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文化小組的成立與折衝
四、 矢部貞治與出版品進口問題
矢部在歷次會議中的發言已如前述，但他是何種背景、如何影響他的上述發言呢？以下 將從其經歷以及和出版品相關的著述中，簡單疏理，因篇幅限制，詳細的學術思想暫時不談。
矢部 1902 年生於鳥取人，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留學英、美、法、德諸國，政治學博士，曾 任東京帝大、早稻田大學等校教授與講師，1955 年任拓殖大學校長，為政治學權威。58矢部在 東京歷任助手、助教授與教授共二十年，太平洋戰爭時期加入後藤隆之助組織的昭和研究會，
思考如何由下而上地整合國民力量，以改革官僚統制與政黨無力化的敝病，並將研究結果送 給首相近衛文麿。然而最後日本成立由上而下的大政翼贊會，與矢部的理想相距甚遠，遂與 政府無涉。59不過，當戰後聽到美國佔領軍發布近衛文麿的逮捕令時，決定請辭東大教授職位，
並謝絕一切邀請，以自我放逐的方式當了六年的「浪人」，60一直到 1952 年擔任早稻田大學講 師，1955 年時受邀擔任拓殖大學校長，並參與憲法調查委員會與公安審查委員會。矢部的著 作頗豐，偏重政治學、民主制度與憲法的理論與實際運作，並在浪人時期撰寫近衛文麿傳記，
檢討日本戰時經驗。61由其經歷來看，矢部將政治學與國家命運相互聯結，堅守自己原則，在 戰前(含戰爭時期)主張民主制度，受到右翼陣營與文部省壓力，對於否定人性尊嚴的法西斯主 義、共產主義或帝國主義亦無法接受，可謂抱持始終一貫的理念，欲協助日本民主制度鞏固 的學者。62
從上述簡單的經歷，或可推知何以矢部在出版品問題上，一再表明言論開放與反共的關 係。從被安排至金門參訪、文化思想上的管制，以及在歷次會談中臺灣官員的回答，矢部皆 得到一強烈印象，亦即臺灣處於戰時體制之下。矢部很清楚知道戰時如何管制言論，但是認
57 蕭李居(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文建會，2008)，頁331-332、490-492。
58 「團員履歷」，「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一)」。
59 坂田善三郎，〈東大時代の矢部先生〉，《海外事情》，10:10(1962.10)，頁36。
60 矢部貞治，〈自伝的随想〉，《海外事情》，7:2(1959.1)，頁3。
61 〈矢部貞治博士略歴〉、〈矢部貞治博士著作表〉，《海外事情》，10:10，頁2-5。
62 草野文男，〈戦後における矢部博士〉，《海外事情》，10:10，頁49-51。
為若欲與共產主義對抗，除了軍事之外，不論是思想戰或心理戰，最好的「免疫」方式不是 隔絕，而是應該確保開放與自由批判的空間。另外，如果連電影等娛樂性產物被高度限制，
或是日本批判共產主義的權威學術著作無法進口，矢部悲觀地認為臺日雙方無法進行真正的 文化交流，就此點而言，他認為臺灣方面應該反省與檢討。63
然而，矢部對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並非抱有惡意，毋寧說在政治學的理論和實際出發，
甚至是帶有善意的期待。矢部對於蔣介石宣布放棄對日求償，以及所任職的拓殖大學與殖民 時期臺灣的密切關係(190 年由臺灣總督桂太郎所創臺灣協會而來)，使得他對臺灣有特殊情 感。同時，對於多次與共產黨合作競爭而正在努力的國民黨，也抱有深切好奇，並認真閱讀
《蘇俄在中國》日文摘譯版，希望能吸取與共產黨鬥爭失敗的經驗，並解答何以蔣介石能自信 地認為五年內可以「反共大陸」成功。64就這點而言，矢部可謂欲認真理解臺灣反共處境與實 況。
矢部除了從學術和言論自由角度思考出版品問題，亦就實務層面考察。在矢部的資料中，
存有名為〈向臺輸出日本出版品的瓶頸〉的手稿，此份稿件不知寫於何時，但他從貿易障礙 的角度剖析日本出版品輸臺的困難，約可推知是在接觸業界後所寫下的觀察。他認為日本出 版品輸出至臺灣的障礙有三：貿易配額過少、審查時間太長，以及出版品價格太高。文中道 出當時臺灣輸入日本出版品的實況，由於臺灣不准新設貿易商社，只能由既有的十二、三家 商社負責出版品輸入，實際運作的只有五家。這些商社手上握有兩三件輸入許可權，每個月 只能行使一件，因此商社必須輸入最有利益的商品如文具或機械，如此便壓縮了出版品輸入 的空間。另外，由於換匯配額太少，必須購買黑市外匯，墊高的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出版品 在臺價格約為在日本的兩倍半。65矢部也與「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接觸，該單位負責將日本 出版品輸出至全世界各地，並整合日本出版社對外參加書展，該會在 1955 年舉行了第一次的 海外日本書籍展覽會，其地點即在臺北。66
由上可知，矢部以其學者性格，對民主信念的堅持，既批判中華民國政府的出版品進口 政策，但也理解處於戰時狀態下的不得已，遂如講學般諄諄教誨，反覆陳述言論與學術自由 對反共的重要性。如此對中華民國政府不帶惡意的學者，擔任出版品進口交涉的主要人物，
毋寧對臺灣是幸運的，但臺灣方面部分無法改變立場的堅持，也使得此類溫和且具聲望的學 者，無法替臺灣多做解釋。這對期待透過社會名望人士改變日本輿論的政府當局而言，可謂 失望。
63 矢部貞治，〈國民政府訪問の感想〉，《海外事情》，4:11(1956.11)，頁17-22。
64 矢部貞治，〈中国のかなのソ連〉，《海外事情》，5:9(1957.9)，頁23-30。
65 矢部貞治，〈台湾への日本出版物の隘路〉，日期不詳，〈矢部貞治関係文書〉，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図書館 藏，檔號6118/34/220。
66 〈PACE50年の略史(1953年-2003年〉，《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50年史》(東京：出版文化国際交流会，2003)，
頁128。
五、 小結
本文考察了 1950 年代中期，是透過哪些人和會議過程，促成了中華民國政府日本出版品 進口政策的轉變。研究指出，日本並不滿意出版品被臺灣限制進口，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即開 始要求開放，「中日和約」簽訂後，交涉層級越來越高，適逢石井訪問團來臺，雙方長久以來 的懸案，終於有了高規格的接觸談判。而臺灣希望加強日本國內的反共勢力，並實現亞洲反 共聯盟的戰略構想，因此積極回應日方的要求，並以文化交流之名，欲深化彼此關係，並使 國際上認識到雙方的親善合作。雙方在部分基本歧異的立場上，展開了多回合的交談判。
一般認為，1956 年的石井訪問團促成了隔年開始的「中日合作策進會」。這確實無誤，但 本文補充指出，所謂的「促成」並非理所當然，原是為了出版品審查，雙方共組聯席會之議 而起、最後擴大而成為策進會形式。石井訪問團定調為民間性質，召集政經與文化界人士，
展現石井派及其外圍智庫國策研究會的人脈，相對而言臺灣方面出席文化小組會議者，多為 黨政教育、宣傳和新聞單位主管，雖亦有學者參與，但官方色彩濃厚。石井訪問團最大的突 破在於得到總統蔣介石的首肯，願意雙方共組聯席會，篩選日本出版品以利進口，其中向蔣 當面提出此議的矢部貞治，回國後將此事披露於大報的御手洗辰雄，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石井訪問團雖得到承諾，但後續的發展則有賴雙方落實。日方的國策研究會幹事長矢次 一夫，以及臺方國民黨內日本事務主要管道負責人張群，兩人的往來協調促成了策進會。不 過，原先日方僅要求在中華民國駐東京大使館下設置雙方代表各半的聯席會，專事審查出版 品，面對日方的積極詢問，臺方最後決定將層級拉高，改為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層面的策 進會。臺灣的想法很簡單，純粹的審查聯席會流於事務性，且容易讓日方介入審查機制，但 拉高層級後一方面顯示雙方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則可強化反共要素，達成政治目的。
中日合作策進會召開後，第一個討論案以及第一個成立的小組，皆為文化領域。在日方 具體提議審查聯席會的情況下，曾任省教育廳長的陳雪屏說明了日本出版品進口的新政策，
簡化進口標準，新增參考用書申請流程，學術用書可由大學相關科系審查，並暗示經駐東京 大使館核可通過的日本書商，其出版品可進口。上述說明使得主要提議的矢部貞治表示接受，
出版品議題大致底定，第二屆欲促使報紙進口未果，之後各屆文化小組對進口問題僅原則性 呼籲，未有實質突破。從後見之明來看，上述新政策確實部分放寬了日本出版品進口限制，
而此一轉變與石井訪問團和策進會的壓力有直接關係。
本文最後集中於策進會的文化小組召集人矢部貞治，說明一個基於學術理由，對臺灣或 中華民國政府抱有一定期待的學界人士，批評臺灣對言論的控制。為了貫徹其民主信念，同 時也反對以極權方式對付極權，矢部主張臺灣應該開放言論，以增加對共產主義的免疫力，
在思想戰上贏得勝利。然而，矢部也以戰時狀態理解臺灣，認為臺灣難以輕易改變政策，對 於文化交流感到悲觀。就此而言，臺灣方面原先希望藉由文化交流爭取日本有聲望的社會人 士為臺灣發聲，壯大反共力量的構想，並未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