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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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可歸結為以下三個研究問題：
1.安倍外交使日本在美日同盟下的自主性呈現什麼樣的變化？
2.安倍外交使日本的國際地位在美日同盟下呈現什麼樣的變化？
3.安倍外交使日本在美日同盟下與中俄互動時的自主性呈現什麼樣的變化？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 研究途徑
本文將參考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現實主義理論對於同盟理論（Alliance Theory）的看法。史奈德（Glenn H. Snyder）作為同盟理論最早的提出者，將同 盟定義為：「在特定情況下，針對構成國以外的國家之武力行使(或不行使)為目 的所形成的國家間正式聯盟關係」。現實主義者認為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
一國為保護自身的獨立與生存，除了強化自身的軍事力量，亦即「內部平衡」
（internal balancing）之外，也會選擇以「外部平衡」（external balancing）的方式 與他國結盟，所謂平衡，係指一國為抵銷敵國的潛在優勢進而採取與其他國家結 盟的手段，以維持對本身有利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現實主義者認為 當一國不足以隻身制衡他國時，便會出現結盟的現象，以維持區域的權力平衡，
6同盟關係國之所以願意結盟是因為能達成國際體系的霸權穩定狀態以及能透過 結盟保護國家的自身安全。
而除了平衡外，國家亦有可能基於共同的威脅而選擇「扈從」（bandwagoning）
強國，所謂扈從，係指一在國際體系中相對弱小的國家基於國家利益或者感受到 威脅的動機，選擇與強國結盟。同盟所能夠提供的利益有三者，亦即共同防衛（安 全保障）、約束盟國（政治外交）以及節省國內資源（經濟）。
6 鄭端耀，「搶救權力平衡理論」，包宗和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出版，2012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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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日同盟觀之，由於集體自衛權行使的問題，美日同盟自始即「不對稱同 盟」（asymmetrical alliance），自 1980 年代以來日本政府的防衛預算也一直被控 制在年度國民生產總額（GNP）1%的限制中；再者，大國對於小國的政治控制也 是最初美日同盟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二戰結束後締結的美日同盟關係是為了 阻止日本再次擁有獨立的外交與防衛能力而組成的同盟關係；最後，結成同盟後 即可將原用於增強軍備的剩餘資源用於國內福利的分配，同時同盟間的貿易、投 資、與技術移轉等皆促進經濟成長，因此日本得於1960 年代間實現每年平均 11%
的高經濟成長率，這也符合《美日安保條約》第二條的規定。
圖1-1 不對稱同盟成本負擔圖
資料來源：武田康裕，日米同盟のコスト――自主防衛と自律の追求（東京：亜紀書房，2019 年），頁33。
如圖1-1 所示，武田康裕認為美國於同盟關係中以加重自我軍事防衛成本的 方式取得制約日本的權力，而日本則在得到美國強大軍力支援的情況下犧牲自主 性，從而形成不對稱同盟關係。冷戰爆發初期，美國為圍堵中國與蘇聯所構成的 威脅，分別與日本、南韓、以及台灣等中小型國家締結同盟，以維持有利於美國 在東亞區域之優勢，而在後冷戰時代，美國透過美日安保的「再定義」，強化與 日本之防衛合作，亦是「平衡」權力與威脅的手段。7美日同盟雖然是冷戰期的產 物，但在歷經數次調整及防衛指針修訂後，使其現今依然是世界政治上最緊密的 雙邊同盟之一。
7 林賢參，「日本防衛政策與台灣安全」，收於「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國際學術研討會」（台 北：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2016 年），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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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Michael J. Green）認為美日同盟關係的改變是一種雙方皆不會有絕對 損失的談判過程；8沃特（Stephen Walt）則認為一國在選擇同盟的過程中會選擇 意識形態相近的國家進行結盟；9坂元一哉認為現今美日同盟有抑止及友好兩大 功能，日本代表美國在東亞的事實存在可以有助於抑止北韓核武戰略的擴大以及 依靠此機制維持雙方和平友好關係的持續，10吉田真吾認為美日雙方都對彼此抱 持著相互不安的感覺，隨著中國軍力不斷增強，美日都有在東亞增強防衛的誘因，
且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日本國內反戰主義者有減少趨勢，各時期的美日協商就是為 了彌補雙方認知的落差，降低不安的因素。11
透過在日美軍基地的提供，日本享受到美國的三大威懾機能，12亦即彈道飛 彈防衛、海上運輸線（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防衛以及島嶼防衛，13 日本在根據《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的遠東條款中所需負擔的防衛成本幾乎為零，
而美軍依《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所配置的駐日美軍的經費大約佔美國年度國防 預算的1%，14日本對於駐日美軍的補助金額（思いやり予算）約佔日本政府每年 防衛預算的10%，雖然根據美國國防部於 2004 年公佈的同盟國貢獻度報告書中 日本對於駐日美軍的經費負擔為44 億 1,000 萬美元，在美國 27 個同盟國中排名 第一位且囊括全體同盟國經費負擔的 53%，但日本於同一年度的防衛費用佔國 民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在 27 個同盟國內排名第二十六，15位居倒數，這構成 日本在同盟關係內「防衛成本」上享受到的便益。
8 Michael J. Green, U.S.-JAPAN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pp.9
9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26.
10 坂本一哉，日米同盟の難問―「還暦」をむかえた安保条約(京都：PHP 研究所，2012 年)，
頁1-3。
11 吉田真吾，日米同盟の制度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会、2012 年），頁302。
12 彈道飛彈防禦方面，擁有彈道飛彈探測與追蹤能力、敵國基地攻擊能力、彈道飛彈迎擊能力以 及保護國民等四階段保護功能；海上運輸線防衛方面，擁有美國海軍的正規航母與輕航母所組成 的兩大機動部隊；島嶼防衛方面，在沖繩美軍基地擁有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共同組成的水陸機動團。
13 武田康裕，日米同盟のコスト――自主防衛と自律の追求（東京：亜紀書房，2019 年），頁 18。
14 同前註，頁 30-31。
15 同前註，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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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1816 年至 1989 年間解體的 304 組同盟關係中，相當於 34%，也就 是其中的105 組同盟關係，是肇因於條約義務的違反所造成的同盟瓦解。16美日 同盟雖然已成立超過70 載，不僅是日本持續最久的同盟關係，也是目前世界政 治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卻一直保持典型的雙邊不對稱同盟關係，里塞
（Thomas Risse）認為在不對稱同盟內部，強國可以抑制弱國，使弱國的自主性 受到制約；17阿爾福德（Michael F. Altfeld）認為一國在透過結盟獲得安全保障的 同時雖然得因減少軍事成本而增加經濟實力，但需要在自主性上付出代價。18莫 羅（James D. Morrow）認為根據其「自主－安全交換模型」（the Autonomy-Security Tradeoff Model），弱國在同盟關係中享受安全的代價為犧牲其自主性，而若欲提 升自主性則會犧牲安全上的保護，19是為「同盟困境」（the alliance security dilemma），包括「被拋棄」（abandonment）的風險與「被拖累」（entrapment）的 風險；20車維德（Victor D. Cha）認為美國在亞洲建立一系列雙邊同盟而非類似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多邊同盟的原因在於可透過此一不對稱同盟的架構 最大化控制各弱小盟國，21這也是日本在同盟關係中所需負擔的「自主成本」。
因此，揭櫫上述學者的論點並如下圖1-2 所示，結成同盟的成本有二，亦即 共同防衛下伴隨著軍事貢獻的「防衛成本」與共同防衛下伴隨著限制行動自由的
「自主成本」，而這也是美日同盟自締結以來雙方所面對的共同課題。
然而安倍外交政策並不僅止於強化對美的關係，同時也積極推進與中俄此二 東北亞重要行為者的關係，是為地緣政治的現實考量，因此本文將透過上述理論
16 同前註，頁 24。
17 Thomas Risse, “Transnational Actors and World Politics,” In Walther C. Zimmerli eds., Corporate Ethic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Berlin: Springer, 2007), pp. 251-286.
18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37, No. 4 (1984), pp. 523-544.
19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904-933.
20 以美日同盟為例，日本面臨逐漸地再軍備、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以及事前協議制等被拖累的 風險；而諸如關懷預算、海上自衛隊至印度洋進行補油任務以及陸上自衛隊派遣到伊拉克等被拋 棄的風險。
21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10), pp. 15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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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探討安倍政權如何在加強美日同盟的同時改善與中俄的爭端與促進合作，
以檢視安倍外交政策的成果。
圖1-2 同盟成本關係圖
資料來源：武田康裕，日米同盟のコスト――自主防衛と自律の追求（東京：亜紀書房，2019 年），頁29。
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係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對於研究現象之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
在本研究中，筆者將使用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的內容分 析法及深度訪談法此二種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係指透過文獻的蒐集與比較，對 於研究的命題進行歸納與分析，進而從文獻中進行系統式的整理與詮釋，尋找因 果關係，並發展規律以助瞭解現在和預測未來的一種間接方法。
本文文獻分作兩類，首先是第一手資料，以官方文獻為主，將分析 2013 年 至2020 年總理演說及領導人共同宣言、重要談話、官方數據與會見紀錄等官方 文件藉此瞭解第二次安倍政權外交政策中對接美、中、俄的發展。第二手資料係 以國際關係學者及智庫對於安倍外交的相關學術專書及期刊論文作為分析的依 據，尤其以日本學者的專書為主，以求釐清本文相關理論脈絡與基礎。
深度訪談法部分係指在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透過雙向溝通的互動 過程，蒐集有關口語與非口語的訊息，以便深入式的全面理解研究。22筆者於2019
22 王雲東，社會研究方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新北：威仕曼，2014 年），頁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