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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不僅指文體的革命,同時也指內容的革 新,其發生的原因極為複雜,結果形成波瀾壯闊的新文學運動。

此運動「一方面固然是思想解放運動的直接結果,另一方面,它 反過來又給予思想解放運以偉大的推動力。」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 與文學革命有不可分論的關係。當時的思想改革家,幾乎沒有一個人 不曾對文學革命予以特別的關注。其中有些人是文學革命的開拓者,

而胡適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在文學革命運動中,胡適扮演的角色 比誰都重要,因為它由胡適引起、發展、而整理的。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所提出的「八事」,除了「須講求文 法」一點外,其餘七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並非空前的見解。所 謂八事即: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 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 的方面。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倣古人。八、須言之有物。

----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

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發展已有求變的趨勢。中國原有一千多年的 白話文學,如禪門語錄、理學語錄、白話詩詞曲子、白話小說等,清 末為開通民智,京師及各省辦了許多白話報,白話既有歷史淵源,用 途又愈來愈廣,自然容易應合一般人的心理要求。

文學革命實屬於「理有固然」。但如果沒有先覺的少數人率先倡 導,那麼文學革命,絕不會在一九一七年發生,可能要延遲十年、二 十年。即使遲至十年、二十年後,也總要有人一馬當先出來提倡。因 此胡適很坦白地說:

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 出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胡適,1974:31)

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開始討論文學改良一事。當一九一 五年,胡適思索文學革命時不過是二十四歲的年青人,可是他已受到 晚清文學改良人士及其他中西思潮的影響。他在美國的文學爭論,大 概可分為兩期:前期是他不願完全放棄文言的使用,但一邊又主張用 白話來創造「有質」的文學(大約自一九一五年八月至一九一六年六 月);後期是主張文學全面改用白話(一九一六年七月以後)較前期 思想不同之處,即「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 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後半期的論爭幾 乎集中於「白話是否適用於詩」的一方面。在前期的戰鬥,可以說胡 適成功地說服他的敵人,但在後期,他並沒有成功,那時期爭論到一 九二○年代,還沒完全結束。可是經過這番磨鍊,胡適的文學思想與 見解確有長足的進步。

胡適雖然是個「實驗主義者」,但是就文學革命的始發,他又始

終是個夾在必然和偶然之間的邊緣人。要了解胡適文學革命思想怎麼 建立起來,可根據《留學日記》作一張年代記:

一九一五年

八月 胡適收到鍾文鰲寫「廢除漢字,改用字母」的信。

八月二十六日 胡適發表〈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於美 東學生年會之「文學與科學研究會」。此文的旨意,是 為了救古文之弊而強調文法之重要性。

九月十七日 胡適寫〈送梅覲莊哈佛大學詩〉。詩云:「神州文 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 命其時矣。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提出「文學 革命」一詞。

九月十九日 任叔永戲贈〈任生用胡生送梅生往哈佛大學句送 胡生往科崙比亞大學〉詩。其詩中雖有「文學今革命」

一句,內容卻是戲弄胡適的作詩態度。

九月二十日 胡適轉入哥崙比亞大學,成為杜威的門徒。

九月二十一日 胡適寫〈依韻和叔永戲贈詩〉。他在此詩說:「詩 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

一九一六年

二月三日 胡適在〈與覲莊書〉中,論文學改良之三事。第一、

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 同日的日記中又記載:「覲莊嘗以書來,論文之文字與 詩之文字截然為兩途」。

二月 胡適與陳獨秀開始書信來往。

二月十日 任叔永答胡適〈論改良文學書〉。

四月五日 胡適寫〈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一文。

四月十六日 胡適在〈沁園春〉誓詩中說:「從今後,儻傍人 門戶,不是男兒」的覺悟。

四月十七日 胡適論中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 摹倣古人;三曰言之無物。

六月 胡適往克利佛蘭(Cleveland) 赴「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 會」(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往來 時經過綺色佳(Ithaca),與任叔永、唐擘黃、楊杏佛等 談論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日記裡列舉了九點綱要。

七月六日 胡適在綺色佳與叔永、杏佛、擘黃三人談文學改良 之法。胡氏主張以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小說,其論大略 如下: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 人聽得懂之故。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三、

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四、白話不鄙俗,而

且甚優美適用。凡言語要以達意為主,其不能達意者,

則為不美。

七月廿二日 胡適寫〈答梅覲莊〉白話詩。因此詩而引起大風 波。

七月廿九日 胡適在日記裡寫文學革命之四個目的。其綱要即 是用今日的語言而創造今日的文學。所以他在末尾說:

「與其作一個作‘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 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 斜出’‘舍大道而不由’的胡適。此四條乃適夢想中文 革命之宣言書也。」

八月八日 梅光迪提出「文學革命四大綱」:一、擯去通陳言 腐語;二、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三、添入新名詞;四、

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之一部分 以加入文學。

八月三一日 胡適完成新文學的要點八事。

一九一七年

一月 胡適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二卷五號。

二月 陳獨秀把〈文學革命論〉刊載於《新青年》二卷六號。

五月 胡適把〈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刊於《新青年》三卷三號。

六月十日 胡適回國,抵達上海。

當初,因為胡適不想廢棄古文,所以他早期的文學觀,不過是想 如何普及文言並阻礙字母運動的浪潮。

一九一五年夏天,胡適將古文是半死文字的見解,向他幾個朋友 談論,引起了熱烈的反應,態度最保守、反對最力的是梅光迪,絕對 不承認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然而梅、胡並非事事針鋒相對,兩 人都是以文學改良為治,以期言之有物。至於用白話寫「詩」與「文」

的問題,胡適覺得「文」已不成問題,只剩「詩」一關還待突破。於 是到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胡適寫一首白話打油詩為他們重新展 開關於文學革命的書信來往。這次爭辯的理由在於「詩的文字必須用 長期鍛鍊的美文才可」,據此,梅光迪主張「復用古字而增加字數」。

關於這個目題,胡適最為反對,成為兩人有關文學革命最大的歧見之 一。

胡適主張文學革命應自民間文學入手,以「普及」為目標,所以 他認為,「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 數之國人為一大能事。」(胡適,1974:55)他又說:「我們這批當代 的詩人和作家正應該把這些所謂俗語俗字鍛鍊起來,提高他們的地 位,把他們提到詩歌文學裡來。」(唐德剛,1981:150)可是梅光迪 則說要緊的是「提高」文學水準。他以為,所謂「文學不當為少數文

人之私產」,只能是一種理想,「實際上文學修養並非人人所能擁有,

文學修養絕非販夫走卒所能盡有。」因此他被指為提倡「貴族文學」。

胡適批評當時的詩壇說: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二曰摹倣古人……。

三曰言之無物。……晚近惟黃公度可稱健者。餘人如陳之立、鄭 孝胥,皆言之無物者也。文勝之敝,至於此極,文學之衰,此其 總因矣。」

大家已認同須要「詩界革命」的情況之下,高聲發出自己的意見,

總是難免的。胡適描述當時怎麼進行第二期白話詩論爭:

「覲莊所謂『文』自然指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書裡所謂『文』(近 來人叫做『美文』)在這一點上,我並不懷疑,因為我在幾年前 曾做過許多的白話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 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作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 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共賸一座詩的壁壘,還須 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 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做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 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胡適,1974:61)

胡適的發難終於成為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的一個開端。他回國以 後,事情轉變,得到陳獨秀等人的助力,使文學革命的聲浪溢濫天下。

可是以整個局面來講,如果沒有那種爭辯,胡適是不是會在一九一七 年發表那篇文學革命的發難文章,實在未可預料。因此,他自述搞文 學革命是被梅光迪等朋友「逼上梁山」,頗有道理。他有一段話表示 感謝他們:

「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 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 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 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胡適,1974:66)

一九一七年六月回國,經過七年的奮鬥,拿到博士候選人的資格 回國。在那時,胡適已將〈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新青年》上。陳 獨秀創刊《新青年》時,正是中西文化衝突、思想行為發生變遷之際。

在當時許多傳播媒體刊物中,《新青年》是最具影響力的刊物之一,

它是「五四運動時代之急先鋒」,也是「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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