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文獻中衡量代間流動性的方法有許多種，Becker 與 Tomes(1979)、
Solon(2013)使用父代與子代收入間的關係觀察兩代間的代間所得流動性；而 Chetty(2014)則使用父代與子代間收入排名的關係，衡量兩間代間所得排名的流 動性；Jason 與 Joseph(2015)、Jorgen(2015)衡量的方式則依據三代間職業階層的 變化；莊奕琦與陳晏羚(2011)探討的為父代與子代間社會階級的關係，以及教育 是否為促進階級流動的重要因素。因此，首先本文將分別由不同衡量代間流動性 的方式回顧國內外的文獻。
在以所得衡量代間流動性方面，Becker 與 Tomes(1979)使用父母的收入及子 女的收入間的關係衡量兩代間的代間所得流動，並發現高收入的父母對子女的投 資會越多。其中原因為，收入越高的父母，擁有較多的資源，因此對子女的投資 也就越多；而另一方面，收入越高的父母會想要子女表現得跟自己一樣優秀，因 此會有更高的動機去投資子女，讓子女變得跟自己一樣，如此一來，子女也更有 能力去繼承父母的財富。換言之，父母對於子女的投資提高了子女人力資本收益 回報，也就是說當父母的收益越高，更傾向於投資子女的人力資本，因此子女可 以運用較多的人力資本去提升自己的收入。另外，他們也發現具有利他主義的父 母也會增加對子女的投資。
以 Becker 與 Tomes(1979)的研究為基礎，Solon(2013)發現在恆定狀態下，代 間所得的彈性恆為正，其原因有二。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回報為正，也就是富有 的父母對小孩會投資更多的資源，進而讓小孩也變得富有。遺傳係數為正，遺傳 係數表示越富有的父母會有更好的稟賦，而父母會透過基因傳遞給小孩，進而讓 小孩也有較好的稟賦。若加入祖父母的收入來討論，且假設祖父母對於子女的人 力資本並沒有進行投資的話，則會發現子女收入與祖父母收入間的關係為負向關
定父母的收入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祖父母有較高的收入，表示父母擁有的稟賦是 較不好的，父母則會將此稟賦傳遞給子女，因此祖父母與子女間的關係才會呈現 負向關係。
另外，以收入排名來衡量中，Chetty(2014)使用美國收入紀錄，並將父母及 其子女之收入進行排名，並估計父母及子女間收入排名的關係來衡量流動性，而 對於尚未進入勞動市場之子女，或剛進入勞動市場的子女而言，認為可以使用大 學入學率或大學的質量來衡量流動性，並發現大學的入學率與父母的收入排名呈 現線性關係。以 Chetty(2014)為基礎，Chetty 等人(2014)認為子女與父母間的對 數收入為非線性的關係，且若捨棄子女收入為零之樣本，則會高估代間流動性，
因此發現使用收入排序的方式來衡量代間彈性比收入對數的估計方式準確。根據 這些相同出生世代子女的父母以及子女，對其收入進行排序。基於收入排序關係 的斜率來表示移動性，代表了收入分佈中子女和父母收入排序之間的相關性。
利用職業階層來衡量代間流動性方面，Jorgen(2015)使用 Altham statistic(1970) 的衡量方式，而 Altham statistic 是用來評估代間職業流動性的指標。利用挪威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父代與子代間的職業資料，將這些職業分成四大類，包 含白領階級、農夫階級、熟練階級、不熟練階級。並將父代與子代的職業分類製 作成矩陣圖表，比較給定父代職業不變的情況下，子代達成某職業的機率為何。
另外，Jason 與 Joseph(2015)使用美國及英國 19 世紀之人口普查，利用職業階層 和收入來評估三代間之流動性。他們根據 W. A. Armstrong 的分類系統對英國職 業進行編碼，每個人皆被分配到五個職業階層中，分別為專業，中級，熟練，半 熟練和不熟練；而美國的職業則分為四個階層，分別為白領階級，農民，熟練和 半熟練，非技術性勞工。並發現控制父親的職業，祖父的職業對於孫子的職業有 顯著的影響，由此可見衡量流動性而非僅此於兩代間的關係，若基於兩代對流動 性的估計，將會低估家庭背景對職業成就的影響。
另外，除了探討世代間薪資及職業流動狀況，亦有文獻討論以教育來衡量流 動性的文獻，如莊奕琦與陳晏羚(2011)利用華人動態資料庫研究父代與子代間階
級流動的狀況，探討教育成就是否是促進代間流動的重要管道。發現父母為上層 階級的子女相較於勞工及農民階級，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優勢；且子女擁有越高 的教育成就進入上層階級的相對勝算也較高，尤其具大學以上教育成就更有優勢。
陳正昌(2005)則使用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的資料，探討社會階級背景與大學入學 機會間的關係，並發現家長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變數，對於子女就讀大學的 類型有關聯；也發現社會階級背景較高者，就讀公立大學的機會會越高。
而在衡量代間流動中用來衡量的對象亦有所討論，在部分的文獻只專注於父 子間的代間流動性時，Olivetti 與 Paserman(2015)認為子代間男性與女性的觀察 皆非常重要，但由於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低，於是使用女婿的經濟地位衡量 父女間的代間流動性，並發現父子間與岳父女婿間的彈性大部分呈現相同的趨勢。
Black 與 Devereux(2010)在估計美國父代與子代間的代間所得彈性時，也發現子 代女性與男性的結果會有所不同，其中原因主要以選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 為主，選型婚配的意思為高收入家庭的女性子代會傾向於與高收入子代的男性結 婚。在這種情況下子代女性的工作時數則減少、收入也相對減少，因此單身女性 的代間所得彈性會大於已婚女性的代間所得彈性，也就是單身女性子代受父代的 影響，相較於已婚女性受父代的影響大。
另外，Black 與 Devereux(2010)針對如何衡量父代與子代的恆常所得有更進 一步探討及整理。而他們也討論到其他家庭因素會影響兩代間所得的情況，例如：
能力、職業、健康等等家庭因素皆對於代間流動性會有影響。
另外，除了著重在探討兩個世代間流動性的文獻外，亦有文獻認為以三代世 代間的關聯來進行探討是更為準確的，Jason 與 Joseph(2015)認為家庭背景對於 子女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因此他們使用三個世代的職業資料去評估三代間的 職業流動。另外，Olivetti 與 Paserman(2015)利用美國 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的 資料，分析美國三代間的代間所得流動，並發現祖父母與外祖父母皆對子代的成
影響大於子代孫女的影響。Olivetti、Paserman 與 Salisbury(2016)以 Olivetti 與 Paserman(2015)的研究為基礎，探討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間，對於子代兒子與女 兒社會地位的關係。發現子代兒子受祖父的經濟社會地位影響較顯著，以及子代 女兒受外祖父母的影響較顯著的結果，因為子代兒子會受父親的影響，以及子代 女兒會受母親的影響，是由於子代會傾向與自己相同性別的父代當成榜樣學習。
而 Mare(2011)也認為親屬網絡可以幫助培育子女，獲得工作機會，因此子女社會 資本的累積，會受到父母及其前幾代人的影響。
而台灣亦有討論代間所得流動的相關文獻，王宜甲與林心怡(2017)使用華人 動態資料庫估計台灣的代間所得流動性，利用最小平方法估計父代對於子代薪資 的代間所得彈性，並發現父親與子女世代間的代間所得彈性為 0.05，而母親對於 子女世代的代間彈性則為 0.08。他們亦將兩代的平均每月薪資排序五等分，並利 用轉移矩陣發現子代較富裕的前 20%的樣本中，有 27.42%的比例是來自於父代 前 20%的薪資排序；另外在較貧困 20%的樣本中，則有 24.67%的比例是來自於 父代薪資排序較貧困的 20%。換句話說，臺灣金字塔的頂端以及最末端皆存在的 薪資流動性較低的現象。
同樣使用華人動態資料庫估計臺灣代間所得流動性的還有 Sun 與
Ueda(2015)，他們根據主樣本的性別、教育程度、職業，使用兩階段迴歸法估算 父母世代在工作年齡時的薪資，並使用估算出來的父母世代薪資，衡量與 30 歲 到 60 歲子女世代薪資間的關係，並發現父代與子代兒子的代間所得彈性為 0.25-0.3 之間，而父代與子代女兒的代間所得彈性為 0.4。李菁慧(2018)探討兩代 間代間所得流動的關係，並將子女年齡限制為 36 至 41 歲、父母年齡限制為 40 至 55 歲，利用最小平方法估計父母世代對於子女世代每月平均所得的代間所得 彈性，並發現父親與兒子代間所得彈性為 0.243，父親與女兒的代間所得彈性為 0.288，若限制父親平均所得年數為 6 至 9 年時，對兒子的代間所得彈性則為 0.550。
在這些皆使用華人動態資料庫的文獻與本文不同的是，Sun 與 Ueda 觀察的 兩代則為主樣本中的訪問對象及其父母，也就是本文中的祖父母及父母世代，且 使用二階段迴歸法推估主樣本父母的薪資。而本文觀察的對象為主樣本、主樣本 年滿 25 歲之子女、主樣本的父母，共三個世代，且在祖父母世代所得的部分則 是根據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庫中的所得，對於華人動態資料中祖父母所得的部分進 行推估。
而在探討臺灣流動性的文獻中，除了較著重在探討所得流動外，也較著重在 探討兩個世代間的關聯。因此本文除了研究三個世代間的所得流動性，也會使用 職業及教育程度來衡量流動性，而在所得流動性中，除了限制子女年齡及父母年 齡外，本文將祖父母世代、父母世代、子女世代限制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而在探討臺灣流動性的文獻中，除了較著重在探討所得流動外，也較著重在 探討兩個世代間的關聯。因此本文除了研究三個世代間的所得流動性，也會使用 職業及教育程度來衡量流動性，而在所得流動性中，除了限制子女年齡及父母年 齡外，本文將祖父母世代、父母世代、子女世代限制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