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義門鄭氏的家祠祭禮
元代的浙江行中書省共領兩浙九府，其中慶元、衢州、婺州、紹興、溫州、
97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乙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117冊，〈祭禮 略〉，頁60b。
台州、處州七路屬浙東宣慰司道，98九府中的婺州自南宋以來文風鼎盛，人才輩 出，轄有金華、浦江、義烏、東陽、永康、武義六縣，及蘭溪一州。99本節所討 論的建祠事例即多數集中在婺州一路。
浦江鄭氏為歷經南宋到元末明初仍能合族同居的重要家族，100尤其在元 代，鄭氏累世同居的事蹟不僅受到朝廷的表揚，更是士人心目中孝義倫理實踐 的代表，而鄭氏維持家族的制度，如一整套的家範更在元末明初成為浙東地區 家族效法的榜樣。鄭氏在宋末曾設有家祠，但規制並不清楚，101元至正年間第 七世的鄭欽再建祠堂，並續增家範至73條，102根據20年後族子鄭泳（1320-1396）
的記述，祠堂的規制大略為：五楹間，神主擺放以中為上、南向，中為義門第 一世祖考妣，餘則高曾祖考四宗，男女左右分列，祭時於祝文上各書所繼之宗，
並依朱子例，滿四世則祧而藏於墓所。103（見圖五）
鄭欽時祠堂規制顯然並非如前述形態，他所增修的鄭氏規範只籠統提及祭
98 參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時期」，頁27-28。
99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62，〈地理志五〉，「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婺州路」，頁1497。
100 義門鄭氏的研究向為元明史學者關注的重點，相關成果參見John W. Dardess, “The Cheng Communal Famil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Neo-Confucianism in Yuan and M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4(1974), pp. 7-52；檀上寬，〈義門鄭氏と元末の社會〉、〈元明交
替の理念と現實－義門鄭氏を手掛かりとして〉、〈「鄭氏規範」の世界－明朝權力と富民層〉，收入氏著，《明朝專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189-312；許守泯，
〈蒙元統治下士人的頓挫與轉折－以婺州為中心〉，頁182-207。
101 黃溍為第五世鄭德璋撰寫墓銘時提到他「晨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並倣象山陸氏製訓 詞，每月旦望令子弟讀之。見元•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37，〈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頁379 下。
102 據黃溍所寫的墓誌銘，鄭欽所建的祠堂是依循朱子《家禮》。參見元•黃溍，〈青槤居士鄭 君墓銘〉，收入明•鄭太和輯，《麟溪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89冊，卷寅，
頁12b-13a。
103 明•鄭泳，《鄭氏家儀》，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經部114冊，〈祠堂記〉，頁51b-52a。
祀儀式遵循《文公家禮》，未及詳細的建置，到元末第八世鄭泳時才為該祠堂 寫記，詳細論辯祭祀對象與擺放位次等問題。當時鄭泳也正在從事《鄭氏家儀》
的編纂工作，他根據司馬光《書儀》、朱子《家禮》，將適合同居家族形態的 禮儀加以增刪整理，編成的《家儀》一書，內容包括通禮、冠禮、婚禮、喪禮、
祭禮，卷末並附圖十七幅。104明初王景撰寫鄭泳墓誌銘時清楚提及前述的祠堂 規制是到此時才確定下來。105綜觀家儀中的祭祖禮儀，鄭泳顯然對司馬光與朱 子的原則作了不少改變，比較重要的有：（1）以祭祀對象而言，考量到鄭氏十 世同居的情況，他以大宗第一世祖鄭綺（1118-1193，沖素府君）為不祧之祖，
世世家長主祭，其餘各宗則止於四世，形成祭祀五世祖的型態，而特祭始祖的 部分，鄭泳認為是祭始受姓之祖。（2）關於神主的位次，則提出是按《書儀》
南向、中為上之制，理由是義門宗支繁多，又無法排日分宗而祭，所以難依《家 禮》由西向東之制。（3）更特別的是，神主採男女左右分列的方式，以防翁媳 並列。（4）在祭祀時日上，則增加生日之祭。106
鄭泳雖然宣稱在神主位次上依《書儀》的位向，但是細考《書儀》內容，
司馬光基本上仍認同神道向右的原則，將位牌設為南向、西上（由西向東），107 而非南向、中上，鄭氏之說不知何所據。他曾在祠堂記中討論古代天子廟制時 表示：
古者天子七廟，太祖居中，左三昭，右三穆，廟皆南向，主皆東向。……
後世或不依昭穆之制，……或十六楹間、十五楹間、十三楹間，皆南向，
東西二間為夾室，以中為上，……或一間為一室，亦以中為上，而主皆
104 明•鄭泳，《鄭氏家儀》，〈歐陽玄序〉，頁388-390。
105 明•王景，〈故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鄭君墓誌銘〉，收入明•鄭太和輯，《麟溪集》，
卷寅，頁49a。
106 明•鄭泳，《鄭氏家儀》，〈祭禮第五〉，頁34a、40a、44b；〈祠堂記〉，頁51b-52a。
107 宋•司馬光，《書儀》，卷10，〈喪儀六•祭〉，頁45。
南向。此事亡如事存之意……。108
鄭泳認為天子廟制尚且因世代不同而有變化，士大夫更是如此，而朱子雖定神 主南向，但是四世位次卻以西為尊，明顯仍為古代東向者所尊之例，使得理論 本身即有矛盾，因此不宜採行。109由此推敲，鄭氏在祭禮上的主張，似乎是天 子、諸侯廟制的變形，而這一變形顯然是為了安排原來在《書儀》或《家禮》
中並不能設立神主的一世祖，同時也以當代尚右的習慣安排祖先的位次。110如 此 以 中 為 尊 的 神 主 位 次 在 鄭 泳 之 前 並 非 絕 無 僅 有 ， 南 宋 紹 興 年 間 的 秦 檜
（1090-1155），在宋朝禮制的規定下，得立五世家廟，他便於宅第中門之左蓋 一堂五室，中間為五世祖，東西二室分別為二昭位、二穆位。111元泰定年間，
國史編校胡升則改先人別塾為家廟，為門三間，設一堂五室，中奉始祖，左右 二昭二穆。112元代並無品官家廟制度，胡氏的家廟應屬於私家祠堂的性質，鄭 泳的祠堂設計不一定與胡氏的家廟有關，但兩者卻表現出相同的特點，對宋儒 過於尊古而不合當時習慣的禮儀做出改變。這一方面是出於大家族的現實需 求，一方面則得力於元廷未對士庶人祭祖做制度性的規定。113
108 明•鄭泳，《鄭氏家儀》，〈祠堂記〉，頁51a。
109 明•鄭泳，《鄭氏家儀》，〈祠堂記〉，頁51b。
110 趙翼考察歷朝左右之制，曾說：「有元一代之禮，則皆尚右。」見清•趙翼，《陔餘叢考》，
卷21，〈尚左尚右〉，頁388。
111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禮十二〉，「群臣士庶家廟」，
頁3-4。
112 元•胡升，〈家廟記〉，收入清•胡元鏊修，《南坦水西下怡胡氏合譜》（乾隆26年刊本，
上海圖書館藏），卷7，頁2a。
113 《元史》中有關大臣家廟，只有至治初年，右丞相拜住立五廟的記載，未見其他相關規定。
參見明•宋濂，《元史》，卷76，〈祭祀志五〉，「大臣家廟」，頁1905。元代禮制上唯一對 民間祭祖習慣做出規定的是，大德4年因為江西行省民人在父母魂牌上書寫「皇考妣」字樣，
有犯上之嫌，而下令禁止使用該字樣。見《元典章》（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30，〈禮 部三〉，「祖先牌座事理」，頁16。
圖五 浦江鄭氏祠堂位次圖
資料來源：鄭泳，《鄭氏家儀》，〈家儀圖一〉，頁421。
浦江鄭氏到鄭泳時已合族同居逾八世，鄭泳《家儀》的寫就，不僅使家族 的規範更趨完備，他整理祭祖禮儀的時機也值得注意。根據鄭泳〈鄭氏家儀序〉
的署名，他完成此書應在至正14年（1354）之後任溫州路總管府經歷任內，而 該書篇首另有歐陽玄（1273-1357）所寫的序文，歐陽玄卒於至正17年（1357），
因此該書應是寫成於至正14年到17年之間。114鄭泳早年師從宋濂，其伯父鄭欽、
父親鄭鉉續訂家範時，曾邀請義烏朱震亨一起編定，115當時鄭泳也參與討論，
114 現存明崇禎年間重刊的《家儀》中錄有數條祭祀明代以後鄭氏祖先、及奉祀宋濂的條文，應 是重刊時才補入。見明•鄭泳，《鄭氏家儀》，〈祭禮五〉，頁46b-49。
115 清•黃志璠，《光緒浦江縣志》（台北：浦江同鄉會，1974），卷9，〈人物〉，頁9b。
最後則由宋濂審定。116而至正年間他編纂《家儀》時，宋濂仍主教於其家塾東 明精舍，鄭泳有關家祭禮的問題應即與宋氏，117甚至朱震亨商量過。由鄭欽時 初建祠堂依循朱子《家禮》行事，到鄭泳感覺這套禮儀與其同居家族之間有扞 格的情況，進而重定規則，正可以看出當時儒禮在落實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元代時社會上接受儒家式祭祖禮，建祠居所附近的大別有二類人，一是致 力於行道的程朱理學家，如趙汸；另外則是正在進行合族的士人。誠如第一章 第二節所述，透過墓祭聯絡族屬是元人最普遍的方式，尤其是族人共同起源的 始遷祖墓更為重要。在重視合族墓祭的風氣下，不少家族的墓祠逐漸由奉祀單 一墓主，變為奉祀家族數代祖先的神主，使其除了如原先漢代享堂的性質外，
更增加了宋儒提倡的統萃族姓的倫理意涵。118宋儒去墓而營於家的祠堂禮儀雖 然在制度上也為大家族做設想，119但不論是司馬光的設三代神版，或是朱熹的 設四代木主，再另外特祭始祖、先祖，這些對元代日益擴大的家族，尤其是如 浦江鄭氏平時即合居的大家族，卻是不敷需要的。換個角度說，聚族同居雖然 古已有之，但在士庶人之間出現，卻可以說是近世以後新形態的人群聚合方式，
元人黃溍即說：
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
116 明•王景，〈故承務郎溫州路總管府經歷鄭君墓誌銘〉，頁48b-49a。
117 據鄭楷的敘述，鄭家長輩「婚冠喪祭儀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 一家之法。」參見鄭楷，〈潛溪先生宋公行狀〉，收入宋濂，《宋濂全集•潛溪錄》（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卷2，頁2351。
118 如休寧程文貴之父為程朱學者，在程父的影響下，文貴感於子孫眾多，卻無統萃之處，因此 至正八年建墓亭於族墓側。參見明•朱升，《朱楓林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4冊，卷6，〈永思亭記〉，頁14-16。
119 關於《書儀》與《家禮》是否是以大家族為設想的基點，學者各有不同的意見，吾妻重二綜 合牧野巽以來的研究，對司馬光與朱子的說法重做考察，認為《書儀》並不特別設定是大家族 或一般家庭，而《家禮》則顯然考慮到宗族的問題。參見吾妻重二，〈近世宗族研究における 問題點－祠堂、始祖祭祀、大家族主義－〉，收入井上徹等編，《宋－明宗族の研究》，頁107-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