創新和靈活性，且大部份基層組織並未預期社會會產生的基本變化。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社會控制概念不但有助於瞭 解政府與基層組織的互動，對瞭解主流基層組織和新崛起的激進組織 的互動也有貢獻。40
政黨與基層組織的關係，在理論上也有繼續探索的必要。香港的 政黨是精英組織而不是群眾性的政黨。親北京的政黨依賴傳統的親
「中」群眾組織（如工會等），及親「中」企業家的捐款以拓展基層 組織網絡，因此「民建聯」可以如英國工黨般成為有龐大附屬組織的 政黨。在準備 98 年 5 月的立法會選舉時，各政黨都刻意吸納地區性後 援組織的獨立議員，並轉化這些支持個別政治人物的後援組織成為其 忠實黨員。如此作法自然有助於加強政黨的實力，但在民主陣營中，
政黨和支持它們的基層組織仍有一些磨擦，兩者均明白其必須相互支 持，但又努力維持各自獨立的運作，雙方良性的合作模式尚在摸索 中。
很多香港市民覺得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工商界領袖的權勢更盛。
正如林勃龍(Charles Lindblom)的解釋，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要 依賴資本的蓬勃發展，使資本家能佔有一個很優越的權力位置，「企 業家遂成為某類的公務員，承擔大眾認可的公共職能。」41在此環境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1951).
下，特區政府必須非常重視企業家的意見，而香港基層組織的相對地 位在資源、代表性、組織和合法程序方面都有所下降。42特區政府既然 在立法會享有穩定多數的支持，基層組織即使得到民主陣營的政黨的 支持，也難以在新的建制內提昇它們的地位。特區政府強調穩定或穩 定的統合主義，然基層組織不願調整它們的價值觀念和取向，這樣就 難以增強本身的正面地位，而洗去建制所賦予它們的負面地位。43特區 政府亦可能選擇重建本身的草根階層網絡，和民主陣營的基層組織競 爭。
97、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突顯出香港經濟結構的弱點，它必須要 進行改革才能繼續維持競爭力。這些經濟改革亦很可能意味著價值觀 念的改革，至於是否會導致基本的社會變遷，甚至是基本的政治改 變，則是未知之數。不過，基層組織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很可能就取決 於它們能否預見這些變革，並作出相應的調整。
（收件：2000 年 3 月 10 日，修正：2000 年 5 月 15 日，採用：2000 年 7 月 7 日）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172.
Claus Offe,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edited by John Kean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5), pp.237-239.
For the concept of stable corporatism, see Max Kasse,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Innovation," in Russel J. Dalton & Manfred Kuechler (eds.), 同註 42，頁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