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啟蒙主義中權利保護的改革

動的鬥爭。唯有當法律乃鬥爭的結果，人們才會對法律或國家產生感情 第二章 造成求權利而鬥爭的原因固然起因於權利遭到他人侵害或壓抑，但此 一權利主張，並不應該只停留於「請求回復物之損害」，同時更應要求 回復被害人的人格與法感情。抵抗他人對己人格之損害，乃是一個人的 道德義務，也是對國家社會的義務（因為此一抵抗才能使法律安定）。

第三章 權利，尤其是所有權受侵犯時所採取的防衛鬥爭，亦正是個人人格的

「精神性」主張。「所有權，就是大到物之上的我的人格」。因此守護此一 價值的理想主義中，自然蘊含了法律的本質。（可想而知，耶林在此已 全面向不承認權利具精神價值的共產主義、唯物主義全面宣戰了）。

第四章 為了權利而鬥爭乃是我們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並不只是因為有法律存在 我們才擁有權利，有時候也因為我們具有權利，法律才能存在。當法律 不夠完備的時候，為爭取權利而做的鬥爭，即是對法的鬥爭。

第五章 抵抗侵害權利的法感情不只限於個人，也及於國家（國民）。願不願意 為此而戰鬥，就造成了英國的政治發展、瑞士的健全政治體制（為一分 錢而戰），以及中國的墮落。政治的最高目標在於培育、獎勵國民的法 感情，因此抑制法感情的專制主義，必然違反國家利益。

第六章 （略）

結語：無鬥爭美麗而和平。但最美麗的，還是擁護法感情的鬥爭。

五、 普魯士啟蒙主義中權利保護的改革

啟蒙主義是全歐現象。因此當時歐洲各地的裁判制度的缺陷都成為啟蒙主義 者攻擊批判的對象。批判的動機有許多，但啟蒙主義最注重的是：實現「一切國 民在法律之前皆平等」的理念。也就是廢除特權（尤其是貴族的特權），解放農 民（奴）。比方中世土地領主的統治下所產生的領主地域裁判權。這種裁判權基

本上是用來裁判從屬領主的農民。即使有時候領主並不親自主持裁判，而是另請 通曉法律者來裁判，但當糾紛當事人分別是領主與農民之際，往往「裁判人（法 官）不能同時又是當事人」的迴避鐵律就破功了。要求廢除領主裁判權，和要求 農奴的解放一般，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另一個批判司法的動機，是「法律確定性」的觀念出現。這是指裁判的確定性，

同時也意指個人權利的確定性。

關於裁判的確定性如何落實，牽涉到一個古老的問題，也就是理念如何化為 政治行動而實現？這不外乎改革與革命兩條路。法國採取的，是最激烈的革命手 段；而其他歐洲國家，則大多走向改革之路。這些國家在法秩序的改革上，特別 著重兩點。編纂法典，以總合全體法律素材；改善司法制度的缺陷。儘管過 程中有許多不得不與舊勢力妥協的場景出現，改革仍然緩慢的持續著。哈布斯堡 家族統治下的奧地利、西班牙統治的拿玻理王國，以及特別令人矚目的普魯士都 是如此。這些國家的啟蒙主義，因為與君主絕對主義體制相結合，所以無「革 命」餘地，而被稱為「啟蒙的絕對主義」國家。

司法大權究竟應由誰掌握一事，幾乎在普魯士造成國家的重大危機。在 Friedrich 大王的統治時代（1740-1786），這位君王一方面對外成功的將普 魯士推向歐洲五大國之林（也是之末），亦即英、法、奧匈帝國、俄國與普魯士 並對歐洲勢力均衡的維持保有相當的影響力；對內則儘管困難重重，至少仍然 受到啟蒙主義相當的影響。因此，對於君主是否具有最後的司法裁決權這個問題 他採取一種兩面策略。所謂君主的最終裁決權，乍聽之下似乎與法律的裁決互不 相容，給予人君主任意非為的印象。但這種印象並不完全正確。這是因為君主行 使此種權力之際，他本身的角色已從君主變成法官。而臣民們無論任何人，都可 以向最高法官－君主提出確認自我權利的訴訟要求。這和中世或羅馬帝國皇帝或 教皇同時亦為最高法官的政治＝司法觀源出一轍。基本上是為了協助正義的發揚 而不是單純的想要大權獨攬。這意味著，君主的裁定不全靠法律，國家理性也扮

演重要的角色，這是此種策略之所以具有雙重性格的原因之一。君主的最終裁決 權，通常都是臣民請願（這是羅馬法的概念），易言之即當臣民不服法官的裁 決或被判敗訴而心生不滿時提出請願書，而由君主受理。一般而言，君主們都很 樂意接受此種請願（和中國的什麼「告御狀」完全不同！！）。因為當時並無如 今的「公務員懲戒法」或「紀律委員會」之類的監督機關，司法官僚怠忽職守使得 裁判耗時費日，或甚至被收買賄賂的情形甚多。君主行使最終裁判權，正是一種 有效的監督方式。腓特烈大地就經常介入審判中的案件，或發佈命令移轉該案件 的管轄法院。但這種手法有利亦有弊，弊在使一般司法程序法上的安定性及信用 受到干擾。這是此策略雙重性格的原因之二。

整理： 對於君主最終裁判權的批判，來自兩方面：犧牲一方當事人的利 益（如勝訴者）以強化國家理性的統治力；介入、干涉權利保護的正規制度的 運作。而、都和法治主義（或法律支配的原理）表面上背道而馳。而法治主 義卻是啟蒙主義追求的司法理想，（事實上Friedrich 大帝雖曾聲言將放棄君 主最終裁定權，但卻未真的實現他的諾言。）可是有時這種介入卻真的能夠保障 啟蒙主義所追尋的理想。

有個案例可以做為佐證，即法史學上著名的水車事件。某位水車坊的平民，

因上游有貴族為了養鯉魚而截斷其水流，而提起訴訟。但他在每個審級所得到的 都是敗訴的判決。因此他決定向Friedrich 請願。Friedrich 懷疑，本案是貴族 VS.平民或是富人 VS.窮人時法院不當偏袒所致的冤案，因此他要求將本案移送 其他管轄地的法院重審。然而其他法院都不承認Friedrich 的懷疑合理，認為水 車磨坊主人敗訴的判決並無不當。可是Friedrich 仍然堅信這些法官都是枉法之 徒，因而命令高等法院刑事庭，判處這些法官徒刑。想不到刑事庭竟然拒絕下達 有罪判決。（這個舉動，在不知憲法是為何物的君主專制時代，稱的上是破天荒 的公然反抗。）Friedrich 不得已，只好放棄借用刑事庭，而親自判決這些法官 們有罪。

本案可說是絕對王政與法治國家僵持不下，「拔河」狀態的著例。當然，未來 屬於哪一方的天下，在當時已有蛛絲馬跡可尋；等到英、法的思想家們建立了權 利分立的理論，並經歐洲各國實行之後，君主的最終裁定權便成為昨日黃花了。

然而，故事並非就此打住。中世末期之後，當近代國家逐漸興起之際，有三 個機制成為重要的支柱，即軍隊、租稅制度及司法。而啟蒙主義最重視的就是司 法制度的改革。腓特烈大帝正是主張司法改革最力的旗手之一。他認為現行司法 制度中，有兩個現象最要不得：訴訟拖延太久爭訟中的案件走向不明。而造 成如此司法怠惰的原因，並不只在於訴訟法有缺陷，實體法也問題重重。此外，

司法倫理甚低的法官，以及為求勝訴不擇手段拖延訴訟的律師都屬同罪。為了除 弊，他提出了三大改革方案。第一：編纂實體法法典（Friedrich 死後，在 1794 年本法典成為普魯士邦法）。第二：包括廢除傳統律師制度在內的，民事 訴訟法的改革。第三：創設全新的法曹培育制度，以及「視察」制度（巡迴視察 監督各法院）。

這一連串興革之中，與權利保護關係至深的乃是訴訟法的改革。Friedrich 藉 助了幾位深具自然法及理性法色彩的優秀法律人，幫他實現理想。這些法學者不 只改良舊有訴訟法，同時也進行許多合理的制度創新。以方法論而言，就是揭示 特定的司法目標及原理，然後進行鉅細靡遺的立法。這種基於追求理性精神所制 定出來的訴訟法，乃是前所未見的。在其所設定之目標中，有兩大法律命題：

法官必須親自究明真相事實；當事人不受任何恣意的對待。從這些目標中，再 導出16 個「普遍且無變更餘地」的法原則。根據起草者之一的發言，這 16 個原 則都「經由已被啟蒙之理性所確認其正當性、正確性」，從而這些新法律「只要人 類的智力保持健全狀態」，勢將永存云云。這樣充滿樂觀主義的信念，來自於對

「以最單刀直入的，最確實的方式追求真相」的格言全面的信服。任何訴訟法均 應立足於這個格言。法官不可妨礙此種探索真相的進行。因此程序法中，任何形

式或期間內，均必須服從法官「理性且合乎法官義務」的裁處。法官依其職權，

調查重要的事實，不必受限於訴訟上舉證責任等規則，隨時可傳喚當事人到庭 備詢。更重要的是，當事人有尊重真實之義務－那怕真實（真相）對當事人不利 亦然。如果以上的要領仍有破綻，法官必須親手補足。例如，不論是何種情況，

法官首先都必須勸告雙方當事人進行和解。而律師已不再被國家允許，擔當當事 人的代理人了。如果當事人有諮詢之需要，國家另設「輔佐官」或「司法委員」等 職位。至於啟蒙主義最期待的「免費訴訟制度」，則被否決。因為Friedrich 和改 革者們深怕：一旦免收訴訟費用，將引發民間濫訴之風。上訴則被承認。

法官權力既然如此廣泛，對當事人很有可能造成不利。這也是司法改革者第

法官權力既然如此廣泛，對當事人很有可能造成不利。這也是司法改革者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