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士人面對中國自古以來未有的挑戰，大敵環伺，中國政教傳統 面臨全面土崩瓦解的危機。他們四顧茫然，在傳統「求道」思想的影響 下，極力探索宇宙人生的最高道理，以企圖解決從個人到整體的各種問 題。他們既有亡國滅種之憂，又發現西方政教文化昌盛，中國傳統僵化 束縛太深，於是開始深入思考民族與文化生命力源頭究竟何在。面對時 代危機，他們並未訴諸上帝、諸神或絕對理念等超越性存有，反而延續 中國傳統，探本求源地尋求天地萬物生化之道。他們普遍繼承了儒道思 想中「天人合一」與「大易生生」的有機暨動態世界觀，或直接析論天 地生化之本原，或從歷史文化中找尋民族的生機，或援引佛學、西學以 求開出新生命，從而凝成的本文所稱的生元思想──亦即企圖返回宇宙 人生的根本以使個人與民族徹底重生的思想。所涉及的學者眾多，本文 只選取在思想史上影響特別深遠的康有為與譚嗣同加以深入研究。
康有為面對晚清世局，融合佛學、道家、儒學與有限的西方科學民 主之知識，展開他以解放、動進、逍遙、自由、兼愛、齊同與萬物一體 為宗的思想，並據此發動全面變革傳統學術與政治的主張。他在《大同 書》中主張徹底救苦之道在於破除國、級、種、形、家、產、亂、類、
苦九界，亦即去除宇宙及人生一切分別相與「疆界」，達到所謂佛、道、
儒以及西學、西教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這種思想傾向，與啟蒙重理性、
分別、秩序、普遍性與個體「疆界」的思想恰為相反。他雖同時大力主 張輸入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法治等各種制度，但根本上卻企圖 超越改變，所以很難立其根基。
譚嗣同的衝決網羅、揚棄三綱五常、去除一切傳統桎梏的思想，與 康氏有異曲同工之妙。與康有為的思維方式類似，其《仁學》企圖融合 儒釋道與西方科學宇宙觀，以追求一以貫之的最高道理，主張以太與仁 為萬物根本，可以徹底貫通宇宙人生與社會的一切。明得此一貫的生元 大道，才能激發最大的生命與文化動力，衝決一切桎梏。其後毛澤東的 許多基本思想，實頗淵源於此二人。
康、譚二人的基本論述雖源於易學、理學、佛學與公羊學，特別強 調生生不已的世界觀，然其內容卻從傳統的現象論述開始向西方的本質 論述轉化，對於生元的內涵做了許多「本質性」論斷。亦即從傳統方向 性、體會性暨充滿保留性的道論，開始轉向西式斷言化的本體論。這種 轉變可以產生無比巨大的自信與力量，卻也容易造成理論與實質上的嚴 重問題，使其具體內涵就中西學術傳統而言，均難以成立。其返本求源 化的本質論述，一方面批判傳統家族主義及分別親疏遠近的天理觀，一 方面卻將傳統家族主義擴大成「人類暨眾生家族主義」，從而具有社會 及共產主義的傾向。135其特重本質化生元的傾向，則促成他們嚮往衝決、
顛覆、烏托邦、變革乃至革命的思想。在人類家族主義及萬物一體思想 的影響下，其所謂「本元」，不是真正客體化的超越本體論，而不脫主 客與天人合一的體用不二思維，可說是一種轉型或過渡時期的產物。
以中式本體論嫁接西式本體論，可以在知識與政治上產生災難性的 後果。康有為與譚嗣同的本體論皆以表面唯物化的至高本體包含強烈的 唯心企圖，從而加強他們極強烈的自信與不顧現實的傾向，這一點明顯 為毛澤東所繼承。毛澤東既主張唯物與無神論，同時又表現出強烈的
「唯意志論」。民國之後長期宰制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唯物」與
135 參見任軍，〈康有為大同思想的東方文化色彩〉，頁 80-81。
「唯心」本體論爭，一方面源於西方存有式的本體論，一方面加上中國
「道論」的絕對性與排他性；使得內涵豐富而意象化的「道」論，變成 專斷式的「存有本體」性質之爭，同樣也造成政治與學術文化上災難性 的後果。136康有為，尤其是譚嗣同的生元思想出於不同本體論傳統的盲 目嫁接，然而這種本元論或曰本體論的追求，其實代表中國文化在巨大 危機中尋求最高主導與生命力量的一種企圖，是以影響巨大。譚嗣同以 以太與仁為元的說法，在清末民初風行一時。新文化運動之後，思想界 不再喜歡此混合中西的本體論述與世界觀，而直接由西方輸入唯心或唯 物的思想，然而其追求最高本體以利於指導一切變革的想法，則一以貫 之。
康、譚的生元思想因其重根源性、活力與創造性，而傾向於反對一 切束縛與剛性規律；又因其重變化、「改制」或自由生發而不重普遍一 致性（universality）及體制或規則的穩定性。在儒釋道三家的影響下，
他們重視整體的融通，並批判從固定的名相、本質與定位看事物。其哲 理化的生元思想因其特重一貫一元的核心，特別忽視個體界線，也不重 視個別領域的秩序及法律建構。這些特質使其生元思想帶有很高程度的 非啟蒙乃至反啟蒙傾向。簡言之，康、譚的生元思想訴諸於源泉滾滾的 宇宙、人生及文化原動力，其非啟蒙與反啟蒙傾向則排斥一切既存分別 化的規則與秩序。這兩者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都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晚清生元思想一方面企圖保存傳統思想文化的根源，一方面也結合 科學宇宙觀、自由、解放、平等、博愛、進化、動態等關鍵的現代西方 思想。康、譚企圖將其生元思想直接與現代科學本體觀結合，雖不免牽
136 這一點在 1949 年之後極為明顯。至於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唯物化的「科學主義」盛行，
科玄論戰與其後所謂物質派與科學派對於玄學派的勝利，均建立在存有的本質為物質這 一命題上。更具哲學與思想深度的德國唯心論，基本上不為當時人所理解。當時人習於 將自己所信奉的教條、科學、馬列、民族等各種主義與之後的毛澤東思想做為至高無上 的大道，彼此激烈排斥與爭戰。傳統上「道可道，非常道」具有很高的開放性與彈性，
與西方本體論嫁接後，則容易產生絕對化的專斷性。這其實是中國近代專制主義的一大 根源。
強附會，然而他們保持了儒釋道思想的根源與核心部分，並提出與現代 世界觀與精神接軌的一條可能道路，從而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造成巨大 而持久的影響力。這種以傳統的核心直接嫁結現代西方思想的努力，雖 可產生強大的生命力，也很容易造成不良影響。近現代主流思想所具有 的「解放、進化、動態、重生、自由、平等、博愛、互助、心力、返本、
大同、烏托邦、社會主義、共產、激進、基進、變法、革命」等特質，
多可於其生元思想中見之；因之而起的種種破壞、解構、失序等特質，
亦如影隨形。
晚清生元思想是儒家傳統下的士人驚覺國家民族衰敗，深感自家數 千年文明竟已體質虛弱、元氣大衰之下的危機型產物。此思想雖具有巨 大的歷史意義，急切之間，卻也產生不少問題。追尋生生之元，其目標 在於大補國家民族之元氣，然而晚清學人不免有病急下新藥與重劑，以 及貌似陽剛、內實不足的意味。他們大變經學傳統，大量引用佛學、老 莊、墨學與名家，同時偏好引用西方以太、電力、無限宇宙、進化等可 以推擴無垠的學說。企圖融合中西古今，以開出一種一體流行、無執無 礙，生發且融通一切，並足以批判中國長期積累的限制僵固之至高大道。
這種對於至高、無礙境界的激烈追求，使康、譚所開藥方偏於陽剛猛烈，
足以救急並大補元氣，卻偏於發散而無法歙聚，實非身體大虛之人所能 承受，而有違於醫家調補元陰元陽之道。康有為剛健而偏於狂放，譚則 體弱、悲憤而有秋氣。觀其二人一生所做所為，不免讓人有難以成事之 感。是以晚清生元思想只能代表國族危機中一種企圖大補元氣的作法，
內涵雖深廣卻實有所不足。雖具有巨大的振奮人心及改變歷史的力量，
可以推動變法與革命，卻難以真正收拾局面。這似乎也預示了中國近現 代史的基本走向。其得其失，均在其中。
（責任編輯：歐陽宣 校對：石昇烜 洪麗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