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農村文化底色之鄉土儒釋道等文化傳統，雖然備受「革命 化」和「市場化」之洗劫，但仍可以作為面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 消費文化衝擊時的重建資源。然而當我們要在現代化的脈絡中，去 重建以農村／農民為主體的文化時，我們應如何拿捏現代化與農村 文化的關係？換言之，亦即雖然現代化給農村文化帶來許多我們不 樂見的後果，而希望農村民儘量避免涉入城市流行文化和其價值 觀，但事實上，以目前傳媒的發達程度來看，這種想法未免太一廂 情願。反之，如果現代城市流行文化終究不可避免會成為未來農村 文化建構要素的選項之一，那麼，傳統／現代之間應由誰以及如何 取捨、構連，才稱得上是農村（民）本位視角，或以農民為主體之 新農村文化？以目前中共正在大力推動基層民主及村民自治來 看，這答案應由村民自己來決定。然而問題是，既然今日傳媒發達，
城市現代流行文化隨著傳播而無遠弗屆，長期薰習下，如果沒有作
61. 趙旭東，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權威多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年），頁150、183、200、202。
62. 趙旭東，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權威多元，頁200~203。
63.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頁176。
為啟蒙者之知識精英的介入，農民能跳脫這種主流文化之意識形態 宰制嗎？更何況還有在城鄉間穿梭的一億多農民工，如果農村文化 需求完全由農民自己決定，其結果可想而知。反之，如果由知識精 英來主導，一旦與農民想法衝突時，誰的觀點應得到重視？王丹很 敏銳的察覺到此一問題：
我們（按：指知識份子）在村裡的支教活動，從第一天起就 受到學生和家長的抵抗，他們要求更直接的針對考試科目，不要 浪費時間在無謂的「素質」教育和「鄉土」教育上面……新鄉建 運動十年八年未見得會有成效，村裡的年輕人為什麼要為這樣一 個虛無縹緲的目標放棄自己更好的機會？64
以城市經驗為主導的學校教學內容與農村社會嚴重脫節，同時 也造成農村優秀人材外流城市，然則「考學己是農家子弟進入城市 的唯一『出路』」，誰又有權利要求本已處於農村弱勢之個體要為這 場社會運動，要為城鄉二元結構這種制度問題造成的缺失自我犧牲 奉獻？65
進言之，很弔詭的是，這種鄉建人士所主張的「本土化」教材，
有時反而意味著從文化上本質化、從而強化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情 形，相對而言，「以城市經驗為主導」的教育及考試，卻倒像似舒 緩了此種對立。而鄉建人士的「浪漫化」傾向則又進一步加劇了前 述的對立：
鄉建人士對農村的純樸和物質技術落後容易有浪漫化的傾 向，重建農村傳統似乎等同摒棄城市文化，骨子裡恐怕多少有一 些疲憊於技術主義消費主義的城裡人希冀挽救最後的「香格里 拉」的絕望的浪漫。大學生支農隊伍進行培訓，每日必唱革命歌 曲，最後的聯歡會上終於有同學唱起幾首流行歌曲，也終究是提
64. 王丹，「當我在城市和鄉村間自由來去」，上海大學當代文化研究網，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country/200510〉。
65. 王丹，「當我在城市和鄉村間自由來去」。
心吊膽於心不安。鄉建隊伍來到村裡興辦文藝，教給婦女們踩著 步點，舞著紅綢，卻面無表情，毫無快樂氣氛。66
這種類似革命動員式的方式搞文化，完全忽略了農民自身之主 體性，卻受到不少知識份子的支持，67然則，誠如王丹一針見血的 指出：
弘揚地方文化，保存文化的多樣性，不應以文化間的相互排 斥為手段，而應以各種文化之間批判性的和諧共存為目的。68
更何況作為地方傳統文化，不論是革命傳統也好，儒釋道文化 資源也好，從它們出發去反思現代社會文化的問題是有助益的，它 們作為文化重建的初始條件或建構要素亦有其意義，但以之作為重 建之依據或原則卻是不合時宜的，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
即曾對此種文化「鄉愁」（nostalgia）批評道：
這是一種可對工業社會作尖銳批判的觀點，但為一行動指南
（guide to action），它是有限的，因為產生它們的生活方式已經 過去了，勞動的律動已永久地改變了，封閉而小規模的社區消失 了，或許，在我們能力所及處，儘力去反對不必要之社區規模的 擴張，並重建其在地的創新精神，但如果我們希望去重新創造真 正的庶民文化（popular culture），我們就必需落實的在其現實存 在的社會中尋找其生長點（point of growth）69。
而今天，這種「現實存在的社會」，乃是所謂「全球化」的社 會，它意涵著即或是一種「在地的創新精神」，也無法跳離「全球
－在地」的辯証，就是說，除了鄉土底色之傳統資源外，包括城市 流行文化、消費文化或另類文化…等，只要能與當前全球化時代農
66. 王丹，「當我在城市和鄉村間自由來去」。
67. 譬如署名劉老石的作者就有如是觀點，見劉老石「農村精神文化建設與新鄉村建 設的開始」。
68. 王丹，「當我在城市和鄉村間自由來去」。
69. 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 eds., The Popular Art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pp. 38.
村生活方式之律動合拍，都可以給農村作為形塑其「真正庶民文化」
的資源。然則目前農民之生活方式不同於過去，主要表現在不論是 資訊的傳播或人口、物資的流動性，都逐漸打破用城鄉二分的模式 來理解它，特別是對那一億穿梭於城鄉間的農民工而言。果真如 此，那麼任何基於「城市－農村」二元對立觀念來理解當前農村文 化轉型的話語，都不免有其限制，革命現代性話語是如此，啟蒙現 代性話語亦復如此。這一方面表現在他們都未能將當前農村文化的 凋蔽現象理解為「農民的終結」，而且隨著他們的終結，立基於這 種生活方式之上的傳統農業文明，包括傳統政治中心之城市文化，
甚至城市資產階級「高級文化」都在快速消逝。而另一方面，在面 對跨越城鄉限界之新文化形式的再生時，就是說，對於那種去地域 化之文化轉化與再造，這兩種話語也都無法適時加以掌握並說明。
這裡所謂「農民的終結」（La Fin Des Paysans），是法國社會學 家孟德拉斯（Heuri Mendras）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觀點。他 的研究顯示，作為農業大國的法國，雖然曾經為了回應傳統農民，
而在十八世紀之農業革命和工業化上緩步，但仍難逃十九到二十世 紀這第二波震憾性的農業革命，至此以後，農村家庭開始解體，傳 統小農（peasant）為主的農村，逐漸轉變為具「經濟動機、市場取 向之農業生產者（agriculture）或農場主（farmer）的農村，在此轉 變中，從事農業人口大量減少，而新型農民大致可分為三種：(1) 占有生產資料，只負責經營的農場主，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大體相等 於中型企業經理。(2)占有生產資料，自己從事大部分勞動的自我僱 佣的勞動生產者，其收入和生活水平相當於中產階級的上層。(3) 被僱佣農業機械之操作員，他們作為農業工人，地位和生活水平相 當於技術工人。70
70. Henri Mendras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經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頁2、5、13、288。
起初，這些新型農民，當他們在接受新的技術變革和經濟理性 制約後，還糢糊地期待著，一旦適應期的危機過去後，他們能夠重 新找到類似他們父輩所熟悉的那種平衡，那種持久耕作和經營的農 民邏輯，然則技術文明（以及經濟理性）的生命力卻在於不斷的變 革，反對墨守成規和一潭死水，他們不僅未能找到傳統的穩定，還 將經受技術革新和經濟趨勢變動的長期制約。如是古老穩定的鄉村 價值，那種永恆的「農民精神」在我們面前死去了。71一種靜態的 邏輯或幾近靜態的平衡，被一種動態的平衡所取代。十九世紀那種
「鄉村始終哺育著恬靜美滿，安全永恆的田園牧歌式夢幻」，表面 上雖然不變，實質上早己走樣了。72正是此種思考，在往後逐漸遂 行肯認，而使得孟德拉斯在二十年後給該書寫「跋」時，仍得以堅 持：
這本書是一本文明的死亡證明書，這個文明在生存了十個世 紀後死去了。它是科學的診斷，不是思辯的發問。二十年之後，
結局証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法國目睹了一個千 年文明的消失，這文明是它自身的組成部分。73
法國的情形並不孤立，所有工業先進國家，包括日本在內，都 曾經歷過傳統農業文明的崩解過程。而隨後台灣、南韓等的現代化 發展，也遭遇這種轉型的痛苦。此一過程，至今也還在延續中。雖 然每個國家的處境並不相同，但大抵都有類似的現象發生：農業人 口大量減少，農村價值越來越向經濟理性及技術理性靠攏，而作為 農民象徵之傳統價值則日益失去共鳴……。這類現象用孟德拉斯的 語言來表述就是千年農業文明邁向崩解、死亡的過程。然則，這種 千年劇變究竟代表了什麼意義？它與打破城鄉二元對立的觀念來
71. Henri Mendras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經濟，頁14、142。
72. Henri Mendras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經濟，頁4。
73. Henri Mendras著，李培林譯，農民的經濟，頁272。
理解農村文化轉型究竟有何關聯？
後現代主義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對於此一過程的理解，
強調要注意「農民農業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除了以 奴隸制為基礎之地方外，「所有前資本主義的偉大文化都證明曾是 農民的文化」。74這意味著傳統農村文化的消逝實標示了整個傳統文
強調要注意「農民農業和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除了以 奴隸制為基礎之地方外，「所有前資本主義的偉大文化都證明曾是 農民的文化」。74這意味著傳統農村文化的消逝實標示了整個傳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