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取代哲學、希望代替知識的實踐哲學

作為羅狄哲學論述的中心人物，傅柯、海德格、德希達三人對於政治、社會、

人的能動性（agency）間的關係雖各有所描述，但其指渉的最終旨意卻無不同。

傅柯秉持激進的政治的意識，將社會變遷的急迫性與人被語言取代的緊迫感結合 起來，他認為：「隨著語言的存在愈來愈明亮地照耀著我們的地平線，人類便逐 漸地消亡（Foucault，1974：386）。這種政治左派的看法，與身處政治右派的早 期海德格竟是不謀而合，海德格認為：「人本主義是對出現的形上學的最後階段，

是對迄今已窮途末路的、把語言看作是人類手中工具並服務於我們意志的理解存 有方式的最後掙扎的最好稱呼」（Krell，1978：202）。

在對海德格〈給人文主義的書信〉中的闡述，德希達對海德格「改變現狀」

必要性的堅持甚表認同，但德氏更進一步指出，海德格走出「人」的方式不會有 所效果，畢竟「風格的改變」將更為有用，因為「風格能夠說幾種語言，產生幾 種文本」（Derrida，1982：135）。

這三位哲學家，雖然他們的動機不一樣，但卻都一致認為，語言是一種不能 歸在於「人」的概念下的現象，我們不該將語言簡單地看作是人類用符號和聲音 達到某些目的的東西。換言之，他們三人都暗示，對語言「超越人」這個事實的 認識，將可以為「社會–政治鍵結」提供新的思考的可能性。目前，這種激進政 治與解構批評之間的緊密聯繫，是哲學家們讓語言佔有先前為「人」佔有的位置 所作努力的主要結果。例如當今，英美許多大學的文學系已經逐漸代替社會科學 系或社會哲學系，這個結果，意謂著文學擺脫「文學只是一種對空無不斷命名的

虛假浪名⁹」批評的努力已經奏效。這個結果，也意味著文學不再只是人們讓不 安精神可以找到棲息的地方，它也不再只是人類從中可以找到自己最深刻本質的 地方，文學應該是能夠導致社會永動活力的力量來源，亦即它是導致社會實踐的 動力出處。解構主義者希望，這樣以「文學取代哲學」的行動能夠成為一種新模 式，這個模式若能被大量地認同，則可從而成為「用希望代替知識」的一個新的 例證。

羅狄指出，實用主義作為改變自我形象的企圖，是以達爾文「人之所以異於 其他動物，主要在於人類行為的複雜性」作為其前提（Rorty，1999b：69）。柏 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認為，人以外的動物居住於感官表象的世界，由於它們無法 致知，因而只能依憑外界之表象變化而調適其生命。人類就與其他動物迥然不 同，人可以精確理解週遭事物及本身內在及不變的本質，亦即可以透過知識的力 量穿透潛藏的表象而到達理解真正的實在。實用主義在作為廣義的反本質論、及 作為打破事物內在及外在特質區分的立場上，它旨在創造一個異於傳統哲學的一 套新語彙及可以改變的哲學提問：從本體論、知識論的問題範圍直接轉向政治 的、倫理學的實踐問題領域，形成當下哲學新方向（Rorty，1999b：70）。

或有教育學者擔憂，在後現代情境下片面且以權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發 展，已經使教育領域長久以來的改革愈形惡化（Apple，1988：1）。更有人擔心，

後現代主義所表現的是現代西方文化的衰落的象徵，而非其復興的徵兆，意即此 時西方文化正面臨著一場深刻且全面的危機，有人說這是啟蒙志業的失敗。但是 詳細來說，啟蒙有兩個志業：一是哲學的，另一則是政治的。前者在於發現一個 新的、能被理解的新世界觀點，而且以大寫的自然（Nature）以及大寫的理性

（Reason）取代上帝；後者旨在地球上創造一天堂，亦即創造一個沒有城堡、沒 有階級、沒有壓迫的政治烏托邦社會（Rorty，1997：35）。啟蒙的政治志業並未

9 「文學是一種對空無不斷的命名」，這是引自哲學家德․曼（de Man）的說法。

失敗，而是以極緩的速度在進行著。人類通往烏托邦的捷徑似乎已經隨著法西斯 主義（Fascism）和馬克思主義（Marxism）的沒落而終結，因此人們只能仰賴另 一條荊棘的道路到達：那是一條從社會變遷和社會制度改革的自由民主的道路；

這是一條以人類最大自由度和最少人性作為路標，而通往成功政治啟蒙志業之 路。道路中鋪設的是人類的社會希望，而非塵封的知識累積（Rorty，1997：

35-36）。

啟蒙運動後政治暨社會環境的迅速變遷，證明了社會關係的整套制度或語彙 都可在一夕之間被更新換代，也證明了「真理是被創造而非被發現」的羅狄政治 哲學律則（Rorty，1999b：103）。這個律則遠在兩百多年前的法國大革命開始，

就逐漸擄獲歐洲人的心，並激發他們的想像力。一部分的知識份子開始臆想，人 類可以撇開諸如神的意志或人的本性這些先驗或永恆的議題，而直接去構思一幅 未來社會景象之圖畫。在此同時，更有一些浪漫主義的詩人開始去思索，在藝術 領域中發生的一切已經不再只是純粹的模仿，而是藝術家的自我創造。他們並且 宣稱：他們的彩繪之筆或雕刻之刀已經伸展到各種領域中，已經取代曾經由哲學 及宗教佔有的位置。結果，小說、詩歌、戲劇、繪畫、雕刻、建築……等這些舉 凡可以進行創作的藝術，都以無比銳利的態勢攻佔對人類發揮影響力的制高點。

這個以文學及藝術領銜的新的烏托邦故事，乍看之下雖有點兒像科幻小說，但它 契合於啟蒙政治志業的事實，確實讓人無法懷疑它會發生在當今的社會（Rorty，

1997：39）。進入二十世紀後的藝術及政治這兩股實踐的科學逐漸合而為一，成 為佔據西方主流位置的新語彙。羅狄的後哲學文化就是當今流行的「實踐哲學」

新語境的一個明顯例證。

當 前 羅 狄 的 實 踐 哲 學 面 臨 到 一 個 與 早 期 法 蘭 克 福 學 派 （ The Frankfurt School）相同的困境，即時代的「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對人們思想的 掌控而不自覺。其實當時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及阿多諾

（Theodor Adorno，1903-1969）早已注意到在人類理性化的過程中，大眾傳媒易 對人的自主性造成冺沒及斲傷，以致藝術品在文化工業濫觴下逐漸失去它的原有 的品味與它們真善美的精神。但諷刺的是，羅狄雖然遭遇到相同的情況，羅狄儘 管與霍克海默、阿多諾一樣的拒斥啟蒙理性，但不同的是，羅狄並未拒絕享受自 由民主體制下資本主義的物質生活（Rorty，1991a：197），所以羅狄的哲學並未 避開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所擔心的後果–社會異化（alienation）及意識形態

（ideology）宰制的結局。羅狄曾經自信的說，他的詩意文化所建構的社會不存 在任何偏侷的意識形態（Rorty，1989：73）。事實上，他意指的意識形態應該是 馬克思主義形式的意識形態（Thompson，1990：98-99），他可能沒意識到非馬 克思主義形式的意識形態，其實也能柔媚地寄生在商品中而消磨掉人的自主性意 識。

羅狄的「對話教育哲學」概念，固然存在著對社會中的痛苦、殘酷、屈辱等 作出反諷的論斷（Rorty，1989：92、146），但在內容上未若霍克海默與阿多諾 的深刻反思卻也是實情。為此，伯因斯坦批評羅狄的實踐哲學未能深刻反省，而 一味只替現實的社會進行辯護（Bernstein，1991：233）。這一點或許是羅狄的實 踐哲學有所不足而值得深刻反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