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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中國敘事的歷史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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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中國敘事的歷史建構

結論總結全文,綜述各章論點。回顧一九二○年代至戰後初期臺灣知識分子 的中國活動與經驗書寫,整理臺人文化情感上中國取向與社會運動的關係。藉由 旅居空間的疏離與移動,扣連書寫與歷史背景進行文本比較研究,分析戰前至戰 後各歷史階段旅居中國的臺灣知識分子之中國認識與現代性敘事;且藉其中國書 寫的移動性意義,呈現帝國邊緣間臺灣人與東亞地域內他者往來的諸過程,及其 精神結構的變革歷程,檢視「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此一近代臺灣社群主體之 於臺灣文學書寫的演繹特性與現代主體的形構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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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現代感

 

日治時期臺灣處於帝國主義、工商發展及民族國家的多重現代化改造工程。

與此同時日本帝國體制壓抑了不同類型殖民地之間的橫向聯繫,臺灣知識分子卻 也藉由其政經勢力,流動於日本、朝鮮、滿洲、中國、臺灣等東亞地域間。從而 使各地社會運動、文化與資訊的橫向交換成為可能。知識分子本身原就牽涉了是 否關心社會事務,與有無批判精神及依附政治或經濟組織建制等層次。87因此,

剖析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人於東亞範圍內往來行旅,加諸其旅居動機、路線與旅居 地點等層面,便可形構一幅帝國之內的流動構圖與知識論述;而討論日治時期臺 灣知識分子的中國經驗與書寫,實是追索每一個體及其所隸屬某個社會群體,其 思考路徑或文化視野形構的可能性與因素。是故,本章首節討論日治時期殖民地 臺灣與中國的關係,包括總督府對華政策的階段變化、日本帝國殖民統治與臺人 旅行活動,以及對近代日本而言中國的存在意義;第二節整理臺灣日治時期知識 分子在臺灣、中國兩地的政治活動與中國指向,爬梳此一知識群體的知識論與世 界觀,釐清其中國旅居的時空背景、論述中國的文化位置,以及「中國」之於臺 灣近代政治運動發展的意義;第三節聚焦於臺灣民報系列社說所形塑的中國觀與 知識渠道,析論臺人言論機關的中國認知構圖。本章旨在探究現代化過程中臺灣 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知識論,包括知識建構的社會過程與思維框架,以作為本文 論述臺人中國經驗書寫之基礎。

第一節 日治時期殖民地臺灣的對中關係

一、臺灣總督府的對華政策

瞭解臺灣日治時期知識分子的知識養成,必須先行討論其所生存的殖民地臺 灣是如何面對中國與己身的關係。臺灣位於日本帝國的南界,緊鄰中國華南,更 與南洋地區接壤,所以成為日本南進的重要據點。因而討論臺灣總督府的中國政 策,實質上得從「南進」政策開始談起。尤其以廈門為中臺兩地門戶的福建,更 是日本勢力在華南擴張的據點,若忽略了華南與臺灣之間的政經關係,殖民地臺        

87  葉啓政,〈誰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臺灣發展》(臺北市:聯經出版,1989),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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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經營統治自然也無法順遂。日本領臺之初的明治末期,便已以「對岸」指稱 福建、廣東、浙江華南一帶;大正時期「南支南洋」成為主要用語,至二戰之後 則有所謂的「南方」。「南支南洋」所指涉的地區,則因總督府的想法範圍、定義 不一。日本政府推行的「南進政策」從1895 年領臺後旋即開始,而總督府的南 進政策,可謂從「對岸」到「南支南洋」政策,以至二戰時期的「南方」。此政 策本質上是一種從華南開展的大陸政策,帶有政治性侵略目的。根據王學新的討 論,日本在執行對中國華南的南進政策時,應將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外務省、軍部 合視一體,分成三大重點策略:文化策略(籍民教育、博愛醫院、報紙)、浪人 謀略、鴉片謀略。88鑑於本文研究對象的身分為臺灣知識分子,因此以下將專就 臺灣總督府的對華政策及運作情況討論,89以輔助日治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往來中 國、臺灣兩地的時空背景,茲以理解臺人如何形構其中國認識的概念。 

據中村孝志的說法,臺灣與華南或與南洋間的關係略分為四個階段:從1895 年至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為第一階段。總督府將南進佈局於中國 華南,同時計劃擴大與廈門、福建一帶的貿易。此際,中國與臺灣的關係乃立足 於臺灣並不是日本殖民政策的終點,而是帝國南進的起點。這樣的觀點,即見於 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的意見書:

以往僅是注重於維持日本海之安全,因而使國威無法抬頭,將來應更進一 步向中國大陸海域拓展,和清國華南沿岸密接,和南洋列島相互聯通,利 用台澎地利之便,採用延伸國勢之政策,才不會造成百年的遺憾。90

除了地理位置考量,日本政府也欲利用福建省的人力、資源鞏固對臺灣的殖民統 治;另就種族而言,臺灣的漢人與中國人同文同種,語言、思想、習慣皆可成為 日本勢力進入中國的最佳中間人。承此,此階段總督府將南進佈局定位於中國華 南。可知日本對於中國的積極態度與具體規劃,從取得臺灣領土後即開始。其態 度不僅將臺灣定位於華南經營與控制要地,並且視廈門為南進中國的第一站。此        

88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之研究》(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2009),

5。 

89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日據時代台閩關係史》(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101。日治時期基於日人欲得臺灣殖民統治的順利推展,以及擴展日本帝國勢力的南進政策,

而對中國華南所展開的諸種部署,此一系列之策略即稱為「對岸政策」,後擴大稱為「南支南洋 政策」。 

90  鶴見祐輔,《正伝˙後藤新平3》(東京都:藤原書店,2004),頁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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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1901 年總督府成立了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雖然舊慣調查的實行是為了政 治目的,但其所累積的臺灣風俗習慣之研究亦提供日本的中國學研究豐足的參照 資料。911900 年 1 月日人也在中國設立「對岸事務掛」的特定政務機構,使之統 轄福建、廣東的相關政務。初步架構政治統轄機關後,臺灣民政局長後藤新平鑑 於廈門為控制臺灣財經界的中心,92便積極進行在廈門開設「臺灣銀行」分行之 事宜,藉以經營華南。 

從1916、1917 年至 1923 年關東大地震左右為止,即所謂第二階段「日本大 正南進期」。此際為日本進出華南的巔峰期,佈局更由華南轉進東南亞地區。由 於大正期的日本海外進出風氣興盛,因此南方也受到矚目。而臺灣內政在總督府 長期的武力、文化經營下,社會秩序漸趨穩定。1916 年開始了臺灣為起點的南 洋航線,華南、南洋關係事業和航海補助費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金額。另一方面,

二○年代日本雖已統治臺灣、朝鮮、遼東半島租借地、南滿鐵道及其附屬地、山 東半島、樺太以及南洋諸島等。但礙於一九一○年代中國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

且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發展也受到列強的箝制。因此,這個階段日本對中國採取不 干涉內政的態度,並以不進行武力干涉為方針的穩健期。臺灣總督府則轉而加強 對華南的經濟文化工作,特別是報紙與中日合辦事業的展開,直至三○年代以降 才在中國大舉擴張勢力。對華南的經營謀略,由1917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 本署編成〈臺灣與華南之關係及現在之設施與將來之方針〉一文,得顯露總督府 的南進政策,實與日本中央政府的中國政策互為裡外:

臺灣與華南之關係不可僅滿足於消極的維持治安而已,由人種、地形及交 通貿易之關係看來,最要緊的是兩者要互相崛起形成協同團體,以興起合 辦事業,休戚相關,厲害與共,再以此為基礎,進行聯繫。即在實業上,

華南與臺灣恰如一國之狀態,若能互相扶持,彼此勉勵,則相對於中國中 心而言,華南之勢力將會更為增加,結果日本之勢力將可遍及中國全域。

而對華南施以如此積極政策時,首先必須要以建醫院、設學校、辦報紙等 方式,使其基礎牢固,再期待逐漸貫徹方針。93

       

91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4),頁 87。 

92 鶴見祐輔,《正伝˙後藤新平 3》(東京都:藤原書店,2004),頁 510-511。 

93  B03041652300,〈20 台湾ト南支那トノ関係及現在ノ施設並将来ノ方針〉(〈臺灣與華南之 關係及現在之設施與將來之方針〉),『台湾総督府政況報告並雑報 第二巻』「外務省記錄」

(1-5-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亞細亞歷史資料中心(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JACAR):http://www.jacar.go.jp/index.html(檢索日期 2015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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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除了以殖民地臺灣作為南進的帝國據點之外,臺灣總督府更是以臺灣作為經 營中國的策源地。日後亦持續於廈門以報業、籍民教育、醫院等機構,透過教育、

文化與醫療等懷柔政策,培植在華南的潛在勢力。94總督府為了培植在華南的勢 力背景,籍民學校就讀者廣納當地的中國學生,醫院部份也效法這樣的作法,加 強臺灣籍民與中國社會的融合。95   

第三階段則從1924 年至 1936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為止,因受到三○年代日本 捲入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不景氣以及貿易線縮短,連帶讓第二 階段積極成立的臺銀、華南銀行陷入經營困境,南進發展出現阻礙。加諸此際內

第三階段則從1924 年至 1936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為止,因受到三○年代日本 捲入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不景氣以及貿易線縮短,連帶讓第二 階段積極成立的臺銀、華南銀行陷入經營困境,南進發展出現阻礙。加諸此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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