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由「正常家庭」內閱聽人「正常」收視反應的規訓，基本上可導 致兩方面的影響。其一是某些閱聽人的某些收視勞動被剝削，並被利用 來生產商品閱聽人，商業電視的營運建立在從中不知不覺所取得的剩餘 價值。台灣自 1980 年代晚期以來勞動生產力年增率持續升高，相對工 資卻未提昇，可能產生的勞資衝突緊張得以暫時延宕，在某種程度上要 歸 功 於 信 用 擴 張 以 及 商 品 閱 聽 人 帶 來 的 消 費 與 再 生 產 循 環 （ Chen, 2004）；另方面，其他閱聽人的其他收視勞動則被歧視、邊緣化或排 除，這除了資本邏輯的運作外，還有性別、性傾向與種族等宰制作為共 犯結構。臺灣媒體以中產階級、漢族、異性戀與男性為中心的文本暴力
因此得以收視率為護身符，9 而弱勢團體的抗爭能力也可能會被誘導同 化為消費能力（buying power，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只要有錢就人人平等 嗎？），犬儒地以經濟收入換取資本家與媒體的青睞。
或許有不少人對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仍心存質疑。商業電視本質確是 具剝削性與歧視性的。切莫輕忽收看電視這件事，開關機與轉換頻道之 間往往即是階級、性別與種族等鬥爭的幽黯場域，所謂的自由市場運作 等說詞不是簡化就是浪漫化其間的權力關係。這更不代表針對節目與廣 告文本進行「符號學游擊戰」或形象再現的挪用即足夠，因為商品閱聽 人的買賣已經避開批判的收視活動，而且在收視率調查規訓支撐下，電 視文本產製所容忍的迂迴空間只會越來越小。以美國為例，不挑戰商品 閱聽人的論述與交易，只讓民眾「識破」媒體生產的技術與軟硬體並不 一定帶來批判意識，反而越可能增加他（她）們的模仿欽羨（Lewis &
Jhally, 2000）；1996 年電訊法案在缺乏公眾辯論下，廣電所有權限制的 鬆綁被視為有利消費者選擇而在國會安然通過。越來越多美國人認為商 業媒體制度是世界最普遍的媒體結構選擇，若挑戰它就等同於擁抱共產 極權（McChesney, 2004）。由此可見，閱聽人的想像力與解讀資源無 法憑空存在。唯有主動出擊介入商品閱聽人的生產與交換、挑戰商業電 視體制的論述／物質基礎，以及肯定電視產值來自於閱聽人的勞動貢 獻，才能在制度上要求電視經營利潤進一步回饋以改善節目品質，而非 使得這些利潤大多飽入少數股東私囊；也唯有此才能在內容產製上回應 更多元觀眾，不歧視或排除弱勢族群閱聽人的勞動參與。
一如馬克思的商品批判所述，台灣商業媒體總把閱聽人勞動的價值 來源與內容神秘化為商品，以物品的關係取代生產的關係，只看到號稱 越來越精準的收視率調查與廣告買賣，卻隱藏了底下越來越廣化強化的 閱聽人勞動剩餘價值剝削。閱聽人不僅在廣告時段做工，充斥置入性行
銷的節目與蔓延商業訊息的公共空間，幾乎讓閱聽人清醒時就不停工 作。此不僅受鉅觀國家政策、資本流動與產業間權力關係影響，也在微 觀的日常生活中被許多論述、組織與技術鏤刻形塑，「去技術化」成
「志願性順從」的馴服商品閱聽人。而女性、低下階級與原住民等弱勢 團體則在家庭收視勞動過程中被「無形化」為不具生產力、被同工不同 價地歧視，亦即被論述排除或建構為次等且小眾的商品閱聽人。不論剝 削或歧視，閱聽人都被剝奪參與媒體營運決策、維持勞動過程自主與分 享勞動創造成果等應有權利。
本研究顯示，在台灣電視收視率調查的個案中，傅科的知識／權力 分析能夠構連馬克思主義的收視勞動說與女性主義的家務隱形批判，而 且特別注意生產主體化的客體時，論述賦予（embody）商品閱聽人充滿 性別、階級、種族等權力鏤刻痕跡的身體。商品閱聽人的柔順身體使台 灣商業電視的剝削不見血淚抗爭，連起碼的組織工會權（如籌組閱聽人 監督聯盟）與罷工權（如關機運動）10都引起不少爭議。父權的凝視則 使原本自由豐富的家庭收視姿態，逐漸向「正常家庭」的「正常作息」
身體看齊，商品閱聽人的誕生助長了所謂主流節目與流程的自我預言實 現，也強化了既有的不平等家務分工與性別角色扮演。傅科觀點將家庭 收視視為規訓權力運作的場域，提供了「盲點」論戰者費心尋覓的商品 閱聽人物質形式，避免了馬克思主義以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
解釋閱聽人勞工無法從結構限定的「在己階級」（class-in-itself）發展 出具鬥爭性階級意識的「為己階級」（class-for-itself）的尷尬，也提醒 了主張多元差異的女性主義者需留心虛構「正常閱聽人」的真實效果。
雖然「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鏤刻身體的 物質性權力卻散佈在各地、來自不同的起源，性別壓迫歧視往往與社會 其他剝削宰制犬牙交錯，多元差異間的合作聯盟似乎是女性解放無法避
免的策略。
商業電視體制鑲嵌在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諸多不義中，主張電視改 革者不能不同時觸及階級、種族與性別等結構的衝撞，否則若持「責怪 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的心態推廣潔身自愛式的閱聽人媒體素 養，則正中商業電視體制的下懷，使之可從容地把對抗圈限在私領域個 人收視自由內，將顛覆渠引到鄉愿批評的愉悅片刻。同樣，從事階級、
種族與性別等運動改革者也不能避開對商業電視體制的批判，這並非商 業電視給社運團體多少時段的工具問題，而是商業電視的本質違反社運 團體反剝削與反宰制的價值問題。身為勞動者的閱聽人不僅該有在私領 域以遙控器選擇頻道節目的自由，更需要有關媒體投資、生產與行銷的 決策參與權（Mosco, 2003; Stevenson, 2001, 2002）。雖然當初 Smythe
（1977）批判商品閱聽人時對如何進行階級鬥爭與改變結構語多保留，
在女性主義與傅科權力觀的補強加持後，若再進行商品閱聽人批判則可 左右逢源，足以在共同的結構矛盾點上與許多社運團體結盟合作以擴大 打擊面，而被歌頌的「正常家庭」則是合力出擊的主要目標之一。
註釋
1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意識、認同、實踐』女性主義學術研討會」
（清華大學，2003 年 9 月）。作者在此並感謝《新聞學研究》兩 位匿名評審的寶貴修改意見。
2 作者一向以小寫姓名自稱，以抗拒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與父權姓氏 系譜。
3 「生理微政治」指傅柯（Foucault, 1978）所謂的 biopower，即論述 與實踐形塑個人或社會身體（social body）的生產性權力運作。
4 馬克思主義者對地租論的討論請參見 Harvey（1982）。「盲點」論 戰者對電視產業究竟買賣何種商品的看法相當分歧複雜，從制度學 派到後現代觀點都有，本文作者則嘗試以多元決定的後馬克思觀 點，將商品閱聽人視為生產之前即先提供剩餘價值的虛構資本
（fictitious capital），請參見 Chen（2003）。
5 有關台灣家庭結構的改變，請參見伊慶春（1999）。
6 自 1997 年到 2000 年間陸續訪談電視公司、收視率調查公司、廣告 行銷與媒體購買公司等相關主管與政府官員共 20 人，詳細名單、
訪談時間、地點、訪談大綱與蒐集分析的資料請參見 Chen（1998, 2004）。
7 請 參 閱 http://www.broadcasters.com.tw/BMR 新 聞 /20021203 聯 合 報.html
8 請參見廣電市場研究公司有關操作型定義的網頁：
http://www.broadcasters.com.tw/q&a_1_1.htm
9 相較於以往，女性確實越來越是電視產業與文本籠絡的對象，尤其 以女性為訴求對象的廣告增加特別多，但是與絕大多數以中產階級 漢族男性為目標閱聽眾的電視文本相比則仍嫌不足，也尚未有如美 國 Lifetime 一樣的女性專門頻道（Meehan, 2002）。另外，許多所 謂的女性電視文本能否包容多元差異的女性聲音，還是只以中產階 級漢族男性慾望為中心投射出來的影像，也不無疑問。
10 請 參 閱 http://www.socialforce.org/phpBB/viewforum.php?f=31 中 的
「閱聽人監督媒體聯盟大事紀」與
http://twmedia.org/mediawatch/archives/ 2004 _ 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