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追探一位中間層女性的移動，探問其移動的軌跡、移動所 帶來的經驗、思想上的變化，以及位於社會與國家之間個人的處境與變 動。若再次思考這些移動的軌跡，除了歷時性的變化之外，還可以發現
117 從筆者所找到的哈爾濱學院相關文件中，可以確認 1937-1938 年兩人任職的資料，壯吉 為「寮監事務囑託」，鏡子為「寮母」（舍監）。〈哈爾賓學院事務報告 昭和十二年 中〉、〈哈爾賓學院事業報告 昭和十三年中〉，收於〈哈爾濱学院関係雑件 第二巻〉、
〈哈爾濱学院関係雑件 第三巻〉，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H 門 東 方文化事業∕6 類 講演、視察及助成」。
118 高橋鏡子，〈私の一生の思い出〉，《良友》第三號，頁 8。
「移動」、「跨界」，不只是地理疆界上的移動越境，還包含社會階層 的移動、男性∕女性的社會規範界線的移動、越界；國與家之間界線的 移動。以下試著從這些不同的「境界線」，思考「移動」背後所具有的 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時代意義。
從地理疆界的移動與越境來看，鏡子在日本女性足跡罕至內蒙的時 代，打著產業開發的旗幟，隨丈夫前往內蒙古，在異地生活三年，之後 又仰賴兄長的人際網絡渡航臺灣；回到日本後，再次因殖民地臺灣所築 起的人際網絡移動至滿洲。從蒙古、臺灣到滿洲，鏡子的移動，跨越了 地理的疆界，卻不脫日本帝國勢力範圍，可以說是日本帝國向外擴張背 景下的產物，鏡子的腳步隨著日本帝國的向外擴張而移動。
鏡子的越境，看似只有地理疆界的移動，其實還牽涉了日本帝國內 部及外部社會環境的變動與社會階層的流動。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階級 解體，士族階層必須尋找、開拓新的生存之道。鏡子出身士族家庭即其 典型。基於名譽意識，順從母親的期待，兩位兄長皆成為近似武士階級、
擁有社會地位和權力的軍人，鏡子自身也成為具獨立經濟能力的教師。
而日本帝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疆域上的向外擴張，則提供了舊士族階 層尋找新生活、開展可能性的空間。
另一方面，殖民地臺灣，則為鏡子提供了一個社會階層上升的場域。
參加婦人修養會，獲得與高官夫人交際往來的機會，其舉辦的活動也成 為自我實現的途徑。在地理疆界上，從日本帝國的中心移動至邊陲，在 社會階層上，從舊士族∕中間層∕被日本本土排除的邊緣，移動至殖民 地臺灣日人社會的上層。
不過，有趣的是，當鏡子的社會位置向上移動時，和臺灣本地社會 的互動反而變得封閉。鏡子居留蒙古之時，由於日本人人數不多，特別 是女性只有鏡子一人，在書中常提及與蒙古人的往來，描寫當地風土民 情、參加當地人的婚禮，甚至刊載與蒙古女性的合照。相對於此，在臺 灣的鏡子，幾乎以日本人為社交圈，工作場域亦是以日本兒童為主的小 學校，除了參加「全日本婦人經濟大會」時提及同為參加者的臺灣女性
之外，幾乎不見與臺灣人之間的互動，亦即與臺灣本地社會之間的互動 是受限的，即便有接觸，亦限於上層社會極少數的臺灣女性。在民族關 係上，不見鏡子跨越「界線」，反而是封閉於日人社會集團之中。
明治維新後社會的變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步步向外擴張勢力 範圍的日本帝國，內外環境的變動，一方面使舊士族必須因應，一方面 也提供了求生之道。鏡子在變動中獲得自立的能力，也醞釀了向外移動 的自主性與主動性。但另一方面，在相同的時間點、相同的外在環境下，
並非人人都像鏡子這般，毅然前往被視為「荒野」、女性難以到達的蒙 古，並且抱持著強烈的國家意識，在殖民地臺灣從事教育活動，甚至晉 身上流婦人社會。這些歷程顯示了鏡子的主動性與特殊性。
從思想的轉變與確立來看，鏡子的步伐也與帝國齊步俱進。期待女 性在帝國經營上有所貢獻的輿論潮流中，女學校教師的一番話，在鏡子 的心中萌芽、發酵，影響了鏡子前往蒙古的決心。1920 年代鏡子的書寫 中，國家意識尚朦朧不明，然而在經歷了蒙古和臺灣的活動、與社會教 育者的接觸等，鏡子的國家意識逐漸明確，教育觀也開始強調融入勤勞 與信仰，並將己身的位置定位為獻身教育、以培養能夠輔佐男性向外開 拓的女性為職志。這些外地經驗，讓鏡子從日本帝國的外緣看到了日本 帝國，並且清楚描繪女性在帝國中的位置。
以家庭內的位置來看，鏡子婚後的人際網絡受到兄長和丈夫兩方面 的影響。與兄長為其物色的相親對象結婚，意味了與丈夫的人際網絡之 連結乃以兄長的人際網絡為起點展開。而鏡子週遭多為與陸軍有淵源 者，也影響其思想與行動。從日本本土到異地蒙古、外地臺灣的足跡，
是以丈夫的不順遂為起點，身為陸軍的兄長，則串起了人際網絡與移動 的路徑。鏡子前往蒙古是從夫，渡航臺灣為從兄。然而，身為教師的外 地生活，鏡子逐漸築起自身的人脈網絡，從「家內」走向「家外」。並 且，在臺灣築起的人脈資源，在歸返日本本土後依然靈活運用，在蒙古、
臺灣累積的教育經驗，也反向移植回日本。其後，渡航滿洲，已不再是 依賴丈夫或兄長的人脈網絡，而是基於自己的人際資源，甚至，丈夫因
鏡子之故在滿洲謀得一職。鏡子在家庭的位置，已從「從兄、從夫」轉 變為「夫從」了。在國家意識與教育觀上，也從賢妻良母主義，逐漸發 展出自己的詮釋，基於自身的蒙古經驗，強調女性的移動在國家發展上 扮演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與家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鏡子的論述和 實際生活中，似乎出現了糾結不一致的狀況。在《感激的回想》中，鏡 子描繪了許多女性形象，頻頻運用「典型的日本婦人」這樣的語彙。這 些女性形象的描繪，訴說了鏡子不斷地在探尋理想的女性典範。鏡子所 描繪的「典型的日本婦人」，是「為了家族拋擲自己的一切，侍奉長上，
獻身於子女的教育，祈求一門的繁盛」，並將這些舉動解釋為「滅私奉 公」。此外，「女性痛快地捨棄自我的一切，洗淨家族之譜系，圖謀子 孫之繁榮，乃真正的使命」，119意味著犧牲自己成就家族的繁榮，將女 性配置在家庭內部，定位在幫助男性∕家業的輔佐地位。這是鏡子心中 理想的女性形象，主張女性向外開拓也應在這層意義上理解。然而另一 方面，鏡子自身的行為、舉動和言論，已非如此單純地可以在「家內」
的範疇中理解，而是搖擺於國家與家庭之間。在其鼓舞女性勇赴海外發 展的論述中，雖將女性放在「幫助男子」的位置上，但也可以看到強調 基於國家愛、藉由修養以培養能力等積極主動的面向。這一點，應可理 解為鏡子所受的教育與自身蒙古經驗揉合的結果。此外，鏡子自身的活 動主要以學校和社會教育為中心，幾乎不見「安住於家」的角色，遠遠 超過其自身所描繪的「典型日本婦人」之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居住臺 灣期間，鏡子得以參加婦人修養會並專注於社會教育，乃受惠於同居的 養女與安藤元節的岳母幫忙處理家務之故。120回到日本本土著手成立學 園的鏡子，曾如此自述當時的心境：「欲忠於教育，便無法顧家。整理
119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53、56。洗淨家族之系譜，原文為「家の流れを清め」，
意指讓家族代代皆無污名。
120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335-341、348。
家事，便無法顧及學校。每日重複著日暮道遠的狀態」。121顯現了在「家」
與「國」之間，不知如何擺放自身位置的難局。
看似菁英女性的鏡子，若追探其境遇，顯現遭逢不遇、身處日本社 會邊陲，而向帝國新天地尋求可能性。在外地尋找、開展可能性的過程 中，重新定位自身存在的重要性，並賦予意義。每當獲得施展的場域，
國家觀念便重新被強調確立。這樣的樣貌，反映了在臺灣佔據社會地位 上層、但在日本內地實則身處社會邊陲的一部分日本人之樣貌，也提醒 我們帝國擴張的過程中，一些與鏡子處境相似、在殖民地工作、生活的 教師與作家等中間層女性之存在。
*本文初稿〈越境する女──高橋鏡子の満蒙、台湾経験と国家意 識〉曾於2011 年 5 月「日本台灣學會第十三回學術大會」中宣讀，
感謝評論人洪郁如教授及與會學者提供諸多具啟發性的意見。
修改與出版過程中，承蒙周婉窈、呂紹理、陳翠蓮、楊典錕教 授、大川敬蔵先生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讓本文 更加完善周詳，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曾憲緯 校對：林紋沛 李盈佳）
121 高橋鏡子，《感激の思ひ出》，頁 447-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