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環境政策的演變過程可看出，褐地的整治、清理或再開發手段受到環 保主義(社會運動)與經濟發展需要的影響很深。環境政策有管制與獎勵兩種截然不 同的處理方式，這段演變過程以 1980 年為分野，1970 年至 1980 年代，美國政府 受到了來自民間的環保主義強大的壓力，既有的環境政策又對公害事件束手無策 時，完整的、嚴格的、管制性的環保運作體系便應運而生，RCRA 與 CERCLA 等 與褐地有關的法令便是在這段「黃金年代」中制定出來的，因此，這十年可說是 褐地政策的制定期與嚴格管制期；從相關的法令內容來看，當時的褐地清理責任 人定義過於嚴密，不僅是過去的污染責任人，甚至因買賣、債務不履行等原因，
取得污染土地所有權的現所有人、銀行業者、貸款業者，負責清理污染的有害廢 棄物運輸者、儲存者等，均有可能成為褐地清理、整治責任人。作為一個褐地責 任人，不但要負擔清理、整治土地的費用、承受達到法令規定清理標準的額外工 作，污染土地價值的低落，往往使土地所有人根本無法從地價上取回付出的成本。
由於這種種的開發風險，使褐地再利用、再開發的理想一直停滯不前。
但褐地的再開發確有其必要性。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原先受到工商業污染、
廢棄後低度使用的土地若能夠重新再利用，可以降低郊區化、蛙躍式的都市發展 的趨勢，減輕政府在公共設施設置上、土地管理上、政府經費上的過度支出；在 社會方面，免於受到環境污染的威脅，是每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褐地所在地區，
工商業遷離，經濟發展停滯，工作機會減少。若能為褐地規劃一個合宜的再利用 方向，從明尼蘇達州明尼亞玻利市 Johnson 街採石場等的案例證明，確可為當地創 造經濟商機、提升就業水準，地方環境品質亦可得到改善。
鑒於不合宜的法令對環境保護與褐地再利用產生的阻礙，修正管制性環境政 策的意見出現。1980 年代左右，美國原先蓬勃發展的經濟走到了循環週期的衰退 階段，因此，積極促進經濟成長與資本投資成為施政的首要考量，被視為經濟阻 礙者的環境政策成為了改革的對象之一；財政赤字日益擴大，政府開始降低支出，
環境政策走向了放寬污染管制、以經濟誘因代替嚴格管制的方向，在實施管制措 施前，須進行成本評估，以期付出最小成本，獲得最大利益；環境管制的責任也 不再由聯邦獨攬，而是下放至州、其下級政府與民間。由於支持美國政府解除管 制的聲浪漸起，使最初不輕易妥協的環保主義者，只能重新調整自我的定位。
修正後的褐地政策，在責任人的範圍與褐地整治與再開發上都做了較合理的 規範。為解除可能成為污染清理責任人的疑慮，褐地政策中列舉了多種免除或排
除與土地相關者責任的方式，例如不請求約定等，希望吸引私人投資者、貸款業 者、運輸業者等投入褐地的清理與整治。在再開發的規定方面，聯邦政府與州、
地方機關都設計了具整體性的獎勵機制，同時配置了多種土地整治或開發的財務 工具，如低利貸款、補助金與基金的設置，以經濟誘因手段鼓勵褐地的再開發。
從喬治亞州 Moultrie 的商業園區、明尼蘇達州明尼亞玻利市 Johnson 街的購物中 心、費城 Avtex 纖維廠的再開發計畫等案例來看，褐地再開發後，確實提高了當地 的就業率、土地利用的程度，顯示美國修正後的褐地政策對土地再開發上是有助 益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褐地政策背後隱含的思考模式，是該筆土地受工 商業污染後，便成為當地的環境問題，卻非從工商業的生產過程等根本問題上來 考量(Lake & Disch, 1992，參考徐世榮，2001：202-203)，所以無法將工業生產時 的各種有害物質內化為業者自行負擔的成本，最後仍必須由政府及污染所在地的 社區負擔，褐地政策並未改變當地居民所處的不公平處境。因此，與其在法令中 規定採取「污染者付費」的設計，不如更進一步的思索如何使工業生產者的污染 成本內部化，才能真正的達到防治污染的目的，防止工業者將責任轉嫁的不公平 情形。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褐地的清理與整治方式與標準的定位為何？就目 前的規定來看，法令中設定了一連串的清理與整治程序與標準，顯然是將這兩者 視為一種技術問題，但是誰有權決定相關的做法？誰又可以斷言清理與整治是成 功的呢？徐世榮以桃園縣一筆土地為例，說明所謂的整治成功不過是將污染土地 與下層土地交換位置，但污染仍然存在於土壤之中，所謂的環境保護失去其根本 意義。美國的褐地政策顯然也未解決此項疑惑，這樣掩耳盜鈴的做法，是否真能 達到超級基金中所稱「保護人類身體健康、維護自然環境」(引自徐世榮，2001：
207)，令人存疑。
第三個問題，超級基金開始走向以經濟誘因等自由市場代替管制的方向(丘昌 泰，1993：44)，從第前述的案例來看，或許的確是個可行的方向，但是如何避免 褐地政策變質，轉而成為經濟成長為唯一考量、經濟至上的土地政策，偏離原先 的保護人類健康與環境目標，相信還是必須從賦權(empower)與地方居民著手 (Wernstedt, 2001: 309、Wernstedt, & Hersh, 1998, 472)。企業與法人是幫助公民創造 永續社會的義務者，逐漸興起的市民力量的確影響了企業與法人，使其朝向此一 理想前進(Rowan, George T. & Fridgen, Cynthia, 2003: 61)，所以，超級基金採取自
由市場的措施，卻又不偏離原先的理想目標，地方居民觀念的建立是個重要的關 鍵。
以上各項問題，如果僅待政府自覺後，主動做出解決方案，恐怕過於消極；
在環保主義者及地方民眾方面，又可能面臨資源、資訊不足的情況，Wernstedt 便 提出了規劃者在這些方面的重要性。因為規劃者不但可以影響聯邦法規與管制政 策的方向，評估經濟誘因對地方與褐地再開發的適宜性，規劃者與地方居民較為 接近，了解地方居民的需求，也有助於建立其賦權的機制；換句話說，規劃者可 以作為政府與地方居民、環保主義者間的溝通橋樑，也可作為監督者與資訊的提 供者。過去在討論環境政策與褐地政策時，多忽略了規劃者在其間所能發揮的功 用，或許未來在討論褐地政策的改進方向時，規劃者可以主動在其中尋找自己的 定位，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而非被動的遵從傳統的、為國家與企業服務的傳統 角色，使受到居住環境污染的褐地週邊居民，真正的開始參與以「保護人類健康 與環境」為目標的褐地決策機制。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丁力行，2000，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實務與因應對策，台北：永然文化。
王曦，1995，美國環境保護法，台北：漢興。
丘昌泰，1993，«美國環境保護政策：環境年代發展經驗的評估»，財團法人台灣 產業服務基金會出版部。
徐世榮，2001，＜褐地再利用問題之探討＞，«土地政策之政治經濟分析-地政學術 之補充論述»，台北：正揚。
郭清河，2000，＜美國推動超級基金計畫之應用＞，
http://www.niea.gov.tw/analysis/publish/month/14/16.htm。
陸國先，2001，＜環境影響評估總體檢＞，http://www.google.com.tw。
湯德宗，1990，«美國環境法論集»，臺北市 : 湯德宗。
葉俊榮，1999，«全球環境議題：臺灣觀點»，台北：巨流。
溫麗琪，2000，＜綠色產業-美國環境政策之介紹＞，
http://www.moea.gov.tw/~ecobook/season/8909/q6-2-a7.htm。
羅思東，2002，＜美國城市的棕色地塊及其治理＞，«城市問題»網路資料。
英文部分
Abelson, Ned & Pearlson, Jonathan , 2003, “Environmental Insurance: A Useful Tool to Facilitate Brownfields Re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Bartsch, Charles, 2003, “The New Federal Law on Brownfield: The Small Business Liability Relief and Brownfield Revitalization Act,”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Dennison, Mark S. , 1998, Brownfields redevelopment : programs and strategies for rehabilitating contaminated real estate, Md. : Government Institutes。
Deane, Rachel & Bartsch, Charles, 2003, “Promoting Brownfields Re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and Midwest,”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Dorsey, Joseph W., 2003, “Brownfields and Greenfields: The Interse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Keenan, Maggie, 2003,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Eaton Axle Plant, Cleveland, Ohio,”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Klancko, Robert John, 2003, “A Modern Day Fable: Opps, the Real World Wins Again,”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Leigh, Nancey Green & Dagenhart, Richard, & Skach, John, 2003, “A Solution for Small-Town Brownfield Districts Illustrated for Moultrie, Georgia,”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McGregor, Gregor I., 2003, “Contamination: The Kiss of Death for a Real Estate Deal?”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Rowan, George T. & Fridgen, Cynthia, 2003, “Brownfield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Threats and Challenges of Contamination,”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Raymond, M. George, 1978, “The Role of the Physical Urban Planner, “ In Planning Theory in the 1980s, eds., Burchell Robert W. & Sternlieb, George, NJ: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Silverstein, Jesse D., 2003, “Mechanics” of the Deal: Assembling the Brownfields Team,”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 2003, “Automotive Repair Shop to Uptown Bistro Restaurant: Frisco, Colorado,”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Thomas, Michael R., 2003, “Brownfield Redevelopment: Information Issues and the Affected Public,” Environmental Practice, Vol.5, No.5。
Wernstedt, Kris & Hersh, Robert, 1998, “Urban Land Use and Superfund Cleanup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Vol. 20, No. 4。
Wernstedt, Kris, 2001, “Developing Superfund to Main Street,” Journal of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67, No.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