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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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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回顧

壹、東突:虛擬語境 V.S.實體動亂

回顧本文在第一章時,首先提出依據歷史詮釋、社會觀點與國際政治等三 項視野做為研究中國對東突治理的切入點。根據史料研究分析,東突並非中國 或中亞地理或歷史存在的特定實體民族,突厥斯坦是由「突厥」(turk)與「斯 坦」(stein)兩個字結合而來,「突厥」係波斯語所指在中亞乃至新疆草原上逐水 草而居、操突厥語系的牧民,而「斯坦」則是指特定的居住生活區域,受到波 斯與阿拉伯文化與語言的影響,從伊朗(古波斯)向東經中亞一路到俄國的外 高加索與中國的西部邊界地區,都以「斯坦」作為民族與地理的識別,例如哈 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車臣斯坦等均屬之。所謂「突厥斯坦」是 19 世紀沙 俄在中亞實行殖民主義侵略活動而出現的名稱,當時俄國將整個中亞稱為突厥 斯坦,設立突厥斯坦省,復以中亞澤拉夫善河(Zeravshan)為界,該河以西的地 方稱「西突厥斯坦」,以東的地區稱「東突厥斯坦」,因此,東突是殖民主義 者出於侵略目的,以語言和地理概念而劃分的一個地理分界線。俄國革命之 後,蘇聯為避免泛突厥主義思潮在中亞地區氾濫為獨立意識,乃於 1924 年以民 族識別為基礎,取消了突厥斯坦省,改設立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五個加盟共和 國。然而迄至今日,只要在網路打上“Map of East Turkistan”的關鍵字,仍可 發現各類涵蓋新疆的「東突厥斯坦」地圖出現,只是這樣的圖例,於其上並無 真正的治權存在,亦未獲得任何國家的承認,而其版圖的規模與範圍,亦無明 確的邊界線存在。

雖然在中國或中亞歷史上並無所謂的東突,蘇聯也揚棄了突厥斯坦乙詞,

但這並不阻礙蘇聯藉用東突的概念對新疆輸出革命。從 1944 年底爆發的新疆

「三區革命」中的參與民族看出,東突並不等於維吾爾族,而是一個包括了維 吾爾、哈薩克、俄羅斯等的集合概念,對於「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之成立起最 大作用的是蘇聯,擔任政治與宗教領袖的的艾力汗.土烈是蘇聯支持來自中亞 的安延集人,軍事上則由蘇聯軍官指揮。蘇聯主導東突國成立的目的,除了對 新疆固有的野心之外,並以此脅迫中華民國政府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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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東突不是一個實體民族,而是一個被霸權國家虛擬的民族概念,並利用作 為侵略鄰國的藉口與工具。

其次,從新疆地區的社會關係而言,中共建政之後,東突成為統治者與被 統治者之間的特定語彙,中共遇有新疆少數民族騷動,動輒將之歸咎為少數民 族社群中出現了東突叛亂組織;少數民族對於施政不滿,或者企圖實踐宗教理 念,亦以政教合一名義打出東突國或東突黨旗號與之抗衡。惡性循環的結果導 致東突成為新疆社會不穩定亂源的代名詞。從 1930 年代迄今,幾乎每隔 10 年 的頻率,在新疆就會出現涉及東突有關的社會亂象,執政者強勢鎮壓,縱使短 暫弭平,卻又累積了下一個 10 年爆發的能量。而自九一一事件以來,不僅爆發 的周期縮短,更嚴重的是暴力的規模與死傷人數不斷擴大,讓東突議題從中國 大陸新疆邊陲的少數民族問題,惡化為全國性的無預警暴力事件,成為中共中 央難以解決的燙手山芋。

就國際關係而言,一方面由於致力於東突獨立議題的海外流亡人士以維吾 爾族為主,因此,維吾爾族追求人權與自治的活動,長期被簡化等同於東突建 國,特別是 1930 年至 1940 年代的建國經驗,使得支持海外維吾爾人權運動的 國家,往往被中共視為國際反動分裂勢力,意圖藉此破壞中國領土完整;另方 面,由於中共自九一一事件之後,將東突組織中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

(ETIM)提列為國際性的恐怖組織,復加上 2008 年北京奧運舉辦前後,中共不斷 釋出東突恐怖組織破壞京奧之可能,使得東突組織國際名聲大噪。因此,一個 虛擬的少數民族、具有爭議的獨立運動,在特定的國際反恐時空背景下,不僅 沒有在中國大陸境內銷聲匿跡,反而活躍於國際舞台之上。

貳、研究目的檢視

既然東突厥斯坦概念難以確立,為何在近代史上對中國的西北造成如此大 的壓力與困擾,進而形成中央政權的治理難題?由於東突涉及了地區、民族與 宗教等因素,因此,依照時間鋪陳,就筆者研究所得,檢視東突在中國內政與 外交上的角色變化與影響。

一、民國以前:從羈縻政策到設立行省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對於新疆的領土界定與少數民族政策,始終在追求統 治到治理的進程。統治,意味著國家統一、領土完整、驅逐外敵、實現大一統 的華夏歷史;治理,則代表著中央政權已告穩固,在內部實現經濟發展、力求 社會穩定以及貫徹民族平等政策。中國在清朝之前對於新疆的政策,並非具有 主權最高意涵-統治之下的治理,而是屬於一種羈縻政策,當華夏帝國強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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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的方略就會增強;但是當中原政權衰落之際,妥協的色彩就較為濃厚,通 過和親、封號、土司等制度將少數民族不完全地納入政治體系之中。中國近代 史的版圖,大體從明朝確認,明朝初期基於對北元蒙古的軍事行動,在洪武 24 年(西元 1391 年)平定哈密,於永樂 4 年(西元 1406 年))正式設立哈密衛以 鞏固西北邊防,但由於土魯番不斷進犯哈密,造成明朝邊防壓力,嘉靖 8 年

(西元 1529 年)以「罷兵息民」為由,讓哈密「專圖自治之策」,正式放棄哈 密衛。這種充滿妥協色彩的治理政策,自西漢宣帝神爵 2 年(西元前 60 年)設 立安西都護府以來,就一直在中國邊政歷史上反覆出現。此外,「西域」這個 地理名詞始終是個變動的概念,在地理上沒有明確的界線,在政治上,當地諸 國之立場夾在中國與北方強大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之間左右為難,也因此,

歷朝歷代對於是否經略西域,也有著不同的論點。關鍵即在於中國中央政權對 於新疆的統治模式,傾向於一種「德則遠人來服」的思考,統治權既未定於一 尊,自然沒有具體的治理政策,若自身力有未逮,則允其「自治」。當中國西 北沒有強大的鄰國時,此種彈性策略尚可維持鬆散的關係架構;但若出現猛虎 惡狼的強鄰,則徒予其侵佔中國邊境領土的切入點。

光緒元年(西元 1875 年),清廷內部對於是否出兵平定新疆「阿古柏之 亂」曾有激烈辯論,「海防派」主帥李鴻章公開反對用兵於新疆,所謂「新疆 之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主張同意英國人所提,放棄南疆之喀什噶爾、

葉城、英吉沙爾、和闐等四城予阿古柏,只要阿古柏答應稱臣納貢便是。惟這 些意見最後終折服於左宗棠力陳「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 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左氏強調:「自撤蕃籬,則 我退寸而寇進尺」、「從全局以觀,若丟失新疆,對內必將嚴重有損國威,喪 失民心;對外必將助長列強侵略,亦不利於海防。」1左氏所言氣勢磅礡,凸顯 出新疆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清朝出兵平定阿古柏之亂以及之後交涉沙俄歸還伊 犁,對於走入現代的中國意義重大,即中國對於新疆具有主權意涵的統治權獲 得了國際承認,光緒 7 年(西元 1881 年)中俄雙方為歸還伊犁問題簽訂了《中 俄伊犁條約》是為明證,為抵禦外侮加強西北邊防,清廷於光緒 10 年(西元 1884 年)決定新疆設省,更加確認了新疆屬於中國領土無虞。

不過,新疆建省前後,正值清朝最衰敗時期,歲出大批賠款使得新疆自建 省起就沒有足夠的經費建設,光緒 33 年(西元 1907 年),新疆駐軍總數下降 到 1 萬餘人,已無力維持內部治安,遑論抵禦外敵。雖然中國內部面臨從帝制 走向共和的動盪,無力對新疆提供具體的保障,然而,此一時期,位於新疆北

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 4)》,2008 年 7 月 1 日,

<http://qing-dynasty-tc.blogspot.com/2008_07_01_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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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俄國也面臨了革命爆發的壓力以及之後蘇共內部的分裂鬥爭;來自新疆南 方的英國殖民者尚熱衷於經略印度,對於西藏、新疆與阿富汗仍停留在地圖上 的規劃階段,在帝國主義尚無力染指新疆之前,使得中國尚能以舊有之架構維 繫對新疆的基本統治。

二、民國時期:綏靖政策與邊疆自治

民國初建未久,新疆實處於割裂之局,國民政府在權威的喪失與重建中不 斷奮鬥,又要面臨來自日本的侵略,力有未逮之際,對新疆只能採取綏靖政 策,放任軍閥割據,所謂共和國政治制度在新疆無法徹底貫徹,只能依靠少數 民族與宗教上層人士合作維持社會穩定,此種情勢一直維持到中共建政之初,

對於新疆仍然是依靠賦予少數民族政治體系合法性和一定程度的獨立性,換取 統一的國家政治體制的形式框架。

然而,此種架構極為脆弱,特別是新疆地理位置特殊,在民國初期,新疆 東界僅有星星峽與河西走廊相連,交通不便;但西面與俄國接壤國界卻有多處 口岸開放相通,彼此少數民族之間在語言、信仰、血緣等方面均具有歷史淵 源。俄國勢力自 17 世紀以來就看出了新疆地處邊陲而與中國之間的脆弱結構,

因此一再企圖染指新疆。1919 年秋,俄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突厥斯坦設立俄共

(布)中央中亞局,1921 年 6 月,該局竟提出在中國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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