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人與當下活著的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過往的每個世代，我們在塵世的等待中 來臨，並且被賦予了些許的救世主力量 —— 託付這種力量的是前人，想完成所託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
——班雅明，《啟迪》1
上述公共治理與商議民主兩種環境治理模式，在「褐地」 (brownfield) 整治的議題上差異更加 明顯。褐地整治指的是關於遭受嚴重汙染的土地之治理與再開發，是當前環境治理的主要議題之一。
由於強調市場與效益的公共治理模式傾向將褐地交由地主—通常是私人企業—決定如何開發，因此算 計最大效益的時候往往考慮的是公司的「股東」(shareholders)利益，而商議民主模式則主張褐地整 一、前言
早於 1970 年代初，西方各界已普遍意識到「成長極限」(limit growth)，理解經濟發展不可能永 遠持續，且會導致環境的破壞(Meadow et al, 1972; Cole et al, 1973)。「永續發展」概念隨後問世，
強調經濟發展不能只顧 GNP 與 GDP 的成長，而必須將自然環境的成本考量進去(Pirages, 1977;
Cleveland, 1979) 。「 聯 合 國 世 界 環 境 與 發 展 委 員 會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年所提出的《布蘭特倫報告》(Brundtland Report)則進一步呼籲，「永續發展為 要能滿足下一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及下一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WCED, 1987: 43)。於是，永續發 展的理念不僅尋求發展與環境之間的平衡，同時也試圖兼顧所謂的「代間正義」(Broome, 2012)。
立基於永續發展的理念，西方當前的主要環境治理理論，主要有「公共治理」與「商議民主」兩 種模式。前者指涉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採取「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維，認定事情的 對錯在於能否達到「最多數人的最大快樂」，也就是所謂的「效益」；運用於環境治理議題之上，等同 於追求永續發展的最有效政策，民間能否—抑或是否有權利—參與並非重點。此外，由於西方體制乃 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認定(一)國家的組成乃由一群獨立自主的人為了更好的生活而相互簽定的「社 會契約」，目的在於制定一套「法治」(the rule of law)制度，同時規範政府行為以及保障人民的生 命、自由乃至於財產；而(二)自由市場不僅是個人自由與財產的前提，也是最符合效益的社會制度。
晚近興起的「商議民主」雖然也認同上述的憲政主義，但卻主張，缺乏民間參與決定過程的政策本身 既缺乏正當性，而單由政府制定的政策若缺乏民間的參與和配合也不可能真正落實。
1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2),pp.245-6.
治必須將更廣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納入考量。換言之，即便採取效益主義計算模式，「最 鹼所造成，但是中石化仍需對此負起責任，並要求其負擔賠償與清理戴奧辛污染的成本(Tainan City Government, 2007)，該公司也於隔年便開始向政府提出清理的計劃(Cheng, 2008）。然而，其清理計 畫並未得到當地居民與環保、社運團體的支持，也沒有後者的參與。
證據顯示，安順廠所製造的主要污染物，正是五氯酚、戴奧辛與汞(Huang, 2002)。台鹼過去習慣
傾倒有毒的廢料在位於該區之蓄水池，而該水池的戴奧辛含量高達 28.3pg-TEQ/g，遠遠超過國際衛生 組織(WHO)所設定 4pg WHO-TEQ/g 的安全標準－－1995 年該蓄水池的魚隻，曾一度檢驗出含戴奧辛高 達 247pg-TEQ/g 的紀錄，以及超過國際衛生組織所設定安全標準 60 倍(Huang, 2005)。數十年來，當 地居民在經濟與生活上仰賴附近的蓄水池、養魚場與池塘，進行捕魚、賣魚、捕撈牡蠣、貝類與螃蟹 府真正的動機是為儲放於廠區數噸的五氯酚保密(Huang, 2002)，而根據解密的第 7096 號機密政府文 件顯示，台灣省水污染防治所就曾在中揭露該廠貯水槽中魚類體內含汞過量，因此政府關廠的真正原
將裁撤台鹼政策全面解讀為政府蓄意讓污染法人消失的舉措，反而意圖從科技風險與環保意識兩個角 與道德的回溯正義(retrospective justice)課題之下，而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事實上，法律層面反 倒是最簡單的問題，確認有無相關法規，佐以有無違規事實證據便能解決。困難之處其實在於道德與 政治層面。正如同屬回溯正義範疇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課題，處理前朝政府犯下的歷 史罪行－例如紐倫堡審判－所依據的不是當時的法律，而是普世人權價值，亦即道德的理由。當然，
府必須承擔另一個源於「身份」的非因果關係上之責任。此乃下一節的核心議題。 盡到了「善治」(good governance)的義務。如此一來，更如同其轉型正義議題的立場，同為人權迫害 者與民主化推動者的國民黨既是加害者也是平反者，結果造成了此刻只有受難者而無加害者的窘境(吳
思考錯誤。不過，與其指責國民黨此處的過錯，本文此處想指出此乃兩種不同的「國家觀」之混淆的 結果。前文提及，西方憲政主義基本上根植於「社會契約」傳統，認為國家的組成乃一群獨立個體追 求自身更大的利益之結果，亦即「法治」對於個人的生命、自由、財產之保障。這是個非常個人主義 的現代國家觀，不但認為政府必須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其國家想像的視野也只專注於活著的同代人，
而不考慮其他世代的利益。事實上，效益主義奠定者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正是如此主張，
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也是如此。不過，永續發展的概念卻比較契合柏克(Edmund Burke, 1729-97)的思 想；正如他曾於《法國大革命反思》語重心長地說：
摧毀原有的社會結構，留給後代的可能是一片廢墟，而非棲身之地——且讓後人有樣學樣，蔑視他 們所創建東西，一如他們蔑視前人的建制那樣…… 社會其實是個契約…… 國家……不只是……在 世者之間的合夥關係，也是在世者、已逝者和尚未出世者的合夥關係。(Burke, 1790)
姑且不論柏克的保守主義思想，此段話提出另一種國家觀，其視野不單純只有活著的這一代人。如此 場底下的企業公民。更重要的是，此一判決似乎也蘊含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理念。如前所述，安順廠個案的最大的爭議焦點在於責任釐清的問題，其複雜之處
文獻上關於利害相關人與公司之間的關係界定眾說紛紜（Jennings, 2009; Kibler, 2008; Teegen, Doh and Vachani, 2004; Wilson, 2000），但大抵可歸結為「利益」、「權利」與「權力」三者之間的 關係（Clarkson, 1995）。無論如何，國民黨政府專注於利益，法院的判決倒是提醒了權利與義務乃一 體兩面的事，如同政府有基本職能與義務，企業的權利源自於身份，所以也具有特定的義務－－也就
府的延續性，上述的判決無論採取橫向解讀為對於股東以外的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肯定，抑或縱向解讀
如前所述，主流的環境治理理論傾向關注於「現在」或「未來」。倘若本文的推論得當，正視未來 的邏輯必須包括對於「過去」不正義的平反。事實上，本文的討論亦可理解為作為班雅明引言的冗長 註腳：逝者與活人之間似乎存在一個秘密協定，那就是為過去的不義平反；這種責任是來自於身份認 同，並非因果關係的連結，而接受則意味著歷史承擔。此一引言也可用以提醒我們，「永續發展」概念 必須包括過去與未來的邏輯對稱性：指出對於下一代有責任的人，必須同時肩負起上一代未盡的歷史 責任——逃避，則猶如將我們應負的代價轉嫁給下一代人，直接造成另一層次的代間不正義﹗規避轉 型正義的國民黨政府，以同樣理由漠視了中石化安順廠的歷史不義，但正義卻要求人民不得忽視過去 遭受環境災害(因而)目前處於社會不利地位的人(Shapiro, 2012)，以及逝者當年期待後代為其平反的 託付。
目光銳利的讀者或許也已看出，針對中石化安順廠個案的討論突顯了另一個關於威權體制國家切 割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所可能導致的困境：亦即「經濟法制」與「憲政法治」的不同步發展，可能導 致之後難以處理的政治與道德困境。國民黨威權時期忽略人權與法治，執意追求經濟發展，甚至以經 濟成長作為一黨長期統治的正當性基礎。期間當然也逐步引進的西方的經濟法規，包括對於企業財產 的與股東權益的保障。然而，之後卻因此造成了民主化之後對於歷史不易的難以處理。中石化案今日 的窘境其實是如此不同調發展的必然結果。本文的討論，不僅對於當前西方主流環境治理與環境正義 理論具有挑戰性意涵，對於正在追求經濟發展並且日益完備其相關法規的威權體制國家，或許也可作 為殷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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