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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關於教育如何成為社會階層化過程的一環,學界因其觀點的差異各有不同。

研究者承襲法國學者 Bourdieu 有關文化資本理論的觀點,發現既有研究仍有不 足之處,故為文進行本研究,並期望有益於台灣地區相關理論之探討。本章共分 為四節,首節是探討研究緣起的「研究動機」,次節為預期達成之「研究目的與 待答問題」,第三節是有關本次研究所持重要變項操作定義的「名詞釋義」,最後 一節則是分析可能遭遇的研究限制與困難。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教育,對許多開發中國家來說,常被認為是提升整體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 段,著名的教育經濟學者 Schultz(1960)更疾呼要提升經濟發展,須重視人力 資本的投資。教育,對於許多的教育思想家來說,教育更是一種人格的陶冶(俞 懿嫻,2004),學校教育所教授的知識,往往認為是具有價值的歷代文化精華,

是維繫社會團結的重要工具。例如著名日本文學家大江健三郎(陳保朱譯,大江 健三郎著,2002)在<孩子為什要上學>一書中有段話即寫道:「我們是因為繼 承過去所有死掉孩子的語言(和其他東西)而學習,到學校去,是為讓我們代替那 些孩子繼續活下去。只要用功唸書、累積經驗,把它伸展下去。現在的你,便會 在你長大之後的身體裡活下去。而你背後的過去的人們,和在你前方的未來人 們,也都會緊密連結著。」學校對於大江來說,或對更多人來說,是連接自己和 社會的重要工具,到學校去的目的就是承繼過往,並且開創未來,延續人類的文 明。

然而教育,對於許多孩子來說,似乎是一種束縛的機制。Willis(1977)在 其著名的<Learn to Labor>一書中,清楚地刻畫來自勞工階級的 lads 對學校規矩 與知識的嘲諷與不滿,以及種種反學校文化的作為。甚至有時候教育像是一個分 級包裝場,按照學生所屬的階級給予不同的訓練課程。Anyon(1981)的<Social

Class and School Knowledge>非常清楚地指出,不同階級就讀的學校決定學校知 識的性質,透過教師及學校有意無意的課程教學,進而傳遞了該階級的價值觀念。

教育,從來就不是價值中立。學生來到學校的時候,他們所學到或許是人類 文明的重要遺產,但絕不是全部的菁華,學生學到的只是經過修剪、抽象化後的 套裝知識(黃武雄,2003:69),甚至是有利於某些階層的人士。Bernstein(1971)

認為家庭與學校使用的語言類型是導致學生在學校學習差異的主因。來自社經背 景高的學生由於從小在家庭中即以學習到學校裡慣用的精緻型符碼(elaborated codes),因此容易成功。但對來自底層的人來說,這些知識似乎是難以翻越的高 牆。語言往往是一種文字抽象的普遍概念,缺乏直接的指涉具體事務,使有具體 經驗但無抽象能力的人無法理解(黃武雄,2003:79)。於是,相同的語言,相 同的教材與方法,擁有不同文化素養的兒童,所接收到的教育資源是不同的,因 此形成一種”自然而然”“不同的淘汰原則”(趙惠鈴,1995:177)。

從文化的觀點言,學校有意識地發揮所謂的文化傳遞功能,但實際上卻落入 一種無意識的文化支配型態(Bourdieu, 1967)。擁有這些文化優勢者,就像掌握 一種文化資本,就像經濟競爭環境下的實體資本,在各種場域的競爭中具備競爭 優勢,可以獲得更多資源,Bourdieu 在<The Inheritors>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 法國的大學系統如何有利於有利階級進入就讀,因為這些家庭具有特有的文化條 件,能夠提供更多符合大學入學的主觀期待(Bourdieu & Passeron,1979:26)

Bourdieu 所提出的文化資本理論,精闢地分析社會結構與學校系統間的關 係,確實有助於進一步分析教育機會不平等的形成原因,更讓吾人更清楚地看到 家庭社經地位與教育間的連通關係,得以解釋為什麼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子女在學 校容易獲得成功,教育為什麼不一定能夠促進階級流動。

自從 Bourdieu 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後,許多研究紛紛借用他的概念進行實 徵分析,特別是探討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或教育取得)的量化研究,一時蔚為風

潮,但文化資本卻未如眾人預期地那般神奇,可以充分解釋學業成就上的差距。

Aschaffenburg 與 Mass(1997)、Criswold(1994)、DiMaggio(1982)、DiMaggio 與 Mohr(1985)、De Graaf 、De Graaf 與 Kraaykamp(2000)、Kalmijn 和 Kraaykamp

(1996)、Dumais(2002)、Palmer(2001)、Yamamoto 與 Brinton(2011)、Jæ ger

(2011)、李文益與黃毅志(2004)、林碧芳(2009、2011)、巫有鎰(2007)、陳 順利(2001)、蘇船利與黃毅志(2009)、張芳全(2006)、許崇憲(2002)、王麗 雲與游錦雲(2005)等人的研究都發現文化資本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成績與教育取 得(educational attainment)。McClay(2000)、Byun(2007)、Dumais(2002、2006)、 Roscigno 與 Ainsworth-Darnell(1999)、Katsillis & Rubinson(1990)、周新富

(2008)、黃毅志(1994)等則不認為文化資本有助於提升教育成就。陳怡靖、

鄭耀男(2000:430)雖然從統計數據確認文化資本對於教育年數的影響,但是 影響的幅度實際上很有限。前述 DiMaggio(1982)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現象,雖 然結果數據肯定文化資本的作用,廣義的文化資本變項(包含高級文化、中產階 級文化活動與文化興趣等)對 11 年級的成績實際上只有 2.86%的解釋力。綜合 上述研究的結果顯示,當前使用文化資本的概念來解釋教育成就差異時,確實有 其存在的問題。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要將文化資本理論應用於台灣地區並分析 其影響效果,實有必要針對當前文化資本理論與研究等問題進行探討。

在研究定義方面,Bourdieu 提出「文化資本」一辭是為了說明社會結構如何 透過教育系統來維持,或是凸顯教育系統對社會結構型塑的角色,因此會隨著其 需要而在內涵上有所增添。他雖然提出文化資本,卻沒有提供豐富的實徵研究證 據,致使後人難以對此概念進行量化操作,僅能依自己對於 Bourdieu 理論的理 解或現有的資料庫進行研究,以致人言言殊(高宣揚,1991:69;Vryonides, 2007:

870)。於是各家宣稱文化資本具有影響力的論述,容易變成各說各話的文字遊 戲。對於了解文化資本內涵幫助較少,於解開文化資本如何在教育系統運作也不 易釐清。Kingston(2001:89)即評述當前各種文化資本的研究,是把太多的概

念加諸文化資本的大傘下,導致產生對於何種因素影響學業成功的解釋扭曲。國 內曾有學者針對國內使用的文化資本的指標有過檢討性的反省,像是王麗雲與游 錦雲(2005:10)提及當前國內文化資本的概念與具體操作內容需要重新處理。

林碧芳(2011)也注意到各家對於文化資本對教育成就解釋不一而歸納是因為概 念定義不同。然因研究重點的選擇,部份研究仍舊可能出現國外文獻直接移植的 情況。

這樣的作法並非錯誤。但宰制資本的形式(dominance of specific forms of capital)應該對應不同的社會場域(social field)(Anheier, Gerhard, & Romo, 1995:863)。如研究中進一步考量資本存在的場域特質,應更能對文化資本的意 義適切掌握。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文獻探討與反思,重新思索文化資本的意涵,

並探討適用於台灣地區的文化資本定義,且嘗試以統計方式對其解釋性進行研 究,此為動機一。

在作用過程方面,文化資本的提出,最初是為了解釋控制經濟地位和社會出 身後,來自有文化教養家庭的學生,為何能獲得較高的學術成功與展現不同的文 化消費(Bourdieu & Wacquant, 1992:160)。故文化資本與收入未必有直接的 關係,反而和職業類型的關係較為密切(Bourdieu, 1984:128-129)。然而無論是 國內與國外的諸多量化研究,或許都受到來自美國社會學界中的地位取得研究 (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的影響(Lareau & Weininger, 2003),習慣把社經地位 當成自變項,以文化資本為社會背景的中介變項,把學業成就當成依變項,進行 迴歸分析。這樣的作法或許可以直接探討各種文化資本類型的影響力,卻可能喪 失了 Bourdieu 的原意─探討具優勢身分者如何運用或如何透過資本轉換的過程 取得文化資本。Lareau 與 Weininger(2003:582)並認為這樣的方式,無法詳盡 論述包含在文化資本內的概念。也因此,Lareau(1987)以及 Weininger 與 Lareau

(2003)改採用質性研究的方式,透過紮根研究的方式(grounded approach),探 求屬於美國場域內的文化資本,並詳盡描述親師關係、家庭教養所形塑出的文化

資本如何影響子女的教育。國內也有如翟本瑞(2002)、陳珊華(2004)、鄭名惠

(2007)、陳如涵(2011)等嘗試透過質性研究探討文化資本的作用。透過質性 研究的成果可以發現,文化資本與學業成就間,其中牽扯家長的培育、學校與家 庭的符應聯結、師生間的互動等。

由此可見,過去的量化研究顯然過於簡化,明顯忽略分析家庭與學校場域相 互建構的過程。Kingston(2001)關於文化資本研究的批判裡即認為,有關家庭 與學校內的過程需要更多資訊的獲得,是解決當前文化資本研究困境的關鍵點。

特別是教師對學生表現的知覺與回饋部分,過去教育心理學界如 Rosenthal 與 Jacoson(1968)、Jussim(1989)早已發現良好的師生關係有助於學業成就,擁 有文化資本是否有也有利於提高教師對學生的進而有利於學業成就更是研究文 化資本效果不應被忽視的方向。因此,研究者肯定長久以來量化研究希望解開文 化資本對學業成就影響力黑箱的努力,但更認為若要讓文化資本對學業成就影響 的成果更具說服力,提出新的研究模式,納入家庭與學校的互動過程,並通過實

際統計的驗證確實有其必要。此為動機二。

在理論內涵方面,結構與主體的辯證問題一向是社會學裡爭論的議題,

Bourdieu 因其主張有利階級透過文化資本的傳遞再製有利地位的論點,也常被批 評是結構決定論者(陳珊華,2006:382)。然此並非事實。Bourdieu(1984:171)

認為只要弱勢階級者改變其原有知覺的基模系統(scheme)就可能促成階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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