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治理體制的浮現，不僅有助於釐清剝皮寮抗爭的襲產化轉折，
也可藉此從新的角度探討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深化剝皮寮個案的意 義。
相對於將文化治理界定為以文化之名遂行政治經濟的調節與爭議，以 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狄恩（Michel Dean, 2003: 117）和班恩（Henrik P. Bang, 2004: 159）曾提出另一種文化治 理界定，認為當代自由民主體制面臨的複雜狀態，不再能以技術官僚組織 或自由市場機制來運作，也不再能仰賴對社會成員的直接指揮和控制，而 是要求制度及實作的運行和改革，必須以個人自我治理和自我轉變為媒介。
這展現為通過多元文化主義來承認公共領域中的文化差異（Dean, 2003:
117），也是對個人反身性（reflexivity）的要求，個體要「能夠、願意且理 解如何按照既定社會、領域、場域或人群裡形成決策的過程，來操作差異 或操持自由」（Bang, 2004: 160）。
所以，新文化治理體制不僅涉及文化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強大調節作 用，也牽涉了新主體的構成——反身性自我治理的個體——從而透露了國 家機器和社會（及其成員）的新關係：內化了社會期望的自我節制、規制 和導航，但出於自主性、自由、民主、分權之名，因而要求自我承擔責任
（因此與新自由主義治理有密切關係）。當然，新文化治理體制要求的反 身性個體，不僅止於主動迎合社會主導秩序的統治邏輯，也可能成為抵抗 的反思主體，這正是新文化治理的內部張力（王志弘，2010a: 16）。公民 社會中為了爭取居住權利而自我組織的剝皮寮居民，以及後來接受專家建 議而採取文化策略，並反思自己家園的歷史意義的居民，都深陷這種既迎 合自我治理之（文化）邏輯，又秉其反身性而對抗的弔詭位置。這種張力 還鑲嵌於當前文化治理的文明化（理性化、淨化、美化、自我節制）和奇
新文化治理體制與國家—社會關係：剝皮寮的襲產化
魅化（奇觀化、情慾化、魔幻化）趨勢，以及兼具美學素養和經濟效用的 曖昧中。
台灣學界過去在分析台灣社會性質和經濟動力，試圖掌握國家、資本 和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時，有各種理論參照架構，包括新古典經濟學的市 場論、現代化理論、重視美國霸權和世界體系秩序的依賴發展論，以及主 張國家扮演關鍵領導和干預作用的發展型國家觀點等，尤以發展型國家理 論引起最多討論10。然而，1980 年代晚期以降，冷戰局勢丕變、東亞後進 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和民主化、中國及其他新興工業國崛起，導致新一波國 際分工和資本流動。此外，全球競爭加劇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不斷、區域 和都市治理角色提升的再尺度化（rescaling）11，新地域意識和民族主義興 起，以及新自由主義化和國族國家衰退等論點，都使得發展型國家的解釋 效力備受質疑。
再者，發展型國家的引導和控制企圖，在民主化和自由化論者看來，
也往往成為威權和腐敗代名詞，失去了作為統治模型的正當性。面臨資本 跨國流動，以及各種新自由主義治理措施，如解除管制、公私合夥、民營 化等，發展型國家到底是逐漸失能、掏空、轉型，或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例 如選擇性的再管制化、健保等社會立法的持續），也成為辯論的焦點（鄭 為元，1999；李耀泰，2008；林文斌，2008）。
不過，現實的複雜變化顯然不是單純從國家主導到資本主導，或從宣 示社會重分配到強調經濟再發展。因此，若認定發展型國家（和威權侍從 體制）理論完全失效，必須採取新自由主義治理（或資本集團主導的新政
10 發展型國家的論點有時候會將技術官僚主導經濟發展的基礎，奠定在威權侍從體制上。
中央政府和國民黨占主導地位的穩固政治核心，選擇性的吸納、排除和鎮壓特定社會 力量。這個體制可能被當成是台灣經濟奇蹟和政治穩定的功臣，或反過來評價為黨國 獨大下政治與文化壓迫的禍首，但廣為接受是台灣 1980 年代以前的基本社會構造。
11 亦即，相對於國族國家，超國家組織（如區域結盟）和次國家單位（如區域和城市政 府）被認為已成為經濟發展、政治運作和社會治理的關鍵尺度。
世新人文社會學報 第十三期
商關係）視角，可能過於簡化12。我認為，市民社會內部力量（資本集團 也是其中一環）配置和動力的轉化，以及國家面對多重社會力量時的回應、
收編、退讓或引導嘗試，亦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非國家本身的性質，
才是掌握複雜社會變遷的關鍵切入點。
進一步言，除了國家政策、經濟動態和產業變遷外，文化面向也是探 討國家與社會關係的重點。各種宏觀解釋性框架，無論是威權侍從體制（林 佳龍，1989）、黨國資本主義（瞿宛文，1995；張鐵志，2008），或台灣社 會轉型中的新政商關係形構（王振寰，1993），以迄國族建構和選舉政治 下民粹威權體制的出現和爭論（王振寰、錢永祥，1995；台灣社會研究編 委會，2004；謝昇佑、魏龍達，2009），都有深刻的文化向度，而不論文 化是理解為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價值信念、人際關係運作模式，或認同 政治和主體性的形構。
因此，不僅止於狹義的文化事務管理，而是指稱更廣泛的、通過文化 來治理與爭鬥的文化治理概念，可以在理解台灣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轉變時 派上用場。文化治理不只是藝文活動、博物館與史蹟管理，或是語言、教 育和媒體政策，而是展布於每個公共事務領域、中介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並促成特定主體形構的所在，它是以文化之名、以文化為媒介的一般治理 機制。如前所述，反身性是當前新文化治理體制的重要特徵，它要求個體 的主動性、積極參與、自我治理和反身自我指涉。更甚者，這種反身性往 往是通過有關歷史、記憶、認同和意義的思索和質問，以再現、論述、符 號的建構和詮釋而呈現出來的；或者說，這些文化化（culturalized）的議 題、再現建構和符號詮釋，經常要求一種回返自身的程序，而這種反身性 既是系統的回應性修正調整，也是有所承擔的主體（carrying subject）的
12 例如，晚近台灣學界在區域和城市治理課題上，紛紛採取西方新自由主義都市化、新 自由主義治理或企業主義都市治理等觀點，尤其運用於去工業化和全球城市競爭下因 應策略的討論，例見：藍逸之（2007）；藍逸之、李承嘉（2009）；周素卿、吳幸玲、
江尚書（2009）；江尚書、周素卿、吳幸玲（2010）等。但是，這些研究多少會顧慮到 國家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新文化治理體制與國家—社會關係：剝皮寮的襲產化
自我紀律和自我提升13。
於是，剝皮寮的襲產化，不僅是市民抗爭、歷史保存和都市再生的課 題，還可以從國家與社會、公共事務與主體構成之間的新關係著眼。剝皮 寮襲產化所體現的新文化治理體制，就是通過「文化化」的論述策略、公 民社會對自身歷史的反身性和參與性介入、市民抗爭刻意迴避私產權主張 的自我節制，以及政府回應性地吸納社會力量而構成的。新文化治理場域 確實是以文化之名，開啟了民眾主動參與的契機，但也強調群眾的自我管 理、節制和反身監督。在這種文化反身性的有節制衝突和協調中，又往往 暗含著「文明化」母題，以及消費和經濟導向下的「奇魅化」基調，或者 說，兼有美學素養和經濟效用，內蘊著選擇性吸納和排除的緊張。
首先，文明化母題（及其美化、淨化和理性化的子題）貫穿了不同階 段的文化治理體制。台灣過去的文化治理籲求民族精神和道德教化，1980 年代以後轉為消費文化，晚近則高舉多元文化主義。各時期的主導技術不 同，從由上而下的教化灌輸規訓，轉而以市民自主和參與之名推展的自我 負責和自制（自我治理）。不過，這些治理重點和技術，都是文明化母題 的不同展現。過去文明進步可能意味著追求經濟現代化、延續中華傳統的 文化生命，或禮儀教養等。當前的文明化內涵則是指公民積極參與、終身 學習，以及成為有品味的合格消費者。再者，無論是現代化或經濟成長，
現在都不能只以效率、效用、利潤來評斷，還要納入文明化修辭，要求企 業責任、消費者主權和社會福祉等。多元文化、關懷弱勢、公平分配、歷 史保存和自然保育，也都是文明的新修辭。剝皮寮歷史街區基於在市民抗 爭中塑造出來的歷史價值，也是通過懷舊展示和文化消費來塑造自我治理 式主體的文明化場所。
其次，在文明化之旁，在自我節制、理性自持和品味教養之外，卻有
13 就持續的自我提升而論，這種反身性的文化治理或自我治理，類似新自由主義論述中，
要求個人持續成長、培植競爭力、將自身當成一個企業般來經營，成為「進取主體」
（entrepreneurial subject）的信念，參見：du Gay (1996)、Banks (2007: 5）。
世新人文社會學報 第十三期
著持續存在的奇魅化。奇魅化在過去可能因為連結上魔術、奇幻和偏離主 流的慾望，而被斥為落伍、迷信、異端或踰越的威脅。禮儀教養和理性的 推展，意味了神奇魔幻世界的退縮。然而，無論是中世紀基督文明下的俗 世嘉年華、同啟蒙運動和工業化共生的浪漫主義、廿世紀魔幻寫實文學，
或晚近線上奇幻遊戲、《哈利波特》和《魔戒》的通俗文化，各種消費文 化魅力和節慶奇觀的持續演替，都在文明化及其除魅（disenchantment）淨
或晚近線上奇幻遊戲、《哈利波特》和《魔戒》的通俗文化，各種消費文 化魅力和節慶奇觀的持續演替，都在文明化及其除魅（disenchantment）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