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討論了清代驛傳系統之管理體制與清代文報遞送規範，可見清廷企圖 以一套具有嚴密、高效率性質的信息傳遞體系，作為政治運作的網絡工具，屢 加改革，並對文報驛傳訂立嚴格的使用規則。在邊疆開拓的過程中，驛傳系統 是保證戰爭期間聲息相通、號令迅速的必要條件。因此，兵鋒所到之處，驛遞 路線必定緊緊跟隨。同時，由於驛傳系統在傳遞重要軍事、政治信息，保持中 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地方內部之間的有效聯繫，使得驛傳系統總是與全國，特 別是邊疆地區的軍事防禦部署緊密連結在一起，特別具有戰略意義。清代從順
治朝直到光緒朝，反覆地針對驛傳系統進行改革與籌劃，必定是冀望其規制得 以順應時空變化，尤其是帝國疆域不斷擴大後面臨的管理挑戰。
驛傳速度的快慢與所耗費的人力、物力是成正比的，速度越快，耗費越 大。因此要保證驛傳系統的效率，就必須做到兩點：一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傳遞 最緊急的軍政要報；二是對一些不太緊急的文報，禁止其以加緊速度傳遞，以 免浪費驛傳系統的人力、物力。在有戰事的期間，軍事文報的傳遞數量與速度 都會增加，對於人力、物力的需求也會相對增加。因此維持驛傳系統的效率，
除了小心使用傳遞的速限外，亦可機動性的對驛站人員、物資進行調配，配合 現實的需求，支援戰事的進行。
一個政府的有效運作取決於對信息流動的仔細掌控。掌握資訊是一種權力 也是一種力量，清代驛傳道路的使用有其等級制度的制約與規範，例如特許馳 驛者，或禁止一般人民通行等。在利用之外，更注重嚴格的控制，藉著禁止一 般人民任意使用，控制了民間信息傳遞，統治者可以藉此了解社會與收集輿 論。59
「治」的實現，需要有一定的交通條件作為保證，作為帝國的血管之驛傳 系統，是否真如統治者所期望的，逐漸趨於完備而毫無缺點呢？而經由不斷改 革籌劃的驛傳系統是否真能在地方發生緊急事件時，在第一時間快速地經由驛 遞獲得來自地方的通報，先發制人地進行危機處理，並且能夠有效率地獲知案 情的回覆，以便持續進行後續追蹤或是災後重建等等，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帝 國的安全與穩定。
乾隆年間大量增加的人口造就了許多的流民。就百姓而言，他們對社會中 新增加的許多流民感到不安，由於缺乏同鄉同族的情誼，這些以道士、乞丐、
泥水匠為業的流民，引發當地人的心理惶恐，於是在江南地區社會漸漸醞釀出 一股厭惡、恐懼道士、乞丐、泥水匠的氣氛。
1768 年 (乾隆三十三年)，很多道士、乞丐、泥水匠被指控偷偷剪斷別人辮 子或衣襟，奪走被剪者的神智魂魄。此類案件蔓延江南乃至北方數省，遍及江
59 根據王子今的研究，秘密社會的發展，多是倚藉著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發展迅速傳播。
在起事時，亦因此在信息情報與軍事指揮上有其優勢。王子今，《交通與古代社會》，頁 35。
蘇、浙江、河南、安徽、山東、直隸等各省，案子從 1768 年至 1769 年（乾隆 三十三年~乾隆三十四年）才稍告平息，審理期間長達十個月左右，很多被控 者在逼供過程中冤死：
乾隆間割辮匪徒事，始浙江，蔓延甚廣，遠如吉林亦有此說，民間日夜 驚恐。又言被翦人非并根翦去，必死。於是被翦者皆翦其根。復有買所 翦之辮者，云造橋用，無稽之言，不可窮詰。高宗嚴旨緝獲多人，解京 質審，悉非真犯。大索年餘，迄不得蹤跡。其後朝廷燭見情偽，飭禁妄 挐。詔旨甫頒，訛言頓息。自此數十年，無復有傳說者。60
君主和臣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剪辮案的妖黨懷有恐懼；他們都很快地從易 受攻擊、處於太平盛世邊緣的人們中找到替罪羔羊。61由於恐懼的因素制約著皇 帝在危機初期謹慎行事，並促使他一直透過機密管道進行通訊聯絡。乾隆朝的 君主官僚關係，說是乾綱獨斷，但又有很多方面皇帝無法控制，官吏的上下敷 衍早已使皇帝心中忐忑不定。在漢人文化的中心－江南，聽說發生了剪辮的案 子，辮子是滿族統治漢族的文化象徵，剪去辮子等同於向滿人的統治權威挑 釁。這樣一樁叛逆行為在發生初期竟沒有大臣上報。
自發生割辮案件近一個月內，這些督撫們彼此抱持著觀望的態度，畢竟這 些日理萬機的大員們只從地方官員那裡獲報了一些消息，仍然無法確定這些在 盛世裡發生的怪案是否屬實，在毫無頭緒之下輕易經辦搞不好只會落得吃力不 討好的下場。終於，皇帝透過奏摺得知了這個消息，被蒙在鼓裡多時的皇帝在 傳諭多次後，部分地方大員竟無所回應或是回應遲緩，更使皇帝氣極敗壞：
前聞江浙地方有偷割髮辮之事，蔓延數省，即降旨該撫嚴切查辦……自 六月十六日傳諭以來，迄今已二十餘日，並未見該省弋獲一犯，及作何 辦理情形具摺覆奏……今此案匪犯既始於該省，況敢肆行無忌，該撫平 日豈竟毫無見聞……豈朕委任封疆之意。再傳諭彰寶令其將因何不即覆 奏，並如何設法訪緝有無獲犯……馳驛六百里逐一速行據實奏聞……再 漫不經心，則是該撫自取罪戾。62
60 吳仲雲，《養吉齋叢錄》，頁 327。
61 孔復禮（Philip A. Kuhn）著，陳兼、劉昶譯，《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頁 302。
62 《乾隆朝上諭檔》，第五冊，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字寄江蘇巡撫彰寶。
皇帝開始認真想要查辦這件事的消息很快傳到其他地方大員的耳中，儘管 官僚們頗習慣於敷衍，如同先前討論部份大員鮮少上呈奏摺一樣，但皇威依然 顯赫，如果不認真查辦此事，可能危及身家。針對乾隆皇帝的切責，江蘇巡撫 彰寶後來在奏摺中解釋道：
臣因七月初三奉到聖諭勒速奏聞，隨于七月初八日將現在上緊嚴緝辦理 情形恭摺差齎具奏在案（硃批：此摺尚未到）。但恐差齎稍遲，所有臣 前摺情節再摘敘清單，恭承御覽……所有一切辦理情形理合再行由驛具 奏，伏乞皇上聖鑒。63
江蘇巡撫彰寶上的這份奏摺，其硃批日期為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乾隆皇 帝的硃批中提到「此摺尚未到」，此摺意指彰寶於七月初八日覆奏七月初三日 上諭，而這份奏摺是由彰寶自行以弁役家人齎送，而非使用驛馳遞送，所以從 七月初八日遞送後，直到七月十五日仍然未能送到皇帝面前。從這兩份公文一 來一往的過程與內容，可以察覺在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割辮案在江南一帶鬧得沸 沸揚揚之際，清代驛傳系統本身的制度規範中似乎也浮現出一些問題。
又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在這段期間，乾隆皇帝嚴厲申令地方官員 嚴加追查、緝拿匪犯，要求各地督撫大員以 600 里馳遞回報追查實情。但此時 湖廣永州鎮總兵顧鋐卻因為使用了 800 里飛遞而惹惱了乾隆皇帝：
據湖廣永州鎮總兵顧鋐奏到兩摺，一由六百里馳遞，一則竟用八百里飛 遞，朕謂必係地方非常緊要事件，即閱奏摺，不過緝獲傳布謠言及割辮 匪犯之事。此等匪徒蔓延數省，文武官弁緝有正犯，自宜星速馳報奏。
但由驛六百已足迅達，若八百里郵符本不經見，何得妄行填用駭人聽 聞，且先後只隔一日，該鎮有何迫不及待而連發兩報，又較常加緊滋擾 郵傳，可謂全不知事理輕重……顧鋐著交部嚴加議處。64
官僚如何回應君主，從檔案文件中來看，其中有一些抵制是經過深思熟慮 的；有一些是由於官僚程序的顢頇、阻止了對緊急事件的即時因應；再有一些 可能是某些官員因不可知論而產生的輕視，使他們不把「事件」當作一回事；
還有一些可能是害怕清剿會危及自己的仕途；或是一些耿直的官員，拒絕隨意
63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輯，《史料旬刊》，第七期，天 124-125，總頁 121，割辮案張寶摺二。
64《乾隆朝上諭檔》，第五冊，頁 475，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根據不實的消息迫害無辜的民眾。65
從這兩個事例，隱約可以嗅出乾隆朝驛傳系統不僅面臨體制有所缺失的困 境，在面對割辮案的同時，浮現出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絕對不只 發生在 1768 年（乾隆三十三年），在這之前與之後，亦是層出不窮的。這個問 題的核心於，中央與地方對於緊急事件的認知有所落差。根據前文，清代規定 若非緊急事務，地方大員的奏摺理應由專差遞送、不得擅動驛站。但是從彰寶 與顧鋐對割辮案事宜奏報的方式可以發現，彰寶初期似乎不認為其所奏報事宜 屬於緊急事件，因而未選擇驛馳遞送，但是皇帝認為這樣的事情應當由驛遞 送；顧鋐認為他所奏報的情事相當急迫而用了最緊急的 800 里馳遞，卻被皇帝 認為並不是那麼地緊急，有騷擾驛站之過，因而惹惱了皇帝。
雖然皇帝曾經三申五令地方官員非緊急事件，不可過度動用驛馳，以免擾 驛。但是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如果中央與地方之間對於緊急事件的認知、判定 標準有落差的話，將會導致一種狀況，即一旦地方發生了足以動搖國家根基的 叛亂或災荒，地方官員因為害怕生事而未以驛馳將事奏報中央，延誤了黃金救 援時間，無法在第一時間進行「危機處理」，使得事件蔓延地區擴大、善後時 間延長。
如同 1768 年至 1769 年（乾隆三十三年~乾隆三十四年）蔓延數省的割辮案
如同 1768 年至 1769 年（乾隆三十三年~乾隆三十四年）蔓延數省的割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