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制定過程已於前述，民族區域自治法的通過，總結中 共三十多年的民族相關工作與經驗，統一規範各少數民族自治地區所規定的法 律。與 1952 年之「實施綱要」相較，1984 年 10 月 1 日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顯然範圍上更廣、更明確。除重申「民族區域自治」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外，還明確規定「民族區域自治法」機關的基本原 則、組成、實行與運作等具體實踐內容，使得「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入法制化 的新里程碑。(敖駿德，2001：7 )
然而如同江澤民在十六大前後一再強調的「與時俱進」觀念。江澤民在大會 上做了一個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政 治報告中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王薇，2002：34 ) 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的 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 制度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 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證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
中國俗語一直教導著中國人－「富不過三代」的警語，十六大正式將中共領 導權力推到「第四代」手中，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能否真正領悟「與時 俱進」的精神與實質，並付諸實施，將決定中共在此迅速變遷的時代，是否能夠 穩定這個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於此之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亦隨著「與時俱進」
的理念進行了修改的過程，「民族區域自治法」亦於 2001 年進行了修改，以下 茲就新舊兩版的「民族區域自治法」之差異加以比較：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之條文比較
修 正 後 條 文 修 正 前 條 文 序言第一自然段修改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 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 產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我國民 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國家的一項基本 政治制度。”
序言第一自然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 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區域自 治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 解決我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是國家 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
第三自然段修改為：“實行民族區域自 治，對發揮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積極 性，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 民族關係，鞏固國家的統一，促進民族
序言第三自然段：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對發揮各族人民當 家作主的積極性，發展平等、團結、互 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鞏固國家的統
自治地方和全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
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
下，根據本地方的特點和需要，制定經
第四款合並修改為：“民族自治地方在 全國統一的財政體制下，通過國家實行 的規範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享受上級 財政的照顧。”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是一級財 政，是國家財政的組成部分。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有管理 地方財政的自治權。凡是依照國家財政 體制屬於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都 應當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 地安排使用。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收入和財政 支出的項目，由國務院按照優待民族自 治地方的原則規定。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國家財政體制 的規定，財政收入多於財政支出的，定 額上繳上級財政，上繳數額可以一定幾 年不變；收入不敷支出的，由上級財政 機關補助。
民族自治地方的財政預算支出，按 照國家規定，設機動資金，預備費在預 算中所占比例高於一般地區。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 財政預算過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 超收和支出的節餘資金。
增加一條作為第三十五條：“民族自治 地方根據本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設立地方商業銀 行和城鄉信用合作組織。”
第三十五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國家 稅法的時候，除應由國家統一審批的減 免稅收項目以外，對屬於地方財政收入 的某些需要從稅收上加以照顧和鼓勵 的，可以實行減稅或者免稅。自治州、
自治縣決定減稅或者免稅，須報省或者 自治區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七條第一款修改為：“民族自治 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發展民族教 育，掃除文盲，舉辦各類學校，普及九
第三十七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 發展民族教育，掃除文盲，舉辦各類學
年義務教育，採取多種形式發展普通高
第四十條第二款修改為：“民族自治地
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國家制定優惠
習，同時引導和鼓勵經濟發達地區的企
經濟發達地區與民族自治地方開展經
增加一條作為第六十九條：“國家和上
資料來源：中國中西部開發年鑑2000、2001、200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西部大開發指南統計信息專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 年）。
《作者整理、製表》。
中共新領導人胡錦濤個人有在西部生活的經驗，他上台之後已著手修正過去 二十多年，以經濟發展為唯一中心的政策，而逐漸調整為兼顧社會平衡的發展模 式，可見新領導人希望藉此緩和可能出現的社會緊張關係。此外，中共開始擬定 第十一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五年發展計畫（簡稱「十一五」計畫），在實現小 康社會的過程中，亦將著手解決發展不全面、不平衡的問題，並完成國內生產總 值翻兩番、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提升農村發展水平等。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策略；中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 師鄧小平即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之主張。因此近二十餘年來，中共領導階層 皆是以促進經濟成長，作為施政首要之政治與迫切任務，並持續實現近百分之九 的經濟高成長目標，位居世界各國經濟成長前列。然而，過度訴求單一的經濟高 增長目標取向，顯然已產生日益嚴重的社會負面效應。無論是貧富、城鄉與地區 差距擴大，或是社會不穩定因素之滋長與威脅，皆促使中共當局思考採行經濟、
社會協調與平衡發展策略之必要性與迫切性。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多為「技術官僚」出身，且不乏在中國大陸困苦地區擔任地 方行政首長之經歷，因而較能體現理性與現實的特質。中共領導階層已意識到經 濟、社會協調與平衡發展的優先性與重要性，顯示其經濟發展策略偏好的調整，
亦是其務實取向的表現。換言之，經濟現代化目標的追求不僅滿足於經濟數據的 增長，而應同時在社會保障的完善、人民生活素質的改善、道德與文明的提升，
以及環境保護的落實，才是現代化社會的表現。在此一基調下，相信民族區域自 治制度與法治規範的落實在新世紀更有其發展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