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前述，以閱讀《漢書》可知前事為後事師的看法，在三國西 晉時代並非孫權與司馬氏等統治者獨具，也非自經學因東漢帝國的衰 頹而失去獨尊地位魏晉初期才開始，實際上認為討論前事之成敗可以 作為鑒戒者，至少可以追溯至東漢末穎川荀氏家族，包括以討論漢事 成敗為鑒戒而撰寫《漢語》一書的荀爽（西元128-190年），以及為方 便漢獻帝閱讀《漢書》，藉以明歷史得失之軌，而採編年體裁重撰《漢 書》成《漢紀》的荀悅。這種討論漢事成敗以為鑒戒，高度肯定史學 教育成效的論點，在政權更替頻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統治者與士 人對一代興衰成敗原因探討的渴求，更加促使當時習讀《漢書》風氣 的普及，如前次已經多次論及的孫權即勸勉臣屬應讀《漢書》與三史 外，私人從事私學或家學傳授者亦不在少數，如西晉秘書監賈謐曾請
108 有關西元五世紀末以後至南北朝結束前這段期間，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 動由初期「萌芽開展」，中經東晉南朝宋時期「鼎盛發展」，而何以轉至「成 熟僵化」，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的析論。
左思講授《漢書》109，而兩晉之際「博通經史」的劉殷則「有七子，
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 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110，雖無法得知當時劉殷學習《史記》、
《漢書》的歷程與其教授子弟的方法，以及賈謐請左思講授《漢書》
的目的，但卻可知最遲西元三、四世紀之際，當時「史學」學科名稱 雖還未出現，但史學已被視為可與經學立於同等地位的學科，對《漢 書》的研究甚至可以成為單一專門學科111。且由於其他與經學並立的 玄學、佛學與道教易流於空疏放誕，史學遂成為能與經學並立為對實 際政務有「致用」的經世之學，甚至與經學合稱為「經史」，對於學 識涵養廣博學者的描述，也由原來的「博通經術」轉為「通諸經史」
112。
是以，史學教育即在東漢末年經學獨尊地位不復存在的情形下，
得以脫穎而出獨立發展，加上時代變遷政局動盪，也促使統治者肯定 史學有佐理政務的效能，連帶促使魏晉以降士人以史學可經世致用，
而致力於撰述史書與習讀史書，故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動最早於漢 魏之際「萌芽」，最遲於三國初期「開展」。永嘉之禍後的政治局勢，
109 《晉書》卷92〈文苑傳•左思〉，頁2377。
110 《晉書》卷88〈劉殷傳〉，頁2287-2289。
111 認為魏晉開始形成研究《漢書》，而形成所謂「《漢書》學」，張榮芳氏在
「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時已有專論，詳見其著〈魏晉至唐時期的《漢 書》學〉，《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年。
112 關於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動發展成效之一，亦即促使人才觀轉向史學傾 斜的趨勢，甚或以「博通經史」讚揚博學的論述，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促使欲統御中原漢族的北方胡族君主，有向漢族士人吸取統治經驗的 迫切需要；至於南方司馬氏皇室與南渡世族，也因為遭逢國難，更有 以往事為鑒，消極面為避免重蹈覆轍，積極進取者則為完成復興中原 大業的需求，是以東晉南朝宋時期的史學教育就在統治者對於史學
「取經」的迫切需求，進而設立史學專門學校儲備人才，以及文人史 家以史學可為鑑戒致用，積極從事撰史、讀史的教育學術活動，進入 到「鼎盛發展」的時期。
東晉南朝宋文人史家積極撰述史書的動機，除了以撰史、習史可 發揮史學「見往事思來者」的經世鑒戒之效外，也以撰史可「立言」
以求身沒不朽之理想有關。在魏晉以前士人早已有以立德、立功與立 言可成身沒不朽的觀念，在這三種可得不朽的途徑中，中國傳統知識 份子，常以立德為最難，若不能立德取盛名，則應退而求其次，亦即 以立言得不朽，如曹丕即稱「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 籍」，亦即以立德揚名難行，故退而求其次以撰述《典論》、詩賦等求 沒世不朽113；西晉杜預曾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114， 顯示其也認為身沒不朽三者中立德最難，立言則為較易行者。如此以 立言以求不朽的觀念，不僅帶動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也促使魏晉 南北朝士人積極從事撰史，因此魏晉南北朝不僅有史家以「經世鑒戒」
積極著錄史事，文人也借撰史留下不朽盛名，如前述王隱勸祖納一同
113 《三國志．魏書》卷2〈文帝紀〉，頁88。
114 《晉書》卷34〈杜預傳〉，頁1025。
在晉室動盪之際，記述裁成其所見華裔成敗，即以應仲遠、崔子真、
蔡伯喈與史游等人之所有名留後世，主要原因就在於其著作「皆行於 世，便成沒而不朽」，故勸祖納撰史，除可「立言」求得不朽外，還 可以「明乎得失之跡」、抒志「散愁」，可稱得上一舉多得。祖納深表 贊同，故向晉元帝建議設置史官，並推薦王隱擔任撰述國史之職，雖 未立即得到晉元帝的採納與實施，但東晉的史官設置之議即由祖納開 始115。此後許多文人史家也以「立言」、「鑒戒」與「抒志」等目的，
積極從事時事著錄與史書撰述，西元四至五世紀間的史書因而大量增 加，史學學術與教育活動也隨之更加鼎盛而大為發展。
誠如本節前文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史著大量增加，除了與文人 史家藉由撰史以「立言」達成身沒不朽的理想外外，也與東晉至南朝 宋時期不少文人史家也因處於政局動盪之際，求「明成敗得失」為後 世「鑒戒」的迫切需要有關。是以採行班氏筆法，以一朝興衰成敗為 撰述主旨的史著因而大量增加。以東漢史為例，因不滿《東觀漢記》
的體例以及其錄述史事不全的缺失，三國西晉時期即已有孫吳謝承撰 成紀傳體《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西晉司馬彪著有《續漢書》八十三 卷、華嶠刪定《東觀漢記》為《漢後書》十七卷，至東晉南朝時期則 有謝沈的紀傳體《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袁山松的紀傳體《後漢書》
一百卷、袁宏撰編年體《後漢紀》、張璠撰《後漢紀》三十卷、范曄 著《後漢書》、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等；至於晉代史書，在西
115 《晉書》卷62〈祖納傳〉，頁1698、《晉書》卷82〈祖納傳〉，頁2142-2143。
晉末即有束皙著有《晉書帝紀》十卷與《晉書十志》、東晉初史官虞 預、王隱各自撰述論西晉一代的《晉書》、謝沈也著有《晉書》三十 餘卷等。南朝宋以後，史家重撰《後漢書》與《晉書》的情形更是不 絕如縷。
再者，為明成敗得失而撰述的史書，除了以朝代為範圍論述外，
以一區域政權興衰為主題的史著，在東晉至南朝宋時期，尤其是北方 十六國更是蔚為風氣，區域史、國別史等成為北方史書的大宗，後進 而成為崔鴻撰寫《十六國春秋》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如和苞撰《漢趙 記》十篇記前趙劉氏事；石勒命其臣徐光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
《趙書》；王度記述石勒、石虎事蹟而有《二石傳》與《二石偽治時事》； 後燕太傅長史田融擇著有《趙書》十卷，記後趙石勒事而成《趙石紀》
二十卷、《二石紀》二十卷，以及前秦事《苻朝雜記》一卷；前燕著 作郎杜輔全記前燕事而有《燕記》，尚書范亨記慕容儁事則成《燕書》
二十卷；其他《燕書》著作還有申秀、封懿等；記南燕慕容德事者，
撰有《南燕錄》則有張詮、王景琿；南燕右僕射張諮記前涼張軌事則 著成《涼記》八卷；成漢散騎侍郎常璩以蜀地為單位，則著有《漢之 書》、《華陽國志》、《蜀平記》與《蜀漢偽官故事》等；前涼在統治著 重史書撰述下，成果豐碩如索綏的《涼國春秋》五十卷，內容是記述 前涼張軌事，劉慶則完成《涼記》十二卷，索暉則撰有《涼書》；曾 仕宦於西涼與北涼，並得統治者禮遇的宿儒劉昺則撰有《涼書》十卷，
記前涼張軌事，以及《敦煌實錄》十卷，記西涼李氏事。
復次，另一造成史著大量增加的原因，則如同前節所述，與魏晉 門閥政治發展有關。魏晉以來仕宦之途因實施九品中正制，逐漸為世 家大族所壟斷，一方面既因中正官品評等第時，需要有世家品狀資料 為參考，以個人或以家族為單位的別傳因而大量增加，另外一方面也 因世族藉由九品中正制而取得仕宦優先權，故世族子弟多可「上車不 落即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以職閒廩重的秘書郎或著作佐郎起家，
掌管史料蒐集的著作佐郎因只有八個名額，且有眾多世家子弟等待候 補，故到職時日多未久即轉調他職，但不論在職時間久暫，著作佐郎 依規定到職後，都必須撰寫名臣傳一篇，如此不但成為中正官品評等 第的參考，同時也促使魏晉別傳大量產生。
總之，從事史書傳記的撰述，除可「立言」求不朽、明成敗得失 為「鑒戒」外，還可以成為「仕宦」起家的憑證與升遷的依據。同時 因為斷代史、國別史與各類別傳大量增加，史學著作終於脫離經學而 獨立為一類。在中國圖書目錄分類上，史書脫離經書獨立為一類，開 始於魏晉之際荀勖的《新簿》，將《史記》由春秋類摘出獨立為成為 史部，中經西晉一朝，史學教育與學術活動因「經世鑒戒」而大為開 展後，史部群書著作量增加更多，東晉初著作郎李充因典籍混亂，乃 刪除煩重，以類相從，仿《新簿》之體例仍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僅將 史部與子部次序對調，即把史部由丙部調為乙部，故至東晉初史學已 成為獨立學科，並取得僅次於經學的學術地位。東晉南朝以降，史部 書籍的大量增加，以及「經世鑒戒」功能的被肯定，使宋齊之際的王
儉，雖欲恢復劉歆的《七略》的傳統，將史書再回歸六藝，但卻不能
儉，雖欲恢復劉歆的《七略》的傳統，將史書再回歸六藝，但卻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