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資訊科技能供性認知
研究結果發現，該部門成員對於媒介能供性的認知有差異。
(1) 在處理相同的工作任務時，成員對媒介適用的認知不同。選用 同一個媒介和不同對象溝通，對於媒介物理特性的認知不盡相 同，例如化解歧見時成員認知到即時通訊的回饋性、同步性和 禮貌性可以協助達成任務。至於選用不同媒介時，對媒介物理 特性的需求也不同，例如在安排會議時，選擇行動電話者只考 量回饋性，選用即時通訊者則有回饋性、禮貌性、同步性和分 配性的物理特性認知。
(2) 在處理不同工作任務時，成員對媒介物理特性的認知也不盡相 同，例如同樣使用即時通訊作為化解歧見和安排會議時的溝通 媒介，然而對媒介物理特性的認知卻不同，在化解歧見時即時 通訊的同步性、禮貌性和回饋性是重要的，但在安排會議時多 了一項即時通訊分配性的認知。
換言之，這說明了即使不同媒介可能具備相同的物理特性，然而 在個人的適用認知中，仍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意即彼此認知到透過媒 介得以達成特定工作任務，所基於的媒介物理特性並不完全一致，且 個人會依照溝通任務的需求認知，來判斷究竟哪種媒介可以協助達溝 通目的，當個人對媒介物理性的需求認知不同時，媒介能供性對不同 的媒介使用者來說，意義就不同。
因此社會性影響理論提出的媒介認知觀點在本研究中獲得證 實。人們之所以會使用特定媒介來達成溝通目的，是受到個人對於媒 介的評估（Fulk, Schmitz and Steinfield, 1990），因為使用者認知到該 資訊科技的某些特質，在處理某些溝通行為上能夠帶來機會或限制，
在社會影響之下，個人將選擇認知上適合的媒介與不同的對象進行溝 通，而當認知不同時，資訊科技能供性的意義就不同。過去有關資訊 科技能供性的研究，只考慮到資訊科技的物理特性可能對行為產生機 會或限制，例如社會臨場感理論以及媒介豐富度理論，從不同媒介所 能提供的溝通線索豐富度，來判定不同媒介運用在哪些溝通任務上能 產生最大效能，即指出個人會選擇豐富度較高的媒介來處理較複雜且 不確定性高的任務（Daftand and Lengel, 1986）。然而於本研究卻發 現，這些以理性為基準的媒介選擇理論確實不足以解釋個人的媒介選 擇行為，這一類的理論忽略了當個人所認知的資訊科技對行為產生的 機會或限制不同時，媒介的選擇行為就會不同，並非單從媒體特性就
能解釋個人的媒介選擇行為。
例如就化解歧見的任務來說，過去的媒介選擇理論認為豐富度愈 高的媒介，處理模糊及複雜性高的資訊時愈具效能（Lengel and Daft, 1984），但就該部門的媒介使用比率，認知到化解歧見時使用即時通 訊的次數分配卻高於豐富度較高的行動電話，由此可見當面對同樣一 件被視為模糊及複雜性高的任務時，個人對媒介能供性的認知有著不 同的考量，並非單從媒介豐富度理論以媒介特性即可解釋個人的媒介 選擇行為，也可能基於其他因素的考量而選擇對自己認為最有效達雙 方溝通的管道。
2. 資訊科技社會能供性：資訊科技能供性認知與合作意願
研究分析後發現，資訊科技的社會能供性的存在，會受到個人認 知的資訊科技能供性所影響。資訊科技能供性的意義為媒介所具有的 物理特性，以及我們所理解該媒介可被使用方式之間的關係，亦即媒 介的物理特性決定了行為的可能性，而資訊科技社會能供性進一步將 人與媒介之間的關係，意即媒介的特性如何影響人們選擇與他人聯繫 的可能性、機會以及限制（Wellman, 2005; Sellen and Harper, 2002）。
對該部門的人來說，無論是化解歧見抑或是安排會議時，個人對於即 時通訊和行動電話的認知網絡關係，替組織溝通帶來了機會。例如在 無法面對面的情況下，個人與經常需要聯繫的其他成員欲化解歧見 時，個人愈是認知到即時通訊能夠協助他們在與另外一方處理該任務 時，不會為對方帶來困擾，且認知到可以運用即時通訊及行動電話立 即傳遞訊息，並同時獲得對方回應以達溝通的效能時，而促成了彼此 進一步合作的意願。
綜合兩種媒介認知的分析結果也可得知，媒介所帶來的回饋性、
同步性和禮貌性特質，被視為達成雙方化解歧見目的時的重要因素，
且對部門成員來說，前兩種特質同時來自於即時通訊和行動電話，由 此可見即時通訊和行動電話能供性認知，強化了個人與其他成員間的 工作關係，當這層資訊科技能供性認知存在的時候，提升了個人和他 者的合作意願，換言之，即時通訊的禮貌性以及即時通訊和行動電話 具備的回饋性、同步性特質，替成員間的組織溝通帶來了機會。
資訊科技的社會能供性，在不同的溝通任務上，產生不同的意
義。當個人愈認知到行動電話的回饋性，以及即時通訊的回饋性、禮 貌性、同步性和分配性在成員的認知中，能夠協助個人與他者安排會 議時，即時通訊及行動電話產生的能供性，為溝通的過程帶來了機 會，促使個人與他者的合作意願提升。在安排會議的目的中，即時通 訊多了一項分配性特質上的認知，然而此一媒介特性於化解歧見時，
卻未必能帶來強化彼此工作關係的機會，同樣原本在化解歧見的目的 中重要的行動電話同步性認知，在安排會議時的資訊科技能供性認知 中並未顯著正向影響彼此的合作意願，亦即當成員選擇透過行動電話 和另一方安排會議時，最主要是希望能即時獲得對方回應。
綜上所述，對該部門的成員來說，處理兩件不同的溝通任務時，
即時通訊及行動電話所顯現的能供性，因為取決於何種物理特性得以 促成行為可能性的認知並不全然一致，當資訊科技能供性的認知不同 時，資訊科技能為溝通雙方帶來的機會也就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資訊 科技社會能供性意義，亦即不同媒介所具有的能供性被應用在不同的 溝通目的上，所帶來的社會能供性是不同的。
媒介認知的契合度，是影響雙方能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的重要因 素。影響人們選擇使用不同科技媒介的原因並不相同，每種媒介具有 的社會能供性也於是不同，人們會考量自己所知覺到的資訊科技能供 性而去使用某種溝通媒介，進而影響人們與他人聯繫的可能性。此外 當資訊科技所能提供的不同服務內容有差異時，社會機會也會有差 異。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然不是所有的溝通媒介皆能正向的促進溝通 雙方的關係，倘若使用對大多數成員來說能供性限制愈高的媒介，則 可能造成雙方溝通上的限制，反而會導致負向的資訊科技社會能供性 產生，然此點仍有待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