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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徵實
──清代詞學批評方法中的「考據」與「知人」原則
本章所欲討論的是清代詞學在批評方法上借鑑或汲取了哪些經學上的 特色，重點將放在詞論家對作品的接受歷程。特別是清代詞學之重要成就 如校勘、箋注、寄託等詮釋方法，基礎皆可上溯至漢代經學詮釋。清代為 中國最後一個帝國，理論與創作兩方面的成就，美其名為集前代之長，實 則融入當代學術視野與特色。接受從來不是直承源頭，照單全收，往往是 在歷史發展的潮流裡，對既有說法的再接受。歷史與記憶是當下存在的殷 殷回望，漢代之後，知識份子往往對三代抱持莫名的憧憬與想像。正因為 過往的不在場，調度材料與想像去重建現場遂成為可能。
文學閱讀時的復古是以自身見聞為理解視域，而文學創作上的復古更 像一種追體驗，無論是代聖人立言或崇經修業，最終目的都是認識自身與 理解世界，在不斷更迭的時間長河中找到定位座標。拉出隱微而連貫的時 間軸線，一方面希望透過古人的經歷遭遇幫助自己面對困頓遭遇，在相似 的苦難中得到慰藉，一方面也期待當代或未來某個時刻，會有其他讀者透 過作品和當下的自己同情共感。然而這牽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確定 自己和未來讀者的閱讀是「正確」的呢？歷來對相同作品的詮釋層出不 窮，該怎麼辨識作者「本意」？是以心印心的直觀神悟，還是字斟句酌去 追索剖析作品的意義？
這是經學史重要的課題之一，尤其圍繞著《詩》經本義的討論，聚訟 不休。漢儒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就有「《詩》無達詁，《易》無達占，
《春秋》無達辭」1之說。經典代表著聖人之義，但解經過程是否能夠通往 本義，又該如何通往本義，注經者各有一套說詞。從政策面來看，漢代開 始，隨著通經可為博士的政策頒布，每部經典均有傳承的師法、家法，對 經典的理解體現在章句之粗細異同。唐宋科舉取士亦試經義，如何熨貼聖 人之說，又有多少別出心裁的解釋獲得認可？2明清以八股取士，更導致經 書評點與文學評點蓬勃發展。可見詮釋差異古來習見，讓本義遊走於作者
1 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95。
2 最令人津津樂道者莫過於蘇軾「想當然耳」的典故。《誠齋詩話》：「歐陽作省試，知舉，得東 坡之文驚喜，欲取為第一人；又疑為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為第二。坡來謝，歐公問：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
歐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以袁熙妻賜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以妲己賜周公。』操 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 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引文見（清）永瑢、紀昀編纂 ：
《文淵閣景印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類，第 148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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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的古今縫隙。若從經學流變的發展入手，則從東漢被視為經學大師的 鄭玄到宋代疑經風氣下的歐陽脩，探求本義的觀念深植於學者腦海。車行 健考察漢人《詩》經解的思想表達特色，發現「依經立論」與「借事言理」
是注經者在詮釋本義之際對經義的再創造。然而後代仍對此有所不滿，故 歐陽脩與龔橙各自對《詩》本義提出己見，確立經典內涵，完成詮釋與實 踐。3當我們預設經典擁有貫穿時間的普遍價值，那麼所有注釋必然是「當 代」對過往所提問題的解釋，這些解釋同時也回應「此在」生存的環境。
於是，任何被推尊為經典（典範）的作品，就擁有被接受與被詮釋的空間。
這一點文學與經學無疑是趨同的。典範在時間歷程中逐漸成形、修正，如 宋代對陶潛與杜甫的詮釋與評價，其中杜甫詩更有千家注杜之榮景。但盛 況背後也凸顯出詮釋角度不盡相同的現象，不斷呼應著《詩》無達詁的舊 說。鄭子運《明末清初詩解研究》一書，說明詩解類著作形成的背景後羅 列不少個案，其中杜甫、李賀、李商隱都是熱門的對象。此外，如金聖嘆 從八股文章句分析的進路去拆解律詩，勾勒其中妙處所在，同樣可以看出 經學和文學的關涉。4仔細探究，詩解最主要的思維邏輯依舊是知人論世的 傳統，有時也透過章句之法反覆翫味，試圖藉由言外之旨逼近作者之意。
杜詩詮釋從自宋代之後便不乏透過繫年、年譜以求理解作品，並扣緊作者 之際遇進行結合。清代李商隱詩的詮釋語境更突顯詩歌詮釋背後思潮的趨 同性，特別是以「詩史」為本質，以「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為方法的 進路，自明清之際朱鶴齡至清末民初張爾田等人莫不循此批評途徑各自發 揮。5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隱詩箋釋多半以作品中的「比興」為依據，
著重發揮經學詮釋傳統中「抉發微言」的那一面，無論從豔情或是政治觀 點切入，都反覆渲染詩人的心靈與存在環境的互動關係。詮釋效度就是對 詩人生平認知的正確與否。然而，對章句字義的訓解補釋在各家箋注的體 製義例中依舊佔據相當的位置，點明字句文法，實用之目的性在於逼顯作 品之義蘊，可以說是比興說詩的補充或另一側面。經書的接受史是注疏者 對聖人道德情感的體驗，詩歌作品的接受史則是箋注者對作者生平際遇的 前理解，二者具備高度同質性。無論是微言大義或章句訓詁，無非是後世 希望透過理解作品進一步理解作者及其存在歷史背景的工具。
3 車行健對鄭玄、歐陽脩等人《詩》本義的思想討論，分別見於《詩本義析論──以歐陽修與龔 橙詩義論述為中心》（臺北：里仁書局，2002 年）、《釋經以立論：漢代毛鄭詩經經解的思想探求》
（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
4 詳細論述請參看鄭子運：《明末清初詩解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5 顏崑陽曾揭櫫此一批評觀點的侷限性與調適方法，指出詩史互證可能帶來的歧誤，詳細論述請 參見氏著：《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臺北：里仁書局，2005 年修定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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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提下，即使清代詞學批評多方援引經學資源，本章的核心關懷 在於批評方法在形式與內容兩方面是如何接受經學研究傳統。訓詁考據和 知人論世殊途同歸，最終目的並無二致。而傳統注疏之學到明清已難有突 破，唯有在義理上別出機杼。宋明理學的發展過程，程朱一脈雖仍有對經 典字詞的訓詁義界，主要還是發揮一己觀點，陸王一系最後更發展出六經 注我的高度主體性，經典的意義隱隱然從古代聖人轉為今人理解聖人的途 徑。明清兩代隨著八股文成為取士標準，試官往往也以卷子能否熨貼聖人 之意作為鑑別標準，是以如何更準確地理解聖人之言舉足輕重。為了指導 作文之法與指引聖人旨趣而出現的大量評點，同樣是從經學到文學的過 渡。儘管評點文字多半簡短而未成系統，卻有助於我們理解作品佈局和作 者心緒。如果透過訓詁考據可以更準確掌握字義，透過「知言」更進一步
「知人」，讓古今作者、讀者可以在文學作品中心靈交會，達到「知音／
心」的效果。這一連串的步驟，從作品的真偽整理、字句的訛誤校訂，到 作者的生平與撰作背景與自己當下情感的呼應，背後的思維皆是徵實。此 思維源遠流長，即使詞體在經史子集的排序居集部之末，然而辭章為經學 枝葉，詞學在理論上的尊體大概能從援引、借鑑經學方法略見一斑。因此，
具體考察考據與知人兩種詞學批評方法如何在詞話、序跋、評點資料中呈 現，應可側面管窺此一操作的成就與可能侷限。
第一節 詞籍校勘與訓詁章句
中國經典詮釋自有一套經傳注疏傳統，傳的存在本為讓後世讀者更能 掌握經典的意義與內涵。但以《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之說，春秋傳亦有左 氏、穀梁、公羊三家，各出己見，對經典的詮釋轉趨複雜。秦火後經書泰 半散佚脫落，學者各有傳承，而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經學上第一次的 重要爭論──今古文經之爭，源於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禮 記》等經典，為了實際的政治利益，今文經之博士官堅持所傳承之師法、
家法，歧見紛呈。甚至為了彰顯自身立場與他人的差異，章句愈發趨於瑣 碎縝密。6章句訓詁之用心本在於更貼近經典所言，但正如《漢書．藝文志》
所論：「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
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
6 關於漢代今古文經學的論爭，最具代表性的討論可參考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 經古文平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頁 1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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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7疏通字 辭本是理解經典的必要過程，古今語言、制度、文化有別，故必須注釋才 能通曉。「注」、「解」、「章句」、「詁」，名稱雖異，指涉大抵相同。後來或 因經典散逸需要重新整理，或因時代更替有必要對經文、舊注進一步考 訂、闡發，又有義疏、正義之作。觀察注疏傳統的發展，最初為疏通經義，
故漢代經學家多半通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劉歆亦將小學相關著作列入「六 藝略」下，後來注釋者加入當代視野以及自身對經義的理解，賦予經書更 豐富的意義，經典詮釋遂從經學附庸逐漸成為經學思想發展不可忽略的重
故漢代經學家多半通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劉歆亦將小學相關著作列入「六 藝略」下，後來注釋者加入當代視野以及自身對經義的理解，賦予經書更 豐富的意義，經典詮釋遂從經學附庸逐漸成為經學思想發展不可忽略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