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5-2410-H-004-066-執 行 期 間 ： 105年08月01日至106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林果顯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施長甫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郭佩瑜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09 月 02 日
中 文 摘 要 ： 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原屬文化
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
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
，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
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來資訊
。然而，看似單純內政治理項目的出版品管制，並非在真空的環境
下恣意制訂，管制措施的寬嚴與開放時程，涉及外交上的應對折衝
，談判人員的學養經歷與政經關係，亦影響協商方向。若未討論國
際因素，將難以全面理解管制政策。基於上述的多重意義，本計畫
選擇聚焦於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探討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在決
定文化政策時的國際因素。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
施，來自外交上的壓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如
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人？更進一步
而言，這些涉及文化商品的談判，反映了兩方政府何種貿易、外交
與文化立場？本計畫以三類不同性質的檔案，包含中華民國《外交
部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以及雙方談判人員的生平及撰述
資料，企圖釐清日本出版品進口的國際談判過程，以及相關人員的
學養經歷，和彼此的人脈關係。期望藉此能使出版品管制的研究跨
出國內言論自由的討論，以及靜態的法規疏理，而具有冷戰時期臺
日在文化事務上彼此攻防的「文化冷戰」的面向。
中 文 關 鍵 詞 ： 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談判
英 文 摘 要 ： After coming to Taiwan, the ROC government survived by the
very means in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al
dimensions, and tried hard to build the friendly
environ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addition to controlling
the information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was also devoted
to control the outside information. In 1950s, the major
part of the outside information are the publications, and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are special.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maybe include the left thoughts and maybe
influence the native Taiwanese who were governed by Japan
before 1945. That makes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become
the sensitive information. Besides, the control of foreign
publications is not the internal affairs, it also is the
international issue. Also the thought and experience of the
negotiators about Japanese publications from Taiwan and
Japan may effect the negotiation for the publications. For
the importance and multiple research values, this project
chooses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to analysis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the ROC government in 1950s Taiwan.
What this project wants to ask is: what is the effect
about the foreign pressure for the policy of Japanese
pulbications? How did Taiwan and Japan discuss the import
control policy? Who is the negotiators? Further, what is
the standpoint of trade, diplomacy and culture from the
negotiation?, This project will use the recently released
archives of the ROC governem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OC and Japan, and the diary, biography and writings of
the negotiators. And this project want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the experience and relations of the
negotia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method above, this project
will not take the approach of speech free and the
arrangement of laws, and will discuss the issue about
culture cold war.
計畫題目：1950 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
The Negotiation of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in 1950s Taiwan
一、前言
本計畫的主要提問是：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來自外交上的壓 力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 為哪些人？更進一步而言，這些涉及文化商品的談判，反映了兩方政府何種貿易、外交與文 化立場？ 1950 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包括軍事力量、滲透人員， 以及危險資訊，原屬文化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 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 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 感性的外來資訊。基於此，去年核定的計畫「1950 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初探」(MOST 104-2410-H-004-084)，企圖疏理過去較少被提及的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管制體系，透過政府檔 案，逐步釐清各時期的相關法規與諸政府部門的任務職權。 本計畫發想的背景，即為去年計畫的延伸。在計畫執行過程中，有個問題逐漸浮現：這 些看似國內的文化管制事項，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恣意制訂，由於涉及外國出版品，來自日 本的要求屢屢出現在內部討論的公文中，那麼，這些外交壓力何時正式排入雙方政府代表談 判的議程？雙方的訴求與攻防過程為何？這些問題若不回答，將無法更全面地呈現當時臺灣 的文化管制狀態與決策過程。同時，臺日雙方透過什麼機制溝通協調，彼此攻防的重點和底 線，也反映了兩國的外交關係與策略。二、研究目的
1950 年代臺日雙方的關係歷經多重變化，彼此的政府型態、在亞洲冷戰中的定位，以及 國家面對的戰略困境，每一階段的難題皆影響兩國之間的往來。兩國之間從無邦交到建交， 從延期性的貿易協定會談，進展為官民團體定期互訪開會的形式，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便是 在此過程中，逐步成為重要議題。換言之，在國內管制體系的研究基礎上，透過臺日雙方的 檔案，釐清外國出版品的國際協商面向，既為本計畫的發想背景，也是計畫欲達成的首要目 的。 其次，在僵硬的法規文字和繁複的會議記錄背後，是來自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日本在 戰後臺灣具有特殊而敏感的地位，既是必須清理的前殖民者遺緒，卻又同時是亞洲反共陣營 的伙伴，這些人除了因為所擔任的黨政職位而成為政策擬訂者或躍上談判桌，其學養經歷所展現對文化事務的想法，以及對歷史、文化和國家立場的理解，皆影響了日本出版品進口的 談判內容與方向。另一方面，透過兩方的資料，也可初步掌握日方的主要談判人員，進一步 按圖索驥。日本在 1952 年脫離美國佔領後，積極尋求自己的亞洲政策，在此過程中，又是哪 些人、基於什麼態度與臺灣交涉？這也是過去討論國內文化政策時較少碰觸的議題。總之， 讓日本出版品政策談判者的面貌浮現，為本計畫的第二個目的。 綜合以上研究背景與目的，本計畫希望在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上，聚焦過去較少 被關注的國際因素，並能分析參與其中的人員背景，使得此研究在既有制度面的疏理之外， 增添更多元而動態的形成過程，讓主事者有更為具體的樣貌。並且，在臺灣的人事之外，旁 及談判對手的日方人員，使得本計畫不僅限於描述臺灣的人事物，而是擴展到臺灣與當時世 界的互動情形。如此，出版品管制將不僅限於言論自由或文化政策的領域，而能跨足到冷戰 時期臺日在文化事務上的國際攻防，亦即亞洲版本的「文化冷戰」(culture cold war)議題。1同
時，出版品管制也不再僅停留於法規整理或案例檢討，繁複的人際網絡將可凸顯具體個人的 角色。以上兩種途徑，將可延伸出更多種研究的可能。豐富此研究的觀察視角，修正或補充 既有的歷史圖像，為本計畫的重要性與可能影響所在。
三、 史料簡介與文獻探討
(一)史料簡介
為了探討中華民國與日本政府就出版品進口管制的談判過程，勢必同時關照雙方的資 料，同時，又為了對參與人員進行研究，涉及生平經歷與重要撰述，因此資料相當龐雜。依 史料性質分為三類，一是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相關政府檔案，二是日本外務省檔案，三是各自 參與人員的相關資料。臺灣方面的資料，以《外交部檔案》最直接相關。與國外出版品相關 的卷宗多半庋藏於國史館，包含〈新聞書刊審查〉、〈新聞限制〉、〈日文書刊進口〉等卷宗， 這些公文可以看出 1950 年之後不同時間點來自日方的要求，以及政府內部的討論與反應。而 與日本出版品相關的其他政府機構，包含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與省級機關檔案，特別是 中日和約簽訂前後對於日方要求出版品管制開放的討論，在去年的計畫中已有初步蒐集整 理，將在此基礎上聚焦外交因素的影響。 在《外交部檔案》中，收藏於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中日合作策進會」(日文名稱為「日 華協力委員会」)相關卷宗，是本計畫的核心史料之一。臺日雙方從 1950 年代開始，在美國主 導下建立貿易關係(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Occupied Japan)，當美國結束占領後， 雙方亦在中日和約的精神下重新架構彼此貿易關係(中日貿易協定)。對於文化議題，雖於 1951 年即開始交涉將臺灣電影輸出至日本，但有關日本出版品管制的定期正式會談，卻是由「中日合作策進會」開始。2該會成立於 1957 年，由時任日本副首相石井光次郎與張群居中促成， 由臺日各派委員合組，即便在此之前已有中日文化經濟協會，但該會僅由臺灣單方面組成， 策進會可說是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影響力也最廣泛的半官民團體。該會下設政治、經濟與 文化小組，由雙方黨政、商界與學術文化界人士參與，就反共事業、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事 項，廣泛討論，並將結論攜回雙方政府，具體落實。3其中，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成為文化小 組在前幾次會議中的重要議題，配合外交部門的相關資料，可掌握雙方交鋒的梗概。 相對於臺灣方面的資料，日方亦有關於「日華協力委員会」以及出版品輸出相關資料， 此即第二類史料的日本《外務省檔案》(收藏於外交史料館)。有關委員會的檔案為「本邦にお ける協会及び文化団体関係 日華協力委員会関係」(I'.1.8.1.1-56)，此部分與臺灣方面相去不 遠，不過日文版本對於會議召開的流程細節與會議描述更為詳細，可與臺灣資料比對補充。 而促成該委員會的訪問團檔案「日本各界中華民国親善使節団関係（石井光次郎団長）」 (A'.1.5.1.1-2)，亦可看出日方對於出版品的要求在中日合作策進會成立前已展開的概要。另外， 外交史料館收藏有 1950 年代歷年臺日雙方的貿易談判資料，包含「日華貿易及び支払取極関 係」第 1-14 卷(B'.5.2.0.J/C(N)1)，以及「在外公館長会議関係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公館公館 長会議」(M'.3.1.7.8-2)等卷宗，有助於理解雙方 1950 年代的談判重點、進出口項目與數額， 以及包含電影等文化產品在貿易談判中的角色。 上述日本所藏資料是申請者三年來自費前往東京蒐集所得，但包含「中華民国対外経済 関係雑件 貿易関係」(E'.3.1.1.5-1)以及「本邦諸外国文化交換関係」(I'.1.1.0.3)等相關卷宗仍 未及蒐集，且內容亦尚待解讀分析，有待本計畫的支持。 第三類的史料為臺日雙方出版品談判相關人員的生平資料與撰述。其中最為關鍵的是「中 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成員，以前兩次會議為例，第一次會議臺灣方面成員為陳雪屏(委員 長，臺大教授兼正中書局董事長)、吳俊升(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與張伯謹(駐日公使)，第二次 會議與會人員增多，包含陳雪屏、吳俊升、汪公紀、方豪、王星舟、朱新民、李樸生、陳固 亭、張興周、游彌堅、劉真與謝東閔。日本方面，第一次會議文化小組成員為矢部貞治(委員 長，拓殖大學校長)、赤松要(一橋大學教授)與高山岩男(日本大學教授)，第二次會議成員則為 矢部貞治、高山岩男、井口貞夫(前日本駐美大使)、北村隆。4文化小組成員每次會議皆稍有變 動，但核心成員可大致掌握，從這些人的日記與著作，可追索雙方對於出版品事項的看法。 以日方文化小組委員長矢部貞治為例，不論在委員會或在報章雜誌上，均積極推動日本 出版品輸出至臺灣。在其記述詳細的日記《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中，詳記會議情形， 也參與「出版文化國際交流會」，致力將日本出版品推銷至世界，特別是東南亞，並曾於拓殖 大學海外事情研究所出版的刊物《海外事情》上，發表來臺訪問的感想。其著作由政策研究
2 川島真(等著)，《日台関係史 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53-54。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 編)，《臺灣歷史年表 終戰篇Ⅰ(1945-1965)》(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3)，頁120、230。 3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63:3(2012.9)，頁91-124。 4 「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本邦における協会及び文化団体関係 日華協力委員会関係〉，《外務省 檔案》，日本外交史料館藏，管理番號：I'.1.8.1.1-56。
大學院大學編成《矢部貞治関係文書目録》，並已數位保存收藏，私藏文書與筆記則收於憲政 記念館(眾議院事務局)。5光是一位人物，即有如此豐富的資料有待追尋，並可拓展至日本在冷 戰時期的文化外交策略，使本計畫具有相當的延伸性。 上述資料數量龐大，收藏地分散錯落，甚至跨國，檔案卷宗的分類與本計畫亦非完全相 合，必須耗費相當的時間精力加以蒐集和篩選，因此，必須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以支撐此研究。
(二)文獻探討
過去學界對此一問題著墨不多，主要成果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管制研究， 另一則是對於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日本出版品問題以何義麟的研究最為直接重要，何氏〈戰 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以印刷媒體之管理政策為中心〉以印刷媒體為中心，旁及廣 播與電影，勾勒戰後初期臺灣禁用日文的政策內容與變遷。何氏利用政府公報及報紙，整理 1945 年至 1950 年臺灣緊縮日文空間的法規民間反應，並分疏二二八事件、國語運動及戒嚴令 頒布對日文資訊的管制。由於該文關切的是日本語文在臺灣所可存在的空間，因而對於日本 出版品的進口管制亦有涉及，可惜僅止於 1950 年省政府成立「日文書刊暨日本語影片審查會」 的初期運作為止。6該文所提供的線索，包括語言空間的形成與管制，以及點出報紙、書籍和 雜誌管制措施的不同，均為本計畫重要的研究基礎。不過，較為可惜的是並未涉及國際談判 的部分。 而有關 1950 年代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多偏向臺灣如何重建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幾乎未 涉及貿易談判中的出版品事項。7與本計畫較相關者為「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研究，以徐年生 和洪紹洋為代表。徐年生的博士論文〈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 年代を中心に〉，在日本外交史的脈絡下，檢視「中日合作策進會」在日華關係上的地位，說 明日方降低此會的政治色彩，促進文化交流和貿易關係改善的企圖。同時，徐氏指出在策進 會成立前的一年的石井光次郎訪華團中，已開始提及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提供本計畫探討 此問題的線索。8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則關注 此會在引進日資參與臺灣經建計畫的過程，強調 1950 年代末期以來日本在臺灣經濟上的角 色，修正了過去對美援過度評價的看法。雖然僅略為提及，但作者亦注意到策進會對於文化 事項的討論，而洪氏系統性地整理了策進會十五年的發展梗概，有助於整體性地了解該會的5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東京：読売新聞社，1975)；《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政策情報研究セン ター(編)，《矢部貞治関係文書目録》(東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政策情報研究センター，2001)。 6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 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頁46-77。 7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凃照彥(著)，《台湾の経済 典型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頁261-312；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2005)。薛化元(總編)，《臺灣貿易史》(臺 北：外貿協會，2008)，頁242-245。 8 徐年生，〈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 科博士論文，2007)，頁141-148。
組織與功能，以及文化事項在此會討論議題中的定位。9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研究已有部分具體成果，但對於 1950 年 代全面性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特別是外交因素並未被討論。而關於臺日貿易談判內容， 既有研究偏向外交關係的摸索，以及經濟面向的合作，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甚少提及。本計 畫在上述研究基礎上，發掘貿易談判中較少被提起的文化面向，期望有所突破。
四、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計畫將以歷史學的研究法，亦即蒐集與整理一手和二手史料，將其放置於具體歷史時 空脈絡中，加以互證、比較與尋求聯繫。現代歷史學講求證據的多元採擷與真偽考訂，後現 代歷史學則在對求真的辯詰思考與正視歷史的斷裂之外，尋求脈絡的建立、敘事背後的權力 運作與知識系譜。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法，即是以現代歷史學方法為基礎蒐集考訂史料，並 意識到後現代史學論點，對資料進行解讀分析。 首先在資料蒐集上，本計畫所涉及的史料範圍甚廣，將按上述三個層次，以(1)日本出版 品管制及「中日合作策進會」為主的《外交部檔案》，並旁及行政院、教育部、內政部、及臺 灣省政府新聞處等政府機關檔案，(2)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檔案》，特別集中臺日貿易 相關卷宗，(3)參與及談判人的生平資料與書籍論著為蒐集對象。在蒐集完成後透過閱讀，對 相關內容進行分類，以掌握管制政策與體系的形塑過程。其次，結合上述資料，將所有資料 以時繫事，按發表時序製作文獻編年資料庫。如此不僅可初步統整所有經考訂過的資料，並 可在時序中考察不同史料間的彼此聯繫，期能在多元檔案(multi-archieves)的基礎上，互相考證 補充，拼湊 1950 年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較完整的樣貌。(二) 進行步驟
在史料蒐集上，首先影印蒐集上述三類檔案，並在蒐集過程中同時筆記，以隨時修正或 新增資料蒐集的方向，建立基本史實的認識。在史料蒐集約進行一半時，開始同步著手製作 編年資料庫。如同上述研究方法所述，依史料出現年份，在時間縱軸上依序排列，整合不同 性質與來源的史料。待資料蒐集與閱讀結束、編年資料庫亦完成後，描繪政策與體制的形成 過程，並藉由呈現政策背後的考量。最後，藉由以上史料與分析的基礎，草擬與發表論文。9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頁100-101。
五、 研究結果
本計畫研究成果，發表於「走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學術研討會，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 基金會、臺灣歷史學會，2017 年 5 月 21 日。戒嚴時期日本出版品進口談判關鍵人士：
以矢部貞治和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成員為中心
林果顯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摘要
本文想處理的問題是：在戒嚴初期的1950年代，從日本進口流通於臺灣的日文出版品，究 竟是誰？用什麼方式？達成了什麼？又沒達成什麼？過去有關戰後臺灣的日本出版品，多從新 聞言論管制面，或是文化政策著手，描繪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對內部肅清外來資訊的圖像。本文 則從外交層面著手，指出外國出版品並非單純內政治理的項目，特別是在1952年的「中日和約」 生效後，中華民國政府面臨來自日方的壓力，必須透過談判決定哪些出版品必須阻擋，哪些出 版品則可以進口。1956年的石井訪問團，以及1957年的「中日合作策進會」正式將出版品進口 至臺灣設定為重要交涉事項。其中，策進會下的文化小組日方代表以矢部貞治為首，臺灣代表 以陳雪屏為首，展開多回合的交涉，促使中對民國政府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調整日本出版品進 口政策。鑒於資料，本文以著述較豐的矢部貞治為中心，旁及日本與臺灣方面小組成員，整理 這些人的重要背景、言論與談判過程中的角色，釐清日本出版品進口決策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以修正並補充對戒嚴時期臺灣言論環境的認識。 關鍵詞：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資訊管制、矢部貞治一、 前言
本文意在探問：看似內政治理事項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措施，來自外交上的壓力究竟 扮演什麼角色？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如何談判折衝？雙方主導政策及參與談判的人員為哪些 人？更進一步而言，這些涉及文化商品的談判，反映了兩方政府何種貿易、外交與文化立場？ 1950 年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生存，致力於防堵外來威脅，包括軍事力量、滲透人員與危險 資訊，原屬文化或媒體領域的出版品進口管制，亦成為國安考量的重要環節。此時的外來訊 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 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 來資訊。 過去筆者曾針對戰後日本出版品進口的問題，疏理中華民國黨政軍機構如何逐步建立管 制體系。10然而，看似國內的文化管制事項，並非在真空的環境下恣意制訂，由於涉及外國出 版品，來自日本的要求屢屢出現在內部討論的公文中，那麼，這些外交壓力何時正式排入雙 方代表談判的議程？雙方的訴求與攻防過程為何？這些問題若未解決，將無法更全面地呈現 當時臺灣的文化管制狀態與決策過程。同時，臺日雙方透過什麼機制溝通協調，彼此攻防的 重點和底線，也反映了兩國的外交關係與策略。1950 年代臺日雙方的關係歷經多重變化，彼 此的政府型態、在亞洲冷戰體系中的定位，以及國家面對的戰略困境，每一階段的各自難題 影響兩國之間的往來。兩國從非常態性的訪問團交換意見，進展到共組委員會企圖解決問題， 除了是對聯繫管道的摸索，其中所提出的議題與討論過程，也顯示雙方的自我表述與彼此理 解，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便是在此過程中浮上檯面。換言之，本文意圖在國內管制體系的研 究基礎上，透過臺日雙方的檔案，釐清外國出版品的國際協商面向，即為本文的首要目的。 其次，在僵硬的法規文字和繁複的會議記錄背後，是來自不同部門的政府官員。日本在 戰後臺灣具有特殊而敏感的地位，既是必須清理的前殖民者遺緒，卻又同時是亞洲反共陣營 的伙伴，另一方面，透過兩方的資料，也可初步掌握日方的主要談判人員，進一步按圖索驥。 日本在 1952 年脫離美國佔領後，積極尋求自己的亞洲政策，在此過程中，又是哪些人、基於 什麼態度與臺灣交涉？這也是過去討論國內文化政策時較少碰觸的議題。總之，讓日本出版 品政策談判者的面貌浮現，為本計畫的第二個目的。 綜合上述的目的，本文希望在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上，聚焦過去較少被關注的國 際因素，並能分析參與其中的人員背景，使得此研究在既有制度面的疏理之外，增添更多元 而動態的形成過程，讓主事者有更為具體的樣貌。本文希望從談判對手的日方人員，窺探臺 灣與當時世界的互動情形，如此，出版品管制將不僅限於言論自由或文化政策的領域，而能 跨足到冷戰時期臺日在文化事務上的國際攻防，亦即亞洲版本的「文化冷戰」(culture cold war)10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
議題。11同時，出版品管制也不再僅停留於法規整理或案例檢討，繁複的人際網絡將可凸顯具 體個人的角色。 過去學界對此一問題著墨不多，主要成果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管制研究， 另一則是對於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日本出版品問題以何義麟的研究為先驅，他以印刷媒體 為中心，勾勒戰後初期臺灣禁用日文的政策內容與變遷。該文關切日本語文在臺灣所可能存 在的空間，因而對於日本出版品的進口管制亦有涉及，可惜僅止於 1950 年，未及談論中央政 府來臺後的管制，以及兩國建交後的協商過程。12林果顯透過黨政軍機構的檔案，補足了 1950 至 19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過程，有助理解中華民國統治者的 態度與法規，但與何氏的研究相同，側重臺灣內部的情況，並未著墨外部談判的部分。而有 關 1950 年代臺日貿易談判的研究，多偏向臺灣如何重建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幾乎未涉及貿易 談判中的出版品事項。13與本計畫較相關者為「中日合作策進會」的研究，以徐年生和洪紹洋 為代表。徐氏檢視「中日合作策進會」在日華關係上的地位，說明日方促進文化交流和貿易 關係改善的企圖，並指出在策進會成立前一年的石井光次郎訪華團中，已開始提及日本出版 品進口問題，提供本文線索。14洪紹洋則關注此會在引進日資參與臺灣經建計畫的過程，雖然 僅略為提及，亦注意到策進會對於文化事項的討論，而洪氏系統性地整理了策進會十五年的 發展梗概，有助於整體性地了解文化事項在此會討論議題中的定位。15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研究已有部分具體成果，但對於 1950 年 代全面性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策，特別是外交因素並未被討論。而關於臺日貿易談判內容， 既有研究偏向外交關係的摸索，以及經濟面向的合作，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甚少提及。本文 將利用中華民國外交部與相關政府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以及參與人員的相關資料，重建談 判過程與釐清成員背景，特別是日方主要談判代表矢部貞治，是出版品議題的主要提出者， 其背景、思想與經歷，有助於理解當時日本對文化議題的態度。矢部戰後的生平資料主要藏 於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圖書館，交涉時擔任校長的拓殖大學校史中亦有相關資料，所出 版日記及在報刊所發表文章藏於日本國會圖書館。透過上述資料，本文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 上，發掘貿易談判中較少被提起的文化面向。
11 貴志俊彥、土屋由香(編)，《文化冷戦の時代 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東京：国際書院，2009)。 12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編著)，《日本語在臺灣． 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頁46-77。 13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凃照彥(著)，《台湾の経済 典型の光と影》(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頁261-312；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2005)。薛化元(總編)，《臺灣貿易史》(臺 北：外貿協會，2008)，頁242-245。 14 徐年生，〈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 科博士論文，2007)，頁141-148。 15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濟計畫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頁100-101。
二、 高層會談中的兩兵相接：石井訪問團(1956年)
先行研究指出，依主管機關的不同，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約可分為四個階段，而 1956 年的石井訪問團，可說正好在政策的轉折點。第一階段(1949-1950)無主管單位，政策上致力 於清除日本文化，自然也不會建立正式的進口管道；第二階段(1950-1957)為臺灣省政府教育 廳主管時期，開始正視日本出版品在臺灣的流通情形，整合黨政軍機構，在政策上嚴格限制 進口。此階段同時也面臨 1952 年兩國簽訂和約，來自日方要求進口的壓力日益增加。第三階 段(1957-1962)為教育部主管時期，政策上的方向從「管制」轉為「交流」，主管單位從省級機 關提升為中央部會，日本出版品成為雙方親善友好的證明之一，不過對於涉及左派或政治性 的內容仍排除在外。第四階段(1962-1972)為內政部主管時期，主要反映中華民國管制體系的 簡化與整合，但在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政策上立即緊縮出版品進口。16由此歷程可 知，日本出版品的進口政策，深受內外情勢的影響，特別是在 1950 年代中期的重大轉折，與 外部壓力有密切關係，此即石 訪問團所開啟的出版品進口交涉。 1956 年 8 月，甫成立的自由民主黨總務會長與重要派系領袖、日後成為副首相的石井光 次郎，率領政經與文化界人士來臺訪問，揭示了兩國關係更趨緊密的可能。1952 年台北和約 簽訂後，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並未如預期熱絡。對日本而言，脫離美國統治與發展經 濟為證明日本戰後復興的最佳明證，在外交上與蘇聯拉近關係，在商業上與中國進行民間貿 易，皆意圖顯示日本不再對美國的政策亦步亦趨，面對執行「反共抗俄」國策的中華民國， 自然相對冷落。171955 年自由民主黨成立，雖屬保守政黨聯合執政，但黨內派系眾多，抱持上 述立場的勢力所在多有，並蘇聯進行恢復邦交之舉。在此氣氛下，石井光次郎所率領跨黨派 的訪問團來臺，自是雙方外交上的一件大事，中華民國意圖藉此壓制日本親蘇勢力，也是日 本政界親台力量展現的場合。18(三)
成員
被稱為「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的一行人，其組成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三方 面人士，雙方對此訪問團的定位略有不同。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認識中，政治組的石井光次郎 被視為下屆總理的熱門人選，松岡駒吉為在野黨社會黨中的反共核心，矢次一夫所屬的國策 研究會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團體。19經濟組領導者堀越禎三所代表的經團連為日本最重要的財經16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頁236-237。 17 川島真(等著)，《日台関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52-60。 18 此訪問團有駐日大使館的運作。「沈覲鼎電文」，1956年7月18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中研院 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19 矢次一夫可說是訪問團的重要推手，所屬的國策研究會多人參與此團與之後的策進會。徐年生，〈戦後日本の 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頁138-139。
界團體，而文化小組領導者御手洗辰雄則是重要的記者與政治評論家。在上述認識下，臺灣 方面對此訪問團相當重視，認為將可有效地擴大日本政界中的反共力量。20相對而言，日本將 此訪問團定位為民間層次，團長石井雖是自民黨內派系領導者之一，但其身分為國會議員， 係屬民意代表，其餘成員刻意選擇非政府人士。國策研究會被視為自民黨中石井派的外圍智 庫，矢次同時也是此訪問團的組織者，因而此團可視為石井派民間力量的展現(成員詳見表 1)。 21 表1 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 姓名 簡歷 姓名 簡歷 石井光次郎(團長) 自民黨總務會長(政) 田中東馬 日本曹達專務 堀越禎三(副團長) 經團連事務局長(經) 青木好之 TOYOTA 副社長 御手洗辰雄(副團長) 評論家(文) 清水芳夫 日本鋼管會社常務理事 矢次一夫(事務局長) 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政) 曾田作 沢山汽船取締役 政治小組 七海久 森永乳業常務 松岡駒吉 社會黨眾議員 中村作一 久保田製作所取締役 矢部貞治 拓殖大學校長 文化小組 細川隆元 評論家 澁澤敬三 國際電信電話社長 上村健太郎 前防衛廳航空幕僚長 清田良知 國際電信電話通信部次長 種田鉄馬 映連顧問 春日由三 NHK 廣播局長 經濟小組 鍋山貞親 評論家 佐藤久喜 三井金屬工業社長 宮田重雄 醫學博士、畫家 土光敏夫 石川島重工業社長 石井公一郎 團長秘書 高橋龜吉 經濟學博士 加藤昇 日華文化政經聯誼會幹事 長 出處：「為呈報日本各界中華民國親善訪問團名單及履歷由」，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 其中文化小組的成員以媒體主管和評論家為主，這與雙方希望擴大媒體產業合作與輿論 力量的有關，澁澤、清田和春日負責廣播節目交換、技術合作與電視臺籌備等議題，宮田的 畫家身分則針對雙方的美術交流問題發言，鍋山為前共產黨轉向者，因為熟悉共產主義的理 論，是對抗左派言論的大家，而御手洗為記者兼評論家，在文化議題上代表新聞界發言。除 此之外，參與文化事務發言且居重要角色的不僅是文化小組成員，因為訪問團在臺期間分組
20 「宋越倫函」，1956年7月31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一)」。 21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政治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記錄」，1956年8月2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 (三)」，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別於官方的期待，後來亦有觀察指出到了中日合作策進會時 期，石井的派系力量下降，其政經力量及媒體效應並不如臺灣方面所設想。司馬桑敦，〈從東京看中日合作策 進會議〉，《中日關係二十五年》(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頁33-38。
舉行不公開的談話會與公開的座談會，成員不限於原本的分組，因而原屬其他組別的成員亦 對出版品事務發言。其中評論家細川隆元三場都參與，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治、NHK 廣播局 長春日由三及隨團的朝日新聞記者橋本文雄參與兩場(詳見表 2)。相對地，臺灣方面除了學者 及民間媒體人士外，黨政相關機構主管出席比例不小，擔任談話會主席為時任教育部長的張 其昀，其他有立法院長張道藩、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臺灣省政府秘書長謝東閔、臺灣省政 府新聞處張吳錫澤、前臺灣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與前教育部長杭立武等。整體來說，雙方成 員並不對等，日方派出學術界與媒體界重要人士，人數雖不多，但每個人皆有特別著重的領 域，臺方除了具份量的學者外，多位部會首長出席也顯見對此會議的重視，某個程度上，也 表示會議上的發言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場，而非完全自己的心聲。究竟誰扮演什麼角色，無法 單從身份背景知得，須進一步由會議過程才能掌握。 表2 文化小組談話會與座談會出席成員 第一次談話會 1956 年 8 月 20 日 日方：石井光次郎、矢次一次、細川隆元、宮田重雄、橋本文雄(記者) 臺方：張其昀(主席)、倪文亞、陳雪屏、張道藩、沈剛伯、謝東閔、雷震、朱新民、陳固 亭、杭立武、吳俊升、錢穆、王武、鈕先銘、余仲剛、成和 第二次談話會 1956 年 8 月 21 日 日方：細川隆元、橋本文雄、矢部貞治、春日由三、種田鐵馬、淺田泰三、 臺方：張其昀(主席)、雷震、蕯孟武、沈遵晦、陳固亭、馬星野、羅家倫、陳雪屏、吳俊 升、沈剛伯、吳錫澤、謝然之、朱新民、李葉、張道藩、趙君豪、加昇 座談會 1956 年 8 月 22 日 日方：細川隆元、矢部貞治、宮田重雄、春日由三、中村作一 臺方：陳雪屏(主席)、立法院與監察院教育委員會委員、考試委員、大學校長、教授、各 報社社長、總主筆、總編輯(發言者：錢思亮、杭立武、張維翰) 出處：「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四) 會議過程
8 月 20 日文化小組舉行第一次談話會，一開始日方就鎖定言論自由與出版品進口問題。 評論家細川隆元第一個發言即對臺灣媒體環境發難，直言臺灣的報紙和戰時日本一樣，無法 看出世界大勢，且醫學與法學雜誌無法進口，難以談到真正的「中日合作」。細川並提到，他 曾向臺大校長建議，應設置機構先行審查，剔除容共的書刊。主席張其昀指定朱新民和陳雪 屏回應，朱氏以篇幅限制為報紙內容辯護，陳氏則以曾參加省府審查工作的經驗，說明雜誌審查一是為了「思想」，二是外匯限制，並透露正研擬改進審查作業。22 陳雪屏所說的是 1951 年 8 月修正的「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該辦法明訂禁止進口 原則：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不適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者、破壞公共秩序者、妨 害善良風俗者、提倡迷信邪說者。同時，進口數額以 1950 年 8 月至 1951 年 5 月這十個月所 耗外匯平均數為準。23問題是，這個法規制訂於 1951 年，是在「中日和約」簽訂前，日方目 的就是要突破既有限制，臺方均以現況回答，雙方沒有交集。 隔天進行的第二次談話會日方繼續提議擴充審查機構的功能，並且進行實質攻防。屬於 政治組的拓殖大學校長矢部貞部率先發言，認為審查機構除了篩選書刊外，亦可排除部分「親 共容共」的學者及留學生，以促進雙方的學術交流。有意思的是，矢部說的是「書刊交換」， 因此主席張其昀答以中央圖書館與世界 150 個大學交換圖書，並將問題導向增加書刊交換單 位。隨行採訪的朝日新聞政治部記者橋本文雄指出日本報紙被限制進口的情形，唯一准許的 《內外時報》在日本閱讀人口很少，希望其他報紙亦能進口，評論家細川隆元則提議或許可預 從朝日、每日、讀賣與產經四大報選定一種並限制份數，提供給臺灣政府高層人士閱讀，「因 為日本是言論最自由的國家」，可以確知日本的情形。新聞處長吳錫澤則回應並非僅針對日本 報紙，而是對所有外來報紙都嚴格限制，因為須有「堅定的反共立場」，不得不限制。另外， 日本電影協會主席種田鐵馬質問為何每年日本電影進口臺灣只有 24 部，但英國片 48 部，美 國片無限制，是不是「本地二十五歲以上的人都會說日本話，如果多看日本片可能會發生對 日本有一種追慕的感情」。新聞局副局長自然否認只限制日本片，而是限制所有外國片，張道 藩亦否認「本地青年」追慕日本。24 雖然雙方行禮如儀，但日方以「文化交流」和「言論自由」為主張，不斷質疑出版品的 管制。臺方的回答一直左支右絀，只能不斷澄清非針對日本而限制，而限制目的是為了防堵 共產思想進入臺灣。其實，這些回答及攻防早從 1950 年即開始，特別是「中日和約」簽訂後， 來自日方質問從未間斷，外交部透過不斷地發文請示，仍無法給予日方滿意的答覆。25有意思 的是，談話會上能回答這些問題的都是主管的政府官員，發問的日本民間人士彷彿質詢般地 是出尖銳的「臆想」與「傳聞」，顯見日方對於出版品進口問題有備而來，相對地，臺方的官 員如臨大敵，努力堅守底線。在此情況下，日方成員只能透過更高層次的影響力，希望能有 所突破。 第二次談話會結束後，部分訪問團成員進總統府與蔣介石會談，當面提出擴大文化交流 的議題。26當時是由矢部貞治提出，希望能解決日文書報銷售臺灣問題，希望能在東京的駐日
22 「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紀錄」，1956年8月2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 23 「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1951年8月23日臺灣省政府頒發，《臺灣省政府公報》，40年秋字第47期 (1951.11.26)，頁570、572。 24 「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第一次談話會速紀錄」，1956年8月20日， 25 林果顯，〈「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臺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頁212-219。 26 1956年8月21日下午，御手洗辰雄、鍋山貞親、高橋龜吉、矢部貞治及矢次一夫拜訪蔣介石。矢次一夫，〈自由 中国親善訪問に関する報告(一)〉，《新国策》，4:26(1956.10.5)，頁3。
大使館內設置「中日聯席委員會」，以審查日本書報雜誌及學術書籍，而蔣介石欣然同意。27這 其實是第一次談話會時的提議，但兩次談話會都未見具體回應，因此直接爭取蔣的同意，並 由訪問團成員評論家御手洗辰雄返日後於披露於報端。28隔天公開形式的座談會上，細川隆元 開場致辭時即透露與蔣會面一事，並說總統指示應該在出版品交換上有具體作為，這一切的 作法，皆可理解為日方積極將此事公開、希望逼迫臺方解釋出版品輸臺障礙。29但截至整個代 表團離開為止，臺灣方面對此問題並無太直接的承諾。
(五)
「交流」的真意與伏筆
為何在雙方都想加強交流的情況下，臺方對於日方提議卻未見積極呢？這必須回到此次 臺灣對訪問團的預想與日方有極大差距。臺灣方面一開始的出發點就鎖定政治目的，希望藉 由「反共同盟」、經濟合作和「澄清思想界」的方式，透過此訪問團強化日本的「反共」力量， 因此臺方為文化小組座談會所設定的議題即為「如何加強中日文化加流」與「如何建立中日 兩國文化界之反共團結」。如前所述，此時正值日本與蘇聯談判和約前夕，對於將任何與共產 集團接觸、貿易、談判皆視為妥協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希望能透過訪問團影響日本政策和 輿論，這也就能理解何以在各種會議中近乎執拗地要求日本「反共」。總統蔣介石在其日記中， 清楚地說明了此種戰略：30 日本訪華團之結果尚佳，而日俄和約未能訂成，重光經由倫敦會議後直接回日本， 而未回莫斯科繼續交涉，是完全達到余所期之目的，不能不說是東亞對俄鬥爭成敗 之一重大關鍵也。 如果政府最高層已有此種認識，出席官員與會議走向自然也將政治目的當成最重要的事項。 舉辦各種座談會「教導」日方反共知識，質疑日方對共產黨太過寬鬆，最後希望日本加入「亞 洲反共聯盟」，是臺方最重要的工作。 相對而言，在經濟上擴大海外市場，在文化上重新輸出日本文化商品是日方的主要任務。 31觀察文化小組的會議過程，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學術交流、繪畫與音樂領域各有專人負 責發言，並收攏於「中日聯席委員會」，希望能打破既有的行政框架。事實上，他們在訪臺期 間察覺臺方強力運作反共聯盟一事，除了決定予以婉拒外，並集中力量在文化和經濟合作， 此點已可見雙方基本差距。32另一方面，當時日本國內氣氛，對於左派思想、共產黨，或是中27 〈沈覲鼎致葉公超函〉，1956年9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4。 28 御手洗辰雄，〈農民が日本人の銅像 蒋総統もよき理解者〉，《讀賣新閱夕刊》，1956年9月18日，第1版。 御手洗辰雄回日後以連續七天連載形式，將訪臺見聞投稿於《讀賣新聞夕刊》，之後濃縮翻譯成中文，刊載於 《中央日報》(1956年9月26、27日)，可見得黨政方面已知總統所做的承諾。 29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座談會速記錄」，1956年8月22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 30 《蔣介石日記》，1956年8月25日。 31 高橋亀吉，〈台湾経済を視察し わが経済の発展余地意外い多大 わが朝野の新研究を要す〉，《投資経済》 47:8(1956.9.11)，頁5-7。 32 矢部貞治，《矢部貞治日記 紅葉の巻》(東京：読売新聞社，1975)，頁208。
華人民共和國抱有同情者比例甚高，將左派與「民主」、或「進步」相互聯結，相對地，中華 民國政府則被視為右派或獨裁的政權。訪問團中主張反共者，其實在日本社會中須承受一定 壓力，而這也是將訪問團設定為民間層次、希望降至來訪阻力的原因之一。亦即，石井訪問 團已屬同情中華民國的立場，並且期待在經濟與文化上達成實績，以在當時親中共氣氛之外 另闢谿徑。但臺方多談原則，少談實際問題，讓日方對交流前景產生疑慮。 茲以兩位團員回日本後所寫文章為例，說明他們在中華民國政府熱情款待後，對日本大 眾所介紹的臺灣文化印象。御手洗辰雄以〈徹底的言論統制 學問上的鎖國狀態〉為題，報 導當時臺灣限制外國出版品的嚴酷現象。文中指出臺灣處於比日本戰時還更嚴厲的言論統 制，報紙與廣播所報導的新聞皆口徑一致，充斥著政黨與政府的說教，而從一般性到專業性 的出版品皆嚴格限制進口，日本報紙只有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低俗報紙(指《內外時報》)，雜誌 只有兩份婦女雜誌，一般的日本出版品全面禁止進口。御手洗多次以日本戰時的言論管制為 例，認為此種媒體無味的宣傳效果不彰，而且沒有言論自由將降低對其他思想的吸收力與抵 抗力，「歷史殷鑑不遠」。33細川隆元直言，所謂「中日文化交流」只能由日本單方面供給，「中 國文化水準之低，實出本人意料之外」，並寫下他所會晤的臺灣人士看法「如照目前情況演變 下去，臺灣將成為世界最落後之國家」。細川認為，臺灣的媒體狀況如同日本戰時，即便承諾 放寬日本出版品進口，國策未變下能否實現，恐怕未知。34 與御手洗和細川相同，矢部貞治亦以日本戰時的經驗理解當時臺灣，並對文化交流一事 感到不樂觀。矢部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甚至在蔣的面前提及無法理解臺灣何以查禁批判社 會主義不遺餘力的經濟學家小泉信三的作品。35矢部認為，捍衛自由不該用限制自由的方式進 行，如果反對共產專制主義卻限制了言論自由，將使得自己也成為極權體制，同時，學術發 展貴在自由，若多所限制，將無法真正促進學問。36反過來說，由於日本學術、出版與文化界 多元並陳，扣除少數倡導共產主義者，當能協助臺灣開拓眼界。37這也就是為何矢部會在蔣介 石前提出聯席委員會建議的原因。 綜合此次訪問團成果，雖屬投石問路，但已取得蔣介石首肯，確立能從雙方共組出版品 審查機構開始，促進雙方文化交流。日方緊抓此點，回國後積極運作。上述三人是出版品進 口事項中較具影響力的發言者，從後續發展來看，矢部的重要性逐步上升，成為日方主要的 推動者。
33 御手洗辰雄，〈徹底した言論の統制 学問的には鎖国状態〉，《読売新聞夕刊》，1956年9月17日，第1版。 34 細川隆元，〈臺灣文化界之現況〉，《新國策》，1956年9月15日。此為外交部所譯版本，意謂臺灣亦注意團員 返日後相關言論。「葉公超致張群函」，1956年11月10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華(二)」，中研院近史所 檔案館藏，檔號045/012/22。 35 小泉信三(1988-1966)曾任慶應大學校長，雖反對共產主義但又對此有深入研究，為日本重要經濟學者。 36 矢部貞治，〈關於中日學術交流問題〉，《新國策》，1956年9月15日(外交部譯本)。「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訪 華(二)」。 37 「接待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文化小組座談會速記錄」，1956年8月22日；「反共座談會速紀錄」，1956年8月21 日，「日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案(三)」。
三、 制度化的協商管道：中日合作策進會(1957年-)
非常態性質的訪問團達成雙方親善的效果，但若欲實質合作仍需後續的落實配合。外交 部在訪問團回日本後，整理了訪臺期間所提各項問題辦理情形，在東京設立聯席委員會一事 被列入清單內，並諭令駐日大使沈覲鼎與該團負責人聯繫。38另一方面，在雙方的積極運作下， 從出版品處理單位一躍成為雙方常態且全面性的意見交換組織，可說 1950 年代中期之後臺日 關係的深化，源起自出版品進口議題。(六) 從聯席委員會到中日合作策進會
訪問團回日本後，很快地就希望達成訪臺期間的協議，立刻積極運作。訪問團總幹事矢 次一夫於九月底致函張群，希望在原本較為紛雜的協議事項中，選擇較簡單並富有政治性的 項目予以優先實行，所提的即是蔣介石亦答應的出版品聯席委員會。矢次與駐日大使館商談 後，提議聯席會成員 10 人，雙方代表各半，日方成員由之前訪問團中選任 5 人，臺方則由旅 日中國人士出任，由張群或大使館選任。信中並謂日方推派代表為御手洗辰雄、矢部貞治、 鍋山貞親、崛越禎三與矢次一夫擔任。文末並強調此舉將給予「中共」重大打擊，希望張群 能予以促成。39事實上，石井光次郎返日後亦拜訪駐日大使館提起此事，而前述御手洗辰雄在 《讀賣新聞夕刊》揭露蔣介石應允一事，可知日方動作不斷，使得大使館倍受壓力。40 正當公文在總統府秘書長、外交部與省政府教育廳(日文書刊主管單位之一)之間層層轉達 之際，日方又有新的提議。矢次一夫再致函張群，將聯席會提升為「日華親善協力委員會」， 性質是涵蓋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民間諮詢機構，除了雙方成員各擴增為 10 人，各推 3 人 為常務委員，希望谷正綱與黃朝琴亦能加入，並提出具體時程，希望在該年 12 月中旬召開成 立大會。41時序至 12 月初，日方再表示臺灣由中日文化經濟協會與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中國總 會出面，召集臺灣民間有力人士參與，但也對時程延宕表達失望。42另一方面，11 月底駐日大 使館也主張接受此擴大的民間委員會，建議外交部在此委員會下設立小組，專門處理日文書 刊進口審查，並優先辦理此項以符合日方期待。43 在日方一再要求下，終於在 12 月 14 日，由張群邀請何應欽、谷正綱、張其昀、沈覲鼎、 沈昌煥、汪公紀等人，於總統府秘書室磋商日方提議，獲致重大結論。簡單而言，決議此機 構稱為「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性質為促進政治、經濟與文化合作，並先檢討石井訪問團所38 「外交部呈行政院稿」，1956年11月2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4。 39 「矢次一夫致張群函」，1956年9月29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40 「沈覲鼎致葉公超函」，1956年9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41 「矢次一夫致張群函」，1956年11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42 「駐日大使館電文」，1956年12月5、6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43 「沈覲鼎致葉公超代電」，1956年11月28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提意見與問題，以及擬定委員名單。44按徐年生的研究，從專門處理出版品的聯席委員會擴大 為合作策進會，是由臺灣方面所提議，然而從上述過程來看，顯然臺灣並不積極。45不過，在 原本堅守「文化主權」和拉攏日方的戰略利益兩者之間，中華民國政府選擇了前者，能決定 此方向，並以高規格研討對待，其中轉折恐怕仍然來自最高層的授意。至此，日本出版品進 口問題露出曙光，但願意開放多少，必須看接下來的實質談判。
(七) 文化小組前三屆成員
由於會議記錄繁簡不一，第一屆文化小組的成立過程與成員極容易掌握，但之後則逐漸 簡略，僅知部分成員或出席名單，以下介紹矢部貞治擔任小組召集人，同時也是與出版品進 口關係最深的前三屆文化小組成員。第一屆臺方成員由陳雪屏、吳俊升及張伯謹擔任，陳曾 任臺灣省教育廳廳長，吳俊升為當時教育部次長，兩人都是官、學兩棲，既有一定學術份量， 又因行政經歷有資格折衝文化事務；張為駐日使館人員，由於當時有意借重駐日大使館進行 部分審查工作，因此將張放入名單。第二屆之後汪公紀成為固定成員之一，他是另一個民間 團體中日文化經濟協會的常務理事。第一屆日方成員由矢部貞治敦聘，赤松要與高山岩男均 為學界人士，赤松為一橋大學經濟學者，為「雁行理論」的創始者，高山當時為日本大學法 學部教授，主攻哲學。第二屆的井口貞夫為前駐美大使，是日本外交界的前輩，有助折衝， 而增聘的小泉信三曾任慶應大學校長，戰後並為日本皇室講學，從經濟學角度批判共產主義， 小野秀雄則是日本「新聞學」的推動者，歷任東京大學文學部講師與囑託，當時則為上智大 學教授。高山和小泉均，加上政治組的鍋山貞親，均為日本學界中的反共大家。 簡單而言，文化小組成員學術氣息濃厚，臺方多了政治實務，日方則較偏向反共人士。 綜觀第四屆以後名單，日方文化小組的成員不斷變動，基本上似乎是由大學校長擔任召集人， 偶將政治評論家納入，或許是為了宣傳。相對而言，臺灣方面後半期多皆由陶希聖擔任，教 育系統與黨工似為主體。 表3 中日合作策進會文化小組前三屆委員名單 臺方成員 日方成員 第一屆(東京) 1957 年 4 月 陳雪屏(臺大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 吳俊升(教育部次長、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 張伯謹(駐日公使) 矢部貞治(拓殖大學校長) 赤松要(一橋大學教授) 高山岩男(日本大學教授) 第二屆(臺北)陳雪屏、吳俊升
矢部貞治44 此時擬定的成員中，谷正綱、黃朝琴 、汪公紀、王撫洲、吳俊升等具官方身分，陳雪屏與羅萬俥為立法委員， 楊雲竹、張伯謹與胡光泰為駐日大使館官員。「討論中日合作組織會議紀錄」，1956年12月14日，「中日合作 策進會案」第一冊。 45 徐年生，〈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頁142。
1957 年 10 月
汪公紀(中日文化經濟協會常務理事)
方豪、王星舟、朱新民、李樸生、陳固
亭、張興周、游彌堅、劉真與謝東閔
高山岩男 井口貞夫(前日本駐美大使) 北村隆(前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 長) 增聘：小泉信三 小野秀雄 第三屆(東京) 1958 年 6 月 陳雪屏、吳俊升、汪公紀 矢部貞治(召集人) 出處：〈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1957年9月，頁24-27，〈矢部貞治関係文書〉；「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二、 三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號031.3/0035、0036。 表4 中日合作策進會第一屆委員名單 姓名 職稱 姓名 職稱 谷正綱 亞盟中國總會理事長 藤山愛一郎 東京商工會議所會頭 張厲生 國民黨秘書長 杉道助 大阪商工會議所會頭 黃朝琴 中日文經協會副會長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長 船田中 自民黨眾議院議員 陶希聖 中日文經協會文化委員會主委 松岡駒吉 社會黨眾議院議員 鄭道儒 中日文經協會經濟委員會主委 井口貞夫 前駐美大使 胡健中 中央日報社長 赤松要 一橋大學教授 林柏壽 臺灣水泥董事長 上村健太郎 前防衛廳航空幕僚長 陳雪屏 臺大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 堀越禎三 經團連常任理事 羅萬俥 彰化銀行董事長、立法委員 細川隆元 評論家 吳俊升 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長、教育部次 長 御手洗辰雄 政治評論家 王撫洲 中國和平自由協會常務理事 經濟部次長 矢部貞治 拓殖大學校長 汪公紀 中日文經協會總幹事 矢次一夫 國策研究會常任理事 足立正 東京商工會議所會頭 北村隆 前防衛研究所所長 高山岩男 日本大學教授 出處：由於日方希望維原民間色彩，因此當之後藤山愛一郎與上村健太郎擔任官職，加上赤松要辭職，改由足立正、北 村隆與高山岩男遞補。〈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1957年9月，頁3，〈矢部貞治関係文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 學圖書館藏，檔號876/6/42。(八) 文化小組的成立與折衝
在策進會成立之前，面對日方開放出版品的提議，臺灣在文化方面亦設定數項議題。將 第一案為「加強日中對共黨文化宣傳作戰」，第二案為「促成日本報紙雜誌對我態度之友好」， 中日圖書交換與翻譯則為第三案，顯示政府仍不滿意日本出版品，在政治考量下雙方對文化 交流的差距頗大。46策進會成立後，該會既由出版品審查之議而來，在組織上最早討論與確立 常態性小組的成員即為文化小組，在討論問題上，第一個具體議案即為日方提出的「推進日 本書刊進口輸臺案」。47日本出版品進口成為雙方率先短兵交接、表達基本立場的戰場。 在現存的會議記錄中，可以清楚看見日方以文化問題作為談判的發起點。策進會成立之 初，規約與議程都尚未決定，因此召開非公開的第一場會議(1957.4.2)討論隔天的議程，日方 代表御手洗辰雄迫不及待地提議，第一個議案應為文化問題，包括臺灣輸入日本出版品、輸 入的方法、增加輸入日本電影至臺灣、學生交換留學以及學者交流等具體議題。臺灣代表陳 雪屏立即表達疑慮，因為隔天的會議為公開形式，希望就較有共識的議題討論，日本報紙輸 入之類的問題較為複雜，言下之意希望能暫時擱置報紙輸入的討論。御手洗並未放棄，隨即 表示可以就輸入的方法討論，而不必決定哪些報紙可以輸入。眼看提案越見積極，谷正綱出 面緩頰，表示公開會議有媒體在場，若雙方討論日本報紙輸出至臺灣有不同意見時，恐怕傷 害日本新聞界的情感，因此希望雙方能各派三位委員，先行討論可在公開會議上進行的議案。 48矢部貞治為日方代表之一，擔任文化方面議題的負責人。這可視為雙方的第一回合攻防。 在將文化問題排入議程後，翌日下午的公開會議，由矢部貞治發難，臺灣方面則由陳雪 屏負責回應。矢部表示充分理解臺灣身處反共的第一線，在「準戰時體制」之下，必須特別 警戒思想戰的攻防，然而日本並非所有出版品皆涉及共產主義，為了讓彼此的立場更為契合， 重提兩國派代表設立聯合委員會共同審查，當然，他也再提前一年蔣介石也贊成此方式。陳 雪屏則回答，自從石井訪問團來臺後，政府已起草新的日本出版品輸入辦法，放寬限制：49 1、 不妨害反共抗俄國策。 2、 不為共匪宣傳。 3、 不妨害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陳雪屏表示，只要符合上述條件，在臺北的進口書商取得政府許可後就可輸入日本書籍，而 日本書商只要取得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的許可，亦可輸出，已大幅簡化手續。陳氏還特別舉 例在「反共抗俄」的軍事體制下，對香港的中文雜誌與新加坡的英文雜誌亦以相同原則辦理， 非單獨針對日本出版品。陳雪屏在會上甚至還提出強化雙方交流的具體項目，包括學術、藝46 「中日合作策進會第一次籌備會報告」，1957年3月1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47 〈文化合作報告〉，「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五冊，1959年4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49/031.3/41。 48 日方為矢次一次、矢部貞治與堀越禎三，臺方為陳雪屏、胡健中與黃朝琴。〈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 1957年9月，〈矢部貞治関係文書〉，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図書館藏，檔號876/6/42，頁24-27。 49 〈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頁63-67。
術方面的交流與圖書交換等，日方接受此變動，矢部隨即表示不再堅持聯合委員會，而御手 洗辰雄則開始將焦點轉向匯率限制的放寬，以及日本電影輸入配額的增加。就在確認交流原 則後，雙方決定將具體問題移至文化小組討論，該小組臺灣方面由陳雪屏任委員長，成員為 吳俊升與張伯謹，日方則由矢部貞治任委員長，成員為赤松要與高山岩男。50 陳雪屏所言並非空言，他所指的是 1957 年 2 月行政院核定的「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 辦法」。事實上，從石井訪問團回去後，1956 年 10 月決定將日文書刊的審查單位由臺灣省教 育廳移至教育部，並打算在東京的駐日大使館增設「中日聯合審查會」負責初審。51而該工作 辦法除了簡化進口原則為上述三點，並增加小額參考用書的申請規定，學術性刊物得交由各 大學相關科系審查。52簡單來說，在策進會之前，聯席會的作法已寫入法規，但陳雪屏隱蔽了 此一事實。這中間的轉折仍有待釐清，但可以確知的是，臺灣願意有條件開放進口，但審查 的主導權希望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何以從聯席委員會擴大為策進會，矢部仍重提聯席委員會一事呢？按矢部的 構想，此一聯席委員會常設東京，並有半數日方委員參與，雖屬諮詢性質，但具有實質審查 功能，日方可積極提出書單，就近發揮影響力。但是改為策進會後，設計上半年輪流在東京 與臺北開會，其下所設的文化小組頂多半年碰面一次，僅能談論原則性問題，在處理實務上 功能大為弱化。矢部願意退讓頗值得玩味，推敲雙方發言，矢部或許將重點放在日本書商取 得駐日大使館許可即能進口之辦法，果真如此，更為簡便，之後吳俊升暗示駐大使館正就技 術性問題協商，很可能在東京就能審查出版品，更增添想像。53然而，設法阻擋常設性聯席委 員會，乃為策進會成立前臺灣方面所擬策略。54從後見之明來看，最終大使館審查之議被擱置， 日本出版品進口仍被安排由臺灣單方面審查，單從會議記錄或是法規文字，並無法確知真實 運作情形。 有關書籍與雜誌進口問題，大致在第一屆已有基本共識，第二屆「促進中日文化界『思 想反共運動』案」，僅是更加強調反共立場，出版品進口問題未再做太多討論。較有交涉的是 在第二屆結束後所提的報紙進口問題，委員井口貞夫會後至駐日大使館，要求先准進口《產 業經濟新聞》，或從《產經週刊》開始55。報紙問題一向複雜，此事涉及總動員運動會報文化 組、國民黨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宣指會」)，以及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等單位 研討，最後教育部核准《產經週刊》進口，宣指會則回復策進會，說明日本報紙銷臺最低條 件：56
50 〈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頁12、67-68、72。 51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303次會議記錄〉，1956年9月19日，黨史館藏，檔號：會7.3/443。 52 「行政院令核准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1957年2月9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 院檔案》，行政院藏，檔號0045/1-1-8-10-2/23。。 53 〈日華協力委員会懇談会記録〉，頁125-126。 54 〈陳慶瑜(行政院秘書長)致沈昌煥(外交部次長)函〉，1957年3月12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一冊。 55 「駐日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57年10月24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二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檔 號031.3/0035。 56 「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委員會第二小組第六次會議記錄」，1958年1月29日，「中日合作策進會案」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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