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röder 的新中間路線改革強調以務實的政策來因應環境變遷。以往支持 德國模式的環境條件不再，1970 年代以來的財政負擔與結構性失業所產生的壓 力。因此，社會民主黨的改革是掙脫傳統左派意識型態的束縛，面對變動的現實，
進行所謂的「向右修正」，以左派供給面政策進行勞動市場去管制化與社會福利 合理化的改革(Blaire and Schröder 1999: III)。
在就業改革方面，社會民主黨主張收入相對低微的彈性、臨時工作等非典 型就業，總比失業不工作好。同時放鬆勞工就業保護規定，使得企業在進行勞力 汰換與組織重組上享有更大彈性。為達到上述目標，1999 年來紅綠聯盟推行的
123 Lafontaine 認為社會民主黨早在 1959 年哥德堡黨代表大會對社會主義做出修正後，就已經開 闢出有位於傳統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如今 Schröder 的「新中間」是民主社 會主義的向右修正，而已經偏離了 1959 年《哥德堡綱領》的精神(Lafontaine 1999)。
新中間路線就業改革包括：一、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非典型工作型態，意即部 分工時工作與彈性臨時工作(Die geringfügige Beschäftigung)，來重新分配現存的 工作，並以工作時間彈性化、工時分享化來促成充分就業。124 二、非典型工作 與全職工作權益平等化，提高非典型工作的待遇，使其高於失業者的社會救濟，
促進就業動機。擴張非典型工作之權益將其納入年金社會保險體系。在紅綠聯盟 政府的大利推行下，部分工時工作逐漸增加，佔就業比例從 1995 年的 16%上升 到 2000 年的 19.4%(Eurostat 1996, 2000)。三、放鬆勞工就業保護規定，使得企業 在進行勞力汰換與組織重組上享有更大彈性。
其次，在社會福利改革方面，社會民主黨強調「權利與義務相符」，重新界 定福利政策的目標，福利政策所提供的不再是承受經濟失敗的安全網，而是提供 福利以刺激就業的彈跳床(Hombach 2000[1998]: 135-140)。對於失業救濟的資格 從嚴認定，給付期限與額度都緊縮。1999 年 Schröder 政府制定「預算重整法」
(Haushaltssanierungsgesetz)將法定退休年金與平均淨工資脫鉤，而僅隨通貨膨脹 率調整，隨後於在 2000 年與 2001 年施行。同時緊縮退軍人的休年金期限與失業 救濟減少了年金給付的額度。另一方面社會民主黨政府也開源地擴大年金體系的 稅 基 。 擴 大 社 會 保 險 的 範 圍 至 部 分 型 式 的 非 典 型 就 業 工 作 與 自 我 雇 用 者 (self-employed)。另外也配合綠黨立法通過以徵收環保稅（Ökosteuer，主要是能 源消費稅的型式）來降低社會保險費。125 這樣的作法除了可以提高勞工的淨工
124 有關 1999 年改革時名稱為 630DM Geringfügige Beschäftigung，意即月薪累積未達 630 馬克的 臨時性、部分工時工作。2003 年 4 月 1 日以後改制為 400 Euro Mini Job，主管機關改由聯邦健康 與社會安全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undheit und Soziale Sicherung)承接。於 2004 年 4 月份多 次與 Mr. Till Müller-Schoell 訪談於德國科隆市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Till Müller-Schoell 為馬 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研究員。
125 由於綠黨源自於抗議現行政黨對環境與生態保護議題忽略的公民自發行動，因此在集結成政 黨的目標即在議會體制內實踐其強調環境與生態保護議題。自 1998 年起，綠黨與社會民主黨結 成穩定的執政聯盟伙伴關係後，綠黨即主張「德國工作太貴，環保太便宜」。綠黨希望透過推動 對能源消費行為徵收環保稅，以用來補貼勞工的社會保險成本，來解決當前德國所面臨的兩大問 題。紅綠聯盟執政通過立法，1999 年 4 月 1 日起環保稅分階段地在德國施行，逐步實現了綠黨 結合環保訴求來降低德國工資附加成本的政策主張。資料來源：http://www.gruene.de/index.htm (2004/5/26)。
資收入之外；另一方面，相當幅度地減輕了企業的工資附加成本負擔。自能源消 費稅開徵之後，薪資中年金保費的比例從 1999 年 4 月的 20.3%降低到 2001 年的 19.1%(Schludi 2003: 155)，並且紅綠聯盟政府也減少了國家對年金體系的補助。
Schröder 政府也企圖推動私人退休計畫，已達到減輕德國年金體系中日趨浮現的 世代契約(Generationsvertrag)負擔問題。126 政府要求勞工分階段每年提撥 4%的 年收入存進個人帳戶作為退休準備金。聯邦政府這樣的作法受到了工會強烈的抨 擊，認為無疑地是將部分的社會風險地轉嫁給勞工私人來承擔(Vail 2003: 58)。
新中間路線的社會福利改革備受爭議，特別是來自勞工方面的抗議。1990 年代末期以來，紅綠聯盟接二連三地在地方選舉中失利，終於失去聯邦參議院中 的相對多數優勢，使得推動改革更行困難。在低度統合治理的環境中，無論是基 督教民主聯盟的修正式社會市場經濟，或是社會民主黨的新中間路線，都遭遇制 度性治理與社會性支持低落的問題。因此在就業與社會福利改革方面都遭遇困 境。1998 年基督民主聯盟的落敗，或是社會民主黨的支持度逐漸降低都顯示任 何追求付出沈痛負擔經濟改革的主要政黨都會受到社會保護主義者（分配聯盟）
的選舉懲罰(Kitschelt 2003: 131-148)。因此兩大政黨不敢大幅更動目前的現狀。
四、統合治理模式與經濟表現 低度統合治理模式
1990 年代的德國在經歷統一之後，無法有效調適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的
126 現行德國法定退休制度運作是基於所謂的「世代契約」概念。意即現在有工作的人從薪資中 繳納相當比例的退休保險費，來維繫退休年金體系以供養目前已經退休者。而當目前工作者退休 之後，其退休年金要由下一世代工作者所繳納的退休保險金供應。並且由於德國年金體系是採「隨 收隨付(pay-as-you-go)」的財務規劃方式，其特點是當年度所收取之保費乃用之於當年度之給付，
簡言之就是左手收錢右手付出，除非繳費的人比領取的人多，不然除了法定的責任準備金之外，
並不會有大量的盈餘產生。所幸戰後的嬰兒潮使德國的年金體系享有一段美好的盈餘時光，因為 具生產力的青壯人口數目遠高於領取年金給付的老年人口，但當這些青壯人口逐漸年長之後，情 況就慢慢逆轉了。當退休人口多於工作人口時，保險給付的支出將超過保費的收入，構成其所謂 的「財務危機」。由於「隨收隨付」財務規劃的方式特性，使得德國的年金體系特別容易受到人 口老化過程的影響。有關德國與荷蘭年金體系的資料來源，與 Dr. Martin Schludi 訪談於阿姆斯特 丹大學高等勞工研究所(2003/5/6)。Dr. Schludi 當時為高等勞工研究所研究員，為歐盟年金體系 改革專家。自 2003 年 10 月任職於德國聯邦勞動局(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之勞動市場與職業研 究所(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
外部挑戰，以及承受統一的負擔與德國模式的政經制度限制。「改革僵局」
(Reformstau)、「陷入泥沼」(German muddle)成了這一時期德國低度統合治理模式 的寫照()。德國平均實質經濟成長率略降了 0.12%下滑到 1.71%。但居高不下的 失業率與東西區域發展差異成了首要問題。0.36%的平均總體就業增長比不上失 業率攀升的速度，整體平均失業率升高至 7.12%。並且德東地區的失業率在 1997、1998 連續兩年創下 19.5%的戰後歷史紀錄，全國失業人口總數在 1996 年 瀕臨四百萬，更在 1997 年突破四百三十萬(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2003)。
歸納而言，1990 年代德國的統合治理模式仍然是面臨制度與政策的調適時 期。相較於荷蘭成功的調適經驗，德國無法超越制度性限制，提振國家治理能力 與社會治理能力，進而凝聚進行改革所需的社會共識，因而由中度的統合治理模 式 Type I 降階到低度的統合治理 Type IV。
一、 雖然德國國家機關面臨多重限制，但自 1990 年兩德統一之後，一方面 德國政府繼續透過兩次設置三方協商機制，試圖與社會伙伴達成改革協議；另一 方面則在其行政權限範圍內，單方面的進行社會福利改革行動。但是兩項努力仍 無法獲得社會伙伴的支持，使得改革成效相當有限。
二、 德國統一之後勞工工會與企業協會密度都經歷先升後快速下降的趨 勢，並且隨著集體談判的去中央化、部門化，使得 1990 年代社會治理能力繼續 降低。
三、 儘管兩德統一促進了迫切推動改革的共識，但是國家與社會伙伴之間 對於改革的方向、內涵與程序仍充滿歧見。因此，無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或社會 民主黨政府尋求建構改革共識的努力未果都顯示了德國社會共識低而分歧的現 狀。政治菁英與群眾對於當前失業與社會福利國家危機的起因尚未有共識，但對 於改革所需要的負擔與調整代價感到遲疑，使得改革不乏停滯不前。
四、 1990 年代德國的勞資關係衝突現象是勞工工會力量反撲，資方立場分 歧與集體談判新舊制交替作用的結果。
五、 1990 年代德國的政黨政治顯示，任何追求付出沈痛負擔經濟改革的主
要政黨都會在選舉中受到既得利益者（分配聯盟）的懲罰。所以兩大政黨不敢大 幅更動目前的現狀，因此，落入低度統合治理模式當中。
第六節 二０００年之後
一、制度性治理
（一）國家治理能力
在新中間路線政策架構中，Schröder 指稱要在「積極進取的國家」帶領下，
與勞資社會伙伴合作組成「創造性統合主義」來進行改革，以新的左派供給面政 策來促進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恢復德國國家競爭力(Hombach 2000[1998]: 29, 74)。因此，自 Schröder 政府執政之後，便企圖跨越制度限制，發揮高度的國家 治理能力來推動改革。其主要的作為在於一方面藉由召集社會伙伴組成「勞動結 盟 II」，希望來凝聚社會伙伴分歧的改革共識，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則 是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以訴諸社會民意，在聯邦政府的行政權限
與勞資社會伙伴合作組成「創造性統合主義」來進行改革，以新的左派供給面政 策來促進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恢復德國國家競爭力(Hombach 2000[1998]: 29, 74)。因此，自 Schröder 政府執政之後，便企圖跨越制度限制，發揮高度的國家 治理能力來推動改革。其主要的作為在於一方面藉由召集社會伙伴組成「勞動結 盟 II」，希望來凝聚社會伙伴分歧的改革共識，化解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則 是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以訴諸社會民意，在聯邦政府的行政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