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質性研究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關係對研究的影響，從 事研究的倫理規範以及研究者本身的道德品質，在質性研究中是一個 重要且不容迴避的問題（陳向明，2002）。研究者於本節提出研究倫理 與研究者的反思，讓研究者能更加嚴謹的進行研究工作。
壹、研究倫理
研究者回顧美國心理衛生學會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針對同性戀研究提出的研究倫理，從研究問題形成、與 研究參與者之互動至論文撰寫角色，每一項環節與歷程將遵守以下的 準則。詳細的倫理內涵介紹如下：
美國心理衛生學會(APA)在倫理守則中強調「無同性戀恐懼症研 究」之重要性 ( Herek, Kimmel, Amaro, & Melton, 1991 )。APA 並指出：
研究者必須具備在研究過程中避免因同性戀恐懼症所造成偏誤的能 力，為了避免異性戀研究者的偏誤，需對同性戀者有更多正確的認識 和了解。
Herek、Kimmel、Amaro 與 Melton ( 1991 ) 提出在形成研究問題 時需考量以下原則：（1）是否忽略或否定同性戀者的存在？（2）研究 問題是否貶低或污名化同性戀？（3）是否反映文化對同性戀者的刻板 印象？（4）是否明確推論受訪者導致同性戀性取向的原因？
Herek、Kimmel、Amaro 與 Melton ( 1991 ) 也提出研究者對同性 戀受訪者必須做到以下的保護措施：（1）有關研究參與者性取向或性 行為資訊的取得，是否確實做到保密？並且明確表達保密的限制？（2）
研究過程是否增強對同性戀者的偏見和刻板印象？（3）研究過程是否 對同性戀受訪者形成負面的結果？（4）研究過程是否侵犯研究參與者 的隱私？（5）性取向的判斷是否造成研究參與者之壓力？
論文寫作之際，為避免研究參與者受到無謂的騷擾，因此，以化 名代替真實姓名，且為避免對號入座事件產生，也特別處理細鎖事件 等足以構成對號入座事項。
貳、研究者的反思
研究者目前是一位已婚的異性戀女性，所呈現的可能仍是廣大的 異性戀主流社會的縮影，透過與研究參與者（女同志學生、異性戀學 生、異性戀教師）的深入互動，在本研究進行過程中不斷檢視自己對 於本體論和知識論所採取的立場。
研究者回顧自己的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立場，我的研究角色該如何 定位呢？在同異對話歷程中，我的身分不只是一位異性戀女性研究 者，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在某些情境上，我能與異性戀的研究參與 者產生共鳴，但隨時提醒自己，不能成為「同性戀恐懼症」的糾察隊 角色。
對於女同志學生之研究主體，除了避免在研究中作為一位宰制者
在研究過程中，我在研究領域的教師位置時時提醒我自己，不可 因教師權力位置而影響資料收集。因此，在女同志學生樣本的選取過 程，也避開目前正在教授的學生，但由於女同志學生樣本獲得不易，
研究也因此停滯。在一次偶然機會與過去授課的學生互動時，才發現 我的教師位置優勢，其實是透過女同志學生對我的信任關係，研究參 與者才會願意分享自身非主流性取向的生命經驗，而限制則是女同志 學生幾乎將老師當作拒絕往來戶，所以學校老師反而是研究的限制，
因為學校老師間的訊息流通，可能讓女同志身分曝光而造成家庭危 機。有了這樣的體認，開始透過與學生信任關係為起點，順利與 11 位 女同志學生展開生命經驗的對話。
由於她們毫無保留的呈現豐富的生命經驗，研究者沉浸於這些珍 貴的經驗中，當訪談告一段落，我們建立的關係似乎讓我很難跳脫「教 師」的角色，她們來借同志書籍，有事沒事來我辦公室晃晃，對我而 言，不是負擔而是收獲，因為我在進行資料分析時，常面臨需反覆往 返於逐字稿，對她們的經驗需要更多的訊息。因此，這樣的關係提供 我更多討論的空間。
但在我為研究告一段落舉辦的「研究感恩茶會」中，萱萱因日前 被迫向母親出櫃而出現許多負面的情緒，在茶會前晚，她是那麼急促 的找我，我們談了很久，第二天的感恩茶會，她也在團體中主動分享 她的經驗，團體成員給她溫暖的回饋與支持，事後她告訴我，她有足 夠的能量面對，我也為她高興，更期待她的性取向能早日得到家庭的 接納。過程中，我心疼萱萱因性取向面臨得掙扎，也為她轉介到同志 諮詢熱線，然而我也面臨研究者與諮商者間的角色衝突。
其次，在異性戀女學生的訪談過程，在研究早期，女同志所推薦
的異性戀同儕幾乎都是女同志學生的好朋友，這樣的訪談讓研究者發 現異性戀同儕無私的愛與包容，讓女同志學生感受溫暖與支持，尤其 面對家庭衣櫃的危機時，友情帶給女同志學生成長的能量，但可能會 讓人誤認所有的異性戀女學生對同志族群都是友善、接納的，進一步 與另一類較難接納的學生接觸，才恍然大悟的體會到，恐同態度的改 變仍需教育多加著力，且從與異性戀女學生的互動中，更深刻的體認 異性戀女學生在面對異性戀主義與恐同困擾時，是更需要幫忙的，因 為她們不想成為恐同症患者，但又難以改變對同志族群的刻板印象。
再者，在訪談異性戀教師時，前導性研究的經驗提醒我必須擱置
「恐同的糾察隊」角色。於是我在她們身上看到自己，看到當年看不 見周邊女同志學生的我，也聽見她們因看見女同志學生而出現手足無 措的內在求救聲，我的異性戀教師的位置成為理解她們的開始。
在訪談的同時，因同事關係的信任基礎及研究者對學校脈絡的了 解，讓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間很快進入訪談的核心，而部分教師也因 彼此同事關係及教師角色，在初期時不敢暢所欲言，不願表達自己既 存的同性戀恐懼症，但在研究者分享自己面對恐同的經驗後，才讓部 分教師敞開心胸，暢談與女同志學生接觸的經驗。
在研究即將告一段落，回到教師的位置，由於研究者與研究參與 者的緊密關係，提醒研究者必須小心翼翼的處理研究倫理，避免傷害 研究參與者。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這場研究旅途中，已將行囊裝滿，
在未來的學務工作推動、同志議題課程及多元文化校園形塑，我將帶 著裝滿能量的自己，投入工作展開實多元文化校園的實踐。我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