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階層社區組織並不同意香港已變得「太政治化」，但顯然在 可預見的將來，香港進一步民主化的前景相當黯淡。簡言之，「中 國」對港政策首要是避免失控，在滿足這個大前提後，才有可能採取 較寬鬆的立場。
以「基本法」為例，第一個層次的控制是「基本法」的解釋和修 改權。該法的解釋權掌握在「全國人大」常委手中，修改權在「全國 人大」，而修改的提案權分屬「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如此一來，若有必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不經香 港就完成修改「基本法」。
政制是第二個層次。特區行政長官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早在 80 年代後 期，「中國」負責港澳事務的官員已表示，此任命的權力是實質的，
而不是純粹從禮儀上體現主權的任命。
特區的政制遵循「行政主導」的原則，其意在壓抑立法機關的權 力。從以下四方面可以清楚看到對立法機關權力的限制。首先，立法 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於 1997 年 10 月 8 日發表其第一份施政報告，詳細內容 及評論見諸翌日香港各大報章。
機關對行政部門的任命沒有發言權。其次，向立法會提出有關財政收 入或支出的動議，須經行政長官批准，亦即立法機關只能同意或反對 行政部門提出有關財政收入或支出的動議。第三，凡涉及政府的法律 草案，立法會議員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此一作法實 際上剝奪了立法機關的立法提案權。最後，行政長官可以根據安全和 重大公共利益的考慮，拒絕讓政府官員或其他負責政府公務的人員，
向立法會或其所屬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此對立法機關監察行政 機關形成重大的障礙，嚴重地削弱了立法機關質詢行政機關的權力。
第三個層次才是選舉制度。按目前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在 2007 年 以前，民主陣營的政黨無法贏取立法會過半的議席。因此，立法會可 維持一個穩定的多數，支持「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和行政機關的施政 計畫。
特首和臨立會的選舉是另一個重要的例子。「全國人大」先任命 一個「特區籌委會」，在 150 名籌委中，56 位來自中國大陸，加上港 人籌委中相當一部份會「秉承意旨」，所以籌委會當然不會失控。籌 委會負責選出一個 400 人的推選委員會，這樣的推選委員會，自然是
「中國」領導人可以放心的。但為了提高安全系數，籌委會還保留了 兩項殺手 。首先，推委是以個人身分參加，所以不用向所屬界別或 團體負責。其次，籌委主席團對推委候選人名單有最後決定權，雖然 其後主席團對候選人名單並沒有作任何改動。從這樣的安排來看，董 建華是不是「中」方「欽點」的候選人，並不是重要的問題。
香港市民明白，在 2007 年以前，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很難會有任 何重大的突破，故其政治參與的熱情自然不會很高。現階段最嚴重的 困難在於制衡政府種種機制的弱化，市民恢復以往的政治冷感、傳媒 的自我制約及對市場的重視，均使反對的聲音在立法會無法受到重 視，此一現象自然對繼續爭取進一步民主化不利。
特區政府在立法機關享有穩定多數的支持，導致它降低對基層市 民利益和基層組織的重視。董建華的工作時間號稱「7─Eleven」，他
經常出席社團慶典和宴會，但極少和基層組織對話，使基層組織對特 區政府的疏離感遠較港英政府為大。
特區政府成立後，諸多委任都帶有濃厚的酬庸色彩，其中尤以臨 時區議會、臨時市政局、臨時區域市政局的委任議席為最。自 80 年代 中期以來，「中國」對港的統戰政策非常重視資本家，而香港工商領 袖在「中」英對抗時，亦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政府。因此，工商 界在「中國」對港政策和特區政府的發言力量明顯增加。
事實上選舉制度充分反映對工商界的重視。選舉行政長官和臨立 會的推選委員會及其後選舉香港人大代表的選舉會議，都是以工商界 和與工商界有密切關係的專業為主導。至於立法會的選舉，工商界和 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專業在 30 席的功能組別中佔了大多數，在選出 10 席 的選舉團中，也同樣佔有壓倒性優勢。基層市民爭取權益的建制力量 相對地已大為削弱，在 95 年選出的立法局，民主陣營的政黨及其盟友 約取得 27 至 31 席的支持；民建聯及工聯會的立法局議員也要為基層 爭取利益，當時的港英政府不得不向基層利益讓步。
在 80 年代以前，港英的公務員政府和香港工商界形成一種政經分 離的狀況。工商界領袖無意參政，他們亦接受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 預」哲學。但進入 90 年代，這優良的傳統逐漸受到侵蝕。首先，「中 國」領導階層的統戰政策非常重視工商界領袖，故渠等對「中國」之 香港政策有很大的影響力。其次，香港重要的企業集團多在中國大陸 有龐大的投資，它們在大陸建立起關係網，為它們在港的經濟利益進 行游說。香港工商界領袖與「中國」領導階層的接觸較港英政府官員 為佳，加上現今第二、三代的工商界領袖中不少人對參政有興趣，而 一些政府高官離職後亦加入大財團服務，這些現象使市民感到工商界 的利益漸漸主導香港的整體利益，形成「商人治港」的局面。
重新關注民生問題，在香港現今的政治氣氛下，未嘗不是草根階 層社區組織的重要發展方向。香港市民即使逐漸對政治參與失去興 趣，但總關心影響到本身日常生活的政府施政。從長遠的角度而言，
草根階層社區組織若能動員市民大眾針對特區政府的房屋、教育、老 人服務等政策提出意見和批評，使其決策過程能多考慮基層的聲音，
將是對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貢獻。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領域是基層及中小學的公民教育，一般政黨因 為資源所限，無暇顧及，而中小學的正規課程亦較重視民族主義和愛 國教育方面。因此希望基層組織能在公民權利、人權、民主等方面下 功夫。此為民主發展扎根的工作，初期雖然較難獲得顯著的成效，但 應細水長流，持之以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