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結語
硬輔幣作為市場上的小額交易行為，其面額與流通量雖不及本位幣來的高，但 仍屬於日常生活必要的經濟活動。作為國幣鑄造的中央造幣廠而言，鑄幣業務主要 是依照國家金融政策而執行，從民38年遷臺初期，為配合幣制改革政策，增加鑄造 各式的流通硬幣，至39年硬幣的年鑄造量，總計達1億餘枚以上。隔年的鑄幣業務 卻一度停滯，甚至奉令施行緊縮方案，縮編組織、裁減員工等。在之後的十年裡，
受到國際局勢與美援援助的影響，進而使47年的錢幣鑄造量急遽增加，往後的時間 裡，鑄造量則是在100萬到400萬枚之間，作大幅度的波動。53年以後，整體的鑄造 量逐漸開始穩定成長。顯然，中央造幣廠在臺北酒泉街時期的業務發展，與戰後臺 灣初期的社會與經濟成長，之間的互動關係，實為息息相關。
除了國家金融政策之外，中央造幣廠的鑄幣業務也會受到國際銅價、油價等原 物料的波動而有所影響，尤其是56年的國際銅價上漲、62年的石油危機等，都導致 社會上硬幣的突然短缺。這些情形，輕則影響鑄幣成本的增加，重則造成社會上鎔 鑄、收購硬幣的風氣，進而產生變相的物價上漲，對整體社會與金融秩序，都形成 相當大的衝擊。
就經濟市場上社會非正常的錢幣流通，以民間私自鑄造偽幣的犯罪行為，最 為妨害國家的金融秩序，因此政府嚴加懲治，至於懲治的刑責輕重，則受到政治環 境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早期偽幣的罪行，主要以援引〈刑法〉作為論處的依據，但 自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99號解釋之後，懲處的標準就依據〈妨害國幣懲治條例〉，
其中主要牽涉到新臺幣的地位認定；因為在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99號解釋之前，新 臺幣被視為是地方性幣券，所以偽造新臺幣僅以〈刑法〉論處；但釋字第 99號的 解釋，則認為新臺幣是具有國幣的地位，因此偽造新臺幣即是偽造國幣，於是改以
〈妨害國幣懲治條例〉論處，刑責較為加重。此後，又因政府重視並打擊經濟犯罪 問題，於是偽造新臺幣則以牽涉匪諜叛亂為由，加重懲處，並依據〈國家總動員 法〉懲處。顯見當時政府，極為重視偽幣所帶來的破壞幣制信用與金融秩序，因此 在處罰的刑度上有越來越加重的趨勢，並將製造偽幣的經濟犯罪行為，提高至破壞 或危害國家社會秩序的層級，說明了當時國家權力對各層面的絕對控制。
作為一元以下小額交易的貨幣使用，包含了硬輔幣（硬幣）與輔幣券（紙 鈔），其用途是日常生活所不可獲缺的。依據貨幣使用的偏好，臺灣從早期偏好使 用輔幣券，到硬輔幣與輔幣券的並行流通，最後則是硬輔幣取代輔幣券成為主要的 小額貨幣使用。使用型態的轉變，大致是60年代以前，輔幣券的交易習慣較為社會 所接受，因此硬幣的使用被視為是非必要性，連帶影響鑄幣生產的中央造幣廠，其 存在的必要性也受到嚴重質疑。然而，到了60年代以後，使用硬幣的消費習慣逐漸 被接受，加上投幣式販賣機、公用電話的出現，更強化硬幣使用的重要性，反觀一 元以下的輔幣券，則從逐漸減少流通使用，乃至於銷聲匿跡。
圖2：民國37年9月23日的〈財政部公告〉，規定中央造幣廠所鑄造的金圓輔幣，以 及流通使用等相關規定。
圖3：民國38年發行流通的伍分銀元券
圖4：民國43年發行流通的一元輔幣券
圖5：民國43年發行的伍角硬幣
圖6：民國56年發行的伍角硬幣
圖7：民國49年發行的一元硬幣
圖8：民國62年一元硬幣缺乏時，當時民間市場攤商所推出的硬幣代用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