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企業年報（10-K）及季報（10-Q）中的管理階層討論與分析（Man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以下簡稱 MD&A），主要透過管理階層對公司過去經 營成果，所做的評價、預測與推斷公司未來發展情勢而揭露的資訊，1930 年代，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以下簡稱 SEC）在 1933 年證券法和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之授權著手研究 MD&A。1968 年，
SEC 首次規範 MD&A 於年報中編製之規定，SEC 於 1980 年進一步擴展 MD&A 揭露要求，以證交法 Item 303 of Regulation S-K 強制規範上市企業須於年報中 揭露 MD&A 資訊。爾後陸續地發佈了十多個 MD&A 解釋指引。其中兩項影響 最鉅:一是 1989 年解釋指引，它在前瞻資訊、資本資源的流動性、公司重大變動 等多面向探討，為企業編制 MD&A 提供了各類指標；二是 2003 年的揭露指引，
體現沙賓法（Sarbanes Oxley Act）對公司揭露要求的增強與制度的改善。
2003 的揭露指引目的使投資人能利用敘述性文字看穿（see through）公司財 務報表，並增強整體報表揭露與財務資訊的進一步說明，以及提供流動性、現金 流 量 與 經 營 成 果 相 關 且 具 品 質 的 資 訊 ， 使 投 資 人 可 以 相 信 （ ascertain the likelihood）過去績效對未來績效具指標性。該指引將 MD&A 資訊品質原則分為 整體表達與所著重的內容兩方面。在整體表達，SEC 強調可理解性；所著重的內 容則包括重大性、分析性、關鍵績效指標、已知趨勢與不確定性等構面。
過去文獻（Bryan 1997；Cole and Jones 2004）認為 MD&A 為分析財務報 表的重要資源。因其同時兼具歷史性及前瞻性特點，MD&A 一直為機構投資者 及財務分析師重視的資訊（Kohut and Segars 1992；Pava and Epstein 1993；
Herreman and Ryans 1995；Barron, Kile, and O’Keefe 1999；Epstein and Palepu 1999），經常被引用於分析師報告內，影響分析師所作之財務預測（Rogers and
訊處理技術與所需成本，MD&A 資訊效果有延遲現象（Plumlee 2003；Engelberg 2008）或使用率不高之情形（Pincus 1989；Eccles and Mavrinac 1995；Tetlock 2007）。Hildebrandt and Snyder (1981)以致股東報告書（letter to stockholders）
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在揭露文字性資訊時，可能傾向於使用過多正向詞彚的波 麗安娜假說（Pollyanna Hypothesis）。雖然不少學者均指出由於 MD&A 內容編 製的相對彈性，而導致可能的資訊風險（Abrahamson and Amir 1996; Clarkson, Kao, and Richardson 1994; Schroeder and Gibson 1990; Roulstone 2011），但仍 缺乏具體實證證據加以支持。
隨著自動化技術如資料採礦、文字探勘的發展，許多財務與會計研究已可分 析非結構化的資訊（Francis, Schipper, and Vincent 2002；Baginski, Hassell, and Kimbrough 2004；Kothari, Li, and Short 2009），科技的推進使電腦運算及儲存能 力大幅提升，更多文獻增加了大樣本（large sample）的研究，例如 Li（2010）
運用簡單貝式分類法（Naïve Bayes classifier）與正負向文字計算法（word count）， 針對美國自 1994 年至 2007 年超過十四萬份的年報與季報進行語調判斷，研究發 現 MD&A 中未來預測性陳述（forward-looking statement, FLS）的語調與企業 未來至少三個季度的財務績效有顯著正相關，代表 FLS 有預測價值的解釋能力。
Brown and Tucker（2011）則使用向量空間模型（vector space model, VSM）
和 TFIDF（term frequency /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技術，對美國 1997 至 2006 年二萬八千多份年報進行文字探勘，計算各企業前後年度 MD&A 的相異度
（difference score），並考量前後年度相異度的解釋變數，結果發現該相異度與股 價變動的關聯性。
除了揭露語調的有用性或預測性，另一類可視為與 MD&A 揭露品質有關 的為 MD&A 可讀性（readability）研究，Schroeder and Gibson（1990）透過平 均字節（word length）、平均句長（sentence length）及源自英文適讀性公式之 Flesch Index score 作為衡量指標，分析了 40 家公司的致股東報告書、財報附 註與 MD&A 的可讀性，發現企業在編製文字性資訊時，有逐年提升閱讀難度、
複雜度的傾向，因而建議企業應選擇較易於溝通的文字以利報表使用者了解企業 績效。Li（2008）則使用 Fog Index 和年報總長度衡量對年報文字可讀性的決定 因素，結果發現當年度財務績效較差的企業會編製出可讀性較差（Fog 指標和年 報總長度較高）的年報，且年報可讀性較高的企業其盈餘持續性較佳。
相對受到既定規範撰寫的財務報表附註，管理階層能透過 MD&A 提供較高 可讀性的資訊，然而過去的文獻較少有 MD&A 於資訊品質的研究，且主要內容 為文字，相較財務報表的數字更難以確認其可靠性。Glassman（2006）在 SEC 的 報告即指出，MD&A 的揭露品質雖已逐年改善，但部分內容仍然過於冗長、失 焦，甚而有未真實揭露之可能。MD&A 資訊不須經註冊會計師查核，其揭露的 透明度（transparency）自然也備受懷疑（Callahan and Smith 2005）。由可讀性 研究能合理推測，企業依據自身的屬性（如：經營績效、盈餘持續性、涉訟風險、
公司治理等），而權宜選擇敘述性資訊的內容。過去文獻中僅存在極少數研究在 探討同企業同期年報中財務與非財務資訊的一致性，藉以衡量非財務資訊的品 質，例如：Back, Toivonen, Vanharanta, and Visa (2001) 曾同時使用文字探勘 方法與資料探勘方法，以世界各地的林業公司為樣本，研究財務與非財務資訊間 是否一致。對財務績效與 MD&A 揭露內容一致性相關證據仍然不夠充分，因此 增加本研究主要研究目標的重要性：企業是否基於某些原因而揭露與財務績效表 現不一致的文字性資訊？證券分析師與市場投資者同時使用財務資訊與 MD&A 資訊時，是否因兩者資訊揭露的一致或不一致而有增額的反應或行為？或是否能 看穿一致性指標？又是否將此不一致情形做為新的資訊，則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 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