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關聯的相關文獻

一、政治關聯的定義

政治關聯也稱為政治聯繫、政治關係或是社會資本，Fisman （2001）較早提出了 這一概念，但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只是描述了印度尼西亞一些企業與印尼前總統 Suharto 家族的關係，研究發現這些關係的存在對公司價值具有正面影響。政治關聯到 目前為止並沒有統一明確的定義，國外學者較多使用 Ficcio（2006）的定義，而中國大 陸關於政治關聯的研究則大多採用Fan，Wong and Zhang（2007）的定義。Faccio（2006）

對政治關聯的定義是：公司大股東（直接或間接擁有公司至少10%的投票權）或高管（如 CEO、主席、副總、秘書）是國會議員、部長或總理、州或地區的領導者（如獨裁者、

總統、國王、女王）或者和高層政治人物有著“密切關係”。Fan,Wong and Zhang (2007) 將 CEO 目前或曾經在政府機關（中央或地方政府）或軍隊任職看作是一種政治關聯。

除了被較多引用的這兩種定義外，許多學者也有其他不同的定義，如Bertrand et al. (2004) 通過考察公司CEO 的教育經歷，認為如果 CEO 畢業於精英學校，同時又具有政府部門 的任職經歷，就可以認為其所在企業具有政治關聯。Goldman et al.（2006） and Claessens et al. (2008)認為政治關聯則是公司通過選舉捐款，也就是政治獻金而形成與當選者之間 的關係。Francis et al.（2009）認為董事會成員中前任或現任政府官員的數量、與保險商 政治關係的強弱及股權性質可以作為政治關聯的代理變量。吳文鋒等（2008）把“公司 與擁有政治權利的個人所形成的隱性政治關係＂定義為政治關聯，這種隱性政治關係界 定的主要依據是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曾經在政府或軍隊中任職的經歷。

政治關聯既不是腐敗，它在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Faccio，2006）。政府關聯也不 等同於政府干預，政府干預是政府或官員出於公共目的或是個人私利，通過一些方式來 影響公司以幫助自己獲利或達到某種政治目標。企業和政府之間所形成的隱性的政治關 係，這種關係就是政治關聯，企業的目的是藉此謀求某些利益，政治關聯的發起方是企 業，而政治干預發起的主體則是政府。（牛曉燕、陳艷，2015）

二、政治關聯的衡量方法

政治關聯的研究重點在於如何將政治關聯進行量化測量，那不同學者也提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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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方法。根據近年來學者杜興強(2010）等的歸納，可大致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以 高管具有的政治聯繫及政治聯繫的程度作為公司政治關聯的替代，高管的範圍不一，狹 義的範圍僅包括CEO，而廣義的範圍包括了董事會成員、監事會的高管，甚至是最終控 制人；第二類是以除高管外的公司特徵為基礎的政治關聯衡量方法，像是企業股權中國 有股權所占的比例或是企業股價的回報等。而第一類是目前文獻中被廣泛採用的方法，

根據杜興強（2010）針對政治關聯衡量方法所做的分類，它大致又可以分為虛擬變量法、

比例法和賦值或評分法三個小類別。

第一個虛擬變量法衡量政治關聯的原理是，如果公司的高管或最終控制人等曾經或 目前在黨政機關（包括紀委）、政協常設機構、人大常設機構、公檢法、人民銀行或軍 隊任職，或曾經或現在是黨代表、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則賦值為 1，否則為 0。採用 這個方法的文獻有很多，典型的文獻有Khwaja and Mian (2005), Faccio (2006), Boubakri et al. (2008), Faccio and Parsley (2009), Fan et al. (2007), Hung et al. (2008), Goldman et al.

(2009),吳文鋒等（2008），黃玉麗等（2011），姚珊珊（2014）和 Yao and Shen (2015)等。

雖然這種方法是大部分文獻中衡量政治關聯的主要方法之一，但也存在著不足之處。比 如這種方法主要是定性衡量政治關聯的存在與否，但並未就政治關聯的強弱方面進行進 一步探討。對於中國大陸而言，也未充分符合資本市場的特性，因為這種方法並沒有對 政府官員類或是代表委員類等不同政治關聯來源途徑進行區分。因此有學者在這種衡量 方法的基礎上進行拓展，例如吳文峰（2008）增加了政治聯繫層級的區別，對於中央層 面和地方層面的政治關聯進行了區分，使得相關研究更加準確。

第二個比例法衡量政治關聯的原理是計算公司高管中有政治關聯的高管占全部高 管（或董事會人數）的比例，以此作為企業政治關聯的得分，如羅黨論和黃瓊宇（2008），

羅黨論和唐清泉（2009）等。

第三個賦值或評分法之原理為：研究者根據公司高管不同的政治身份或級別，為其 賦予不同的分值作為公司政治關聯的衡量。如王慶文和吳世農（2008）按照公司高管現 在或曾經在政府部門任職的最高行政級別對其政治影響力進行賦值，之後把公司高管的 得分相加，將最後的總分作為公司政治影響力指數得分，這種方法可以看做是虛擬變量 法的拓展。相關文獻還包括 Fisman (2001),胡旭陽（2006），陳小林和潘克勤（2007），

巫景飛等（2008），潘越等（2009），杜興強等（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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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興強（2010）通過對文獻的回顧也對各種政治關聯的衡量方法進行總結：以公司 特徵為基礎的政治關聯衡量方法（包括政府股權、政治獻金和地理位置）適用於與特定 政治人物建立的政治關聯，常用於研究資本市場的短期反應或企業價值；而以公司高管 的政治聯繫作為公司政治關聯的替代衡量方法則適用於大樣本、探討政治關聯經濟後果 的經驗研究。

三、政治關聯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調查相關文獻之後表明政治關聯會給企業帶來很多好處和利益。例如 Faccio et al.

(2006)選取了 1997-2002 年全球 35 個國家的資料，檢視政府給予企業補助與政治關聯間 的關係，結果表明，具政治關聯公司相比沒有政治關聯公司有更高的財務槓桿比率；當 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具政治關聯的企業更容易得到政府的債務減免甚至是直接救助，

也就是說，具有政治關聯的公司在面對財務困難時比無關聯公司有更大的可能擺脫困 境；而對於公司報酬方面，有政治關聯的企業之報酬也會增加。而 Faccio (2010)進一 步以 47 個國家的公司為樣本，其代理變數的設定為以公司的主要成員或大股東與政黨 往來的密切程度、擔任國會議員或部長，結果證實具政治關聯之公司具備較高的財務槓 桿，以及享有優惠稅率，或者較高的市占率，但卻有較差的資產報酬。此外，Faccio （2006）

還指出，在法律制度不健全或貪腐嚴重的國家，政治關聯對公司的價值提升更加明顯，

且當公司高管或大股東進入政界時，公司股票有著顯著的超常收益。在一個各項社會及 法律制度完善的國家，因為具有政治關聯而享受特別的待遇不應該是普遍的。然而對於 美國這樣擁有健全的金融市場及完善法規的已開發國家來說，政治關聯對公司業績亦具 正面的影響。這些研究大部分是以公司捐給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作為公司政治關聯的度 量標準，基本上都認為公司的政治關聯能給公司帶來價值的提升。（Roberts, 1990；

Jayachandran, 2006 ;Cooper, Gulen and Ovtcchiinnikov，2006；Goldman, Rocholl and So, 2006; Knight, 2007）。除了美國，Dombrovsky （2008）以拉脫維亞 1996-2005 年的公司 為樣本，對其政治關聯與政府救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政府官員往 往在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加入公司擔任高管，並最終能夠利用其政治資源幫助公司擺脫 困境。而黃玉麗，沈中華和林昆立（2011）使用台灣股票市場的資訊來研究債務資金成 本受到政治關聯的影響程度。研究結論顯示，如果公司主要的負責人存在政治黨派偏向 時，無論是支持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均能以低成本取得現金，且獲得較佳的信用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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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而且若公司存在兩個或大於兩個的政治關聯時，公司的利息成本可以被顯著地降 低。Kenneth S. Chan et al .（2012）選取中國大陸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 2005-2007 年的 1347 家上市公司的 3,585 個年度觀察數據為樣本，實證檢驗了企業的政治關聯與企業融 資約束（financing constraints）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具有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不受 融資約束的影響，這些公司更容易獲得外部信貸、融資政策優惠及隱性的政府擔保，而 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則有顯著的融資約束。

然而，政治關聯對公司也有負面影響或導致公司價值下降。如 Faccio (2002)認為政 治關聯是把“雙刃劍”，企業在享受政治關聯帶來各種好處的同時，不得不為維持政治關 聯付出很多成本，這可能消除政治關聯帶來的利益。對於企業而言，建立和維持政治關 聯可能會需要花費大量資源，從而增加了企業負擔，公司也可能會受到政府干預，使得 自身的經營決策受到政府政治目標和社會目標的影響。Faccio (2006)也指出有政治關聯 高管因為能力的不足而無法勝任從而導致的效率損失。或者在國有股份占控制地位的上 市公司中,政治關聯更多的表現為政府對公司經營活動的干預,從而損害公司的價值

（Fan，Wong and Zhang，2007）。Bertrand et al. (2007)檢視了法國公司高管的政治關聯 與公司業績的關係，結果顯示在選舉年度有政治關聯的高管所在公司的業績要顯著低於 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Boubakri et al. (2008)的實證研究表明有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比沒 有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的會計業績更差。王慶文和吳世農（2008）發現國有企業的政治 關聯對公司業績有負面影響。Fisman （2001）表明當印尼前總統 Suharto 身體健康惡化 的流言出現在市場上時，與 Suharto 家族有密切聯繫的上市公司的市場價值顯著下降。

Faccio and Parsley (2009)指出當總公司位於政治人物的故鄉時，容易因政治人物的非預

Faccio and Parsley (2009)指出當總公司位於政治人物的故鄉時，容易因政治人物的非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