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許多國家在一九八○年代左右開始面臨政府規模過大、公共支 出過高，使其陷入預算赤字與債務餘額帶來的窘境。因此，人們開始重新 檢討政府的角色與規模，厲行緊縮管理策略，追求財政鞏固，並配合行政 改革的目標，使政府能夠達到「花得更少、做得更好」之境。然而在台灣 現存的政經系絡下，筆者認為有幾點值得我們進一步反省與討論：
從策略屬性的界定可知，本策略屬於新管理主義的範疇，因此它傾向 以技術性的方式解決財政問題。台灣目前仍處於政治改革與政府再造齊頭 並進的階段，而現行中央政府體制的權力往行政部門傾斜、黨政或政商之 間利益輸送等問題，均可能影響財政導向策略下的立法監督、政府採購、
市場規則等健全度。政治改革與政府再造之間或許沒有孰先孰後的問題，
重要的是兩者能否產生相互增強的效果，而非相互掣肘或抵消的效果。筆 者認為包括財政問題在內的政府再造運動，均不應囿於行政層面的再造，
而應與政治改革，甚至經濟改革互相配合進行，以收相輔相成之效。
一個國家的財政赤字與債務餘額過高與否，國會的角色扮演其實相當 重要。比起許多 OECD 國家來講，台灣的財政表現毫不遜色，但從財政資 源分配的公平性與效率性來講，我們的立法院恐怕未善盡把關之責，甚至
許多利益輸送的陋習惡例，其亦難辭其咎。如同本文一再強調，財政問題 也是政治問題，而財政導向的再造運動，若缺乏政治改革的奧援，也無法 克竟全功。
預算赤字與債務固然是判斷政府財政管理能力的面向，但有形的財政 赤 字 容 易 終 結 ， 無 形 的 信 心 赤 字 （ confidence deficit ） 與 績 效 赤 字
（performance deficit）卻不易立竿見影地減少（Kettl, 1998: 35-36）。政府 和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是在日常互動、接觸與對話中逐步建立。若人民 所聞所見盡是政府機關的擴權與自肥，而非站在公民的立場上，虛靜穩健 地追求政策績效與成果，則信任關係焉能建立，而政府再造運動焉能續階
（林水波編著，民八十八年乙）？財政與預算的改革不應僅是經濟理性與 工具理性的產物，而亦應重視行政機關的課責關係，以免造成行政部門獨 霸一方，或出現與立法部門聯合宰制的現象。
財政導向策略的終極目標，不應只是追求政府「瘦身」，而是應兼顧
「塑身」。蓋合理、公平而有效率的資源配置與分配，可能比短期地緊縮 政府規模來得重要。展望未來，中央政府可能面臨的挑戰有二：一是社會 福利資源需求的增加（包括全民健保可能帶來的財務黑洞，以及未來開辦 國民年金的財源籌措問題）；二是在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的問題，不 僅沒有因為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修正而減緩，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本文雖 未對此問題進行探討，但政府若欲推動優質化的財務管理方案，此將是無 可避免的一大挑戰。
在上述反省下，政府短期內固然可以緊縮管理的策略進行節流，使政 府支出控制在一定水準下。但此過程需要明確的國家施政目標為前導，據 以決定政策優先順序、排除次要方案或支出計畫。而在財務緊縮的過程中，
勢必引發相關行為者爭奪稀少性資源，如此雖易使成本效益較高的方案計 畫勝出，但亦可能造成政經實力堅強者獲得主宰權，而產生弱肉強食的現 象。
為了彌補上述可能的負面影響，公共管理者尚須透過制度設計的途 徑，進行預算與會計制度的改革，以建立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使資產與 現金管理趨於合理化，而成本意識亦可伴隨而生。另一方面，為防止詐騙、
貪污、濫用的情事發生，透過資訊公開、第三部門與誘因機制等方式，增 加行政機關的課責能力，也是財政導向策略中不可忽視的一項重點。總之，
財政導向的策略有賴行政機關、立法機關與人民等行為者協調合作，方能 實踐民主化的再造運動。但歸根究底，主事者除須排除政治上與制度上的 障礙之外，尚應養塑改革的文化，使其觸動人們的心靈，讓相關行為者以 全新的心態去感知並認同再造的目標、價值、原則與策略（Osborne and Plastrik, 1997: 268-277）。如此一來，再造運動方能爭取最大的支持、獲致 可長可久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