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學教育萌發於魏晉南北朝之緣由

第二章 史學教育萌發於魏晉南北朝之緣由

一、 脫穎而出――因經學不復獨尊而興

如同本文首章緒論回顧前人研究成果所述，史學界普遍認同魏晉 南北朝史學得以有長足發展與東漢末經學的急遽衰微，或者應該說魏 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已不復兩漢時期經學獨尊地位有關。史學教育活 動得以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為開展，當然也與經學教育活動的衰微，

或應說經學教育活動失去兩漢時期穩固政權的支持有密切的關係。誠 如清人皮錫瑞所云，東漢帝國的衰頹是東漢末經學急遽衰微的原因之 一，尤其是在歷經桓帝、靈帝兩次黨錮之禍以後，東漢政局更是每下 愈況，而東漢前期淳美剛直的士風則轉為「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 ¹ 。 東漢帝國的衰頹僅是東漢經學急遽衰微的外因，實際上漢代經學 發展至東漢後期，今古文經學都出現了很大的流弊，一方面立於學官 的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之學而流於迷信，另一方面民間盛行的古文經學 則流於煩瑣，中雖經鄭玄兼融今古而集大成，使經學曾得復振一時，

然黃巾亂起、群雄割據爭戰、董卓亂政、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紛起，

終始東漢帝國崩解亡毀，經學也隨帝國的滅亡失去政權的支持，後六 朝各政權雖仍崇尚儒學，但經學終不復兩漢時期獨尊的地位。

魏晉南北朝的各政權，雖然大多以儒學為尚，但經學卻不復兩漢

1 參見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2004， 《經學歷史》，頁95，北京：中華書局。

時期獨尊的局面。三國之中曹魏因疆土最廣，人才與勢力也較為雄 厚，故在中央官學的發展也稍勝東吳、蜀漢二國。曹丕稱帝後在黃初 五年（西元224年）立太學於洛陽，其後明帝、齊王、高貴鄉公對於 太學教育也頗尊崇，或親臨太學與博士辯論經義 ² ，或下詔刊刻石經

3 ，故曹魏的中央官學仍以經學為主。然由於曹操、曹丕 ⁴ 父子、明帝

5 、高貴鄉公 ⁶ 等雅好文學的帶動下，使東漢末以來荒廢的經學，逐漸 被文學所取代，再加上玄學的盛行，致使原本獨尊的經學，在魏晉以 降，逐漸與玄學、文學等呈現多元並立的現象。

永嘉之禍後的南北諸政權中央官學雖仍崇尚儒學，但出現史學、

文學等與經學同列為中央官學的情形，如前述西元319年，後趙石勒 設置經學、律學、史學與門臣四祭酒，一百二十餘年後，宋文帝亦將 玄學、史學、文學等與儒學並立。元魏除了太學、國子學、四門小學 和皇宗學等四種正規學校以外，還設有律學和算學，如孝文帝時常景 被舉為律博士，正始年間他參與了校定律令的論議 ⁷ ，當時參加考定

2 《三國志．魏書》卷4〈三少帝紀〉 ，頁135-138。

3 《三國志．魏書》卷4〈三少帝紀．齊王芳紀注引〉 ，頁118、酈道元，《水經 注》 ，卷18，〈穀水注〉。

4 《三國志．魏書》本紀稱曹丕： 「年八歲，能屬文。有逸才，遂博貫古今經傳 諸子百家之書。」 （《三國志．魏書》卷2〈文帝紀注〉，頁57）。

5 魏明帝於青龍四年（西元236年） 「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三 國志．魏書》卷3〈明帝紀〉，頁107。

6 根據《三國志注》記載高貴鄉公常宴集文士，并屬文論，事見《三國志．魏 書》卷4〈三少帝紀注〉，頁138。

7 《魏書》卷82〈常景傳〉 ，頁1800-1801。

的還有袁翻和律博士侯堅固等 ⁸ 。而在算學方面，如殷紹對《九章算 術》很有研究，世祖時任命他為算生博士 ⁹ 。元魏時太學生中也有專 門攻讀算術的學生，如范紹生由太學生轉為算生 ¹⁰ 。

除了上述的文學、史學、律學與算學外，魏晉南北朝的君主也不 少禮佛崇道者，如後秦姚興除了崇興儒學外，並設立律學，要求郡縣 地方官吏至長安學習。姚興除了儒法並重外，對名僧鳩摩羅什也十分 禮遇，致使姚興時期的後秦教育沾染了佛教色彩。故佛、道二教在魏 晉南北朝時期雖未被立為官學，然因為統治者提倡的緣故，加上經學 失去獨尊地位，促使魏晉南北朝的教育內容呈現玄、儒、文、史、佛、

道等多家並立的現象，史學教育亦在此經學獨尊地位不復存在的情形 下，得以脫離經學獨立而出並蓬勃發展，成為與經學並立的專門學科 之一。

因為時代政局的動盪、學術風氣的轉變，致使魏晉南北朝各政權 的中央官學雖以崇儒為本，整體發展與成就卻遠不如東漢時期，然在 部份君主、皇子的提倡下，也出現過不少短暫的繁榮時期。如晉元康 時期之前，就因皇太子的提倡，以及當時國子祭酒裴頠的經營 ¹¹ ，出 現了國子學與太學並立的盛況，潘尼的《釋奠頌》 ¹² 與潘岳的《閒居

8 《魏書》卷69〈袁翻傳〉 ，頁1536。

9 《魏書》卷91〈術藝傳．殷紹〉 ，頁1955。

10 《魏書》卷79〈范紹傳〉 ，頁1755。

11 史載裴頠曾奏請刻石寫經，事見《晉書》卷35〈裴秀附子裴頠傳〉 ，頁1042。

12 潘尼在《釋奠頌》提到元康三年皇太子興駕到太學的盛況： 「二學儒官，搢

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

賦》 ¹³ 都記載了當時官學繁榮一時的景象，惜惠帝元康以後內憂外患 頻起，官學繁盛的景象即隨西晉的亂亡而終結。

西元五、六世紀之際，南、北朝分別在梁武帝與北魏孝文帝的經 營倡導下，達到了南北朝教育發展的高峰。梁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廣 開館宇，招集生徒，學館學生若能射策通明經術，通過定期考試，即 可授與官職 ¹⁴ 。由於梁武帝崇尚儒術，梁代不少名儒大師受到尊崇，

他們在經學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¹⁵ ，故四方學者糜然向風，南朝前期 本以文學相尚而輕經術，自宋及齊竟不能為儒林立傳，到梁才有儒林 傳 ¹⁶ ，所以梁代在經學上的發展是值得一書的。除開設學館、設立五 經博士外，梁武帝還於天監七年（西元508年）下詔興國子學，要求 廣泛引進冑子就學 ¹⁷ 。後再下詔強調凡認真學習能通一經者，經過策

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

文見《晉書》卷55〈潘尼傳〉，頁1510-1511。

13 潘岳的《閒居賦》描述兩學並盛景象云：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冑，

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 則是。」該文參見《晉書》卷55〈潘尼傳〉，頁1505。

14 《梁書》卷3〈本紀．武帝下〉，頁96、 《梁書》卷2〈本紀．武帝中〉，頁41、

《梁書》卷48〈儒林傳序〉，頁662。

15 據《梁書．儒林傳》記載，梁武帝時期，碩儒輩出，著述豐厚，如嚴植之撰

《凶禮儀注》四百九十七卷，崔靈恩著有《毛詩集注》二十二卷、《周禮集 注》四十卷、 《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等書。

16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 《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18、

120。

17 《梁書》卷2〈武帝紀中〉 ，頁46。

試可量才錄用，即使是寒門也不要見棄

。天監九年（西元510年）武 帝曾兩次親臨國學，並策試學生給以獎勵，並要求皇太子、皇子、宗 室、王侯子弟也入學受業 ¹⁹ 。因此在梁武帝的極力倡導下，國學因而 興盛起來。

在學館、國學之外，梁武帝又於大同七年（西元541年）建士林 館，以廣泛地延納學者，讓士林館成為士人講學兼研究的地方 ²⁰ 。當 時相繼講學的有中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 ²¹ ，朱、賀兩人也常使沈洙 為都講 ²² ，國子博士周弘正也曾在這裡講學 ²³ 。總之，梁武帝因重視 以教育培植自己的統治基礎，故立五館，設國學，置五經博士與建士 林館，南朝講頌經學風氣在梁武帝時盛極一時，史書以「濟濟焉，洋 洋焉」來形容當時儒學鼎盛的情形 ²⁴ ，其興教辦學的成效影響甚至遠 及陳朝， 《陳書．儒林傳序》稱陳朝儒學「雖博延生徒」 ，但卻是「梁 之遺儒」 ²⁵ ，可見梁武帝興學立教的成效卓著與影響深遠。

北魏學校教育雖於道武帝初定中原時即開始興設，但真正發達與 規模完備，則是在孝文太和年間與宣武帝時期（西元477-515年） 。為

18 《梁書》卷2〈武帝紀中〉 ，頁49。

19 《梁書》卷2〈武帝紀中〉 ，頁49-50。

20 《梁書》卷3〈武帝紀中〉，頁87。

21 《梁書》卷38〈朱异傳〉，頁538。

22 《陳書》卷33〈儒林傳．沈洙〉，頁436。

23 《陳書》卷24〈周弘正傳〉，頁307。

24 《梁書》卷48〈儒林傳序〉，頁662。

25 《陳書》卷33〈儒林傳序〉，頁433-434。

鞏固統治，孝文帝自太和年間推行一連串的漢化措施。遷都洛陽後，

並重設國學、太學與四門小學，教育內容以儒家經學為主，故中央官 學教育的實施，成為孝文帝漢化政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為鞏固其統 治基礎，以重用名儒借重其學養，並藉此籠絡漢族高門，崇儒興學因 此成為漢化政策的重點之一。於是就約在梁武帝在南方廣設學館的西 元五、六世紀之際，孝文帝與宣武帝任用了劉芳、李彪、崔光、刑巒 等經史博通之士，凡是通經術、達文史的人都給予較好的官爵，史稱

「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 ²⁶ 。總之，西元五、六世紀之際，南北學 校教育都正好在最發達與興盛的階段。

魏晉南北朝的中央官學，雖然因為政局動盪與統治者的態度，而 呈現時興時廢的情形，整體成效也遠遜於兩漢時期，但仍有不少開創 性的建設與措施。除了前述已提及玄學、文學、史學、算學、律學等 與經學並立為官學科目外，國子學的創設亦值得一提。因制度的粗陋 致使西晉初期太學生曾經多達七千人，故泰始八年（西元272年）晉 武帝下詔整頓太學，令將已試經通過者留下，其餘遣還郡國，又令大 臣子弟能受教者入學，經此整飭，太學生減至為三千人 ²⁷ 。太學生人 數雖減少為原來一半以上，但太學生仍是多且雜，因此從咸寧二年（西 元276年）又有了另一波重大變革，即於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 ²⁸ ，

26 《魏書》卷84〈儒林傳序〉 ，頁1842。

27 《宋書》卷14〈禮志一〉 ，頁356、《南齊書》卷9〈禮志上〉，頁145。

28 《晉書》卷3〈武帝紀〉 ，頁66。

此時為初創時期，又兩年（咸寧四年，西元278年） ，則設置國子祭酒、

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教授學生。對博士和學生的資格都有所要 求，博士須符合「履行清淳，通明典義」的標準，學生則必須是「散 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等高官貴族子弟才得應試 ²⁹ ， 此即為後代國子監的開端。國子學雖創立於晉武帝咸寧年間，但若與 太學完全明確區分則是在晉惠帝元康年間 ³⁰ ，明訂「官品第五以上得 入國學」的標準，太學與國子學因而有了士庶之別。不過在體制上國 子學仍屬於太學，祭酒是同一個，只是博士有國子、太學之分 ³¹ 。儘 管如此，國子學的創立仍然標誌魏晉南北朝教育走向貴族化的趨勢，

亦是門閥政治發展在教育上的反映。

國祚短暫的北齊（西元550~577年）因戰事頻仍，無暇顧及學校，

加上該政權對六鎮集團利益的維護，而致力於提倡鮮卑文化，且「讀 書無用論」觀點普遍盛行 ³² ，致使北齊高門世族鮮少有碩儒好學者，

29 《晉書》卷24〈職官志〉 ，頁736。

30 《通典》稱惠帝於元康元年， 「制立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通典》

卷53〈禮十三〉，典三○二，臺北：新興書局，1963），至於《南齊書》則 載惠帝在「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南齊書》卷 9〈禮志上〉 ，頁145），究竟是元年或三年，難以考證，故本文決以「元康 年間」來指稱。

31 柳詒徵在〈南朝太學考〉中云： 「自西晉以來有國子及太學，號為二學，實 則國子屬於太學，祭酒亦止一人，惟博士有所謂太學博士、國子博士。」，

原文出自《史學雜誌》 ，1：6，1929年，本資料轉引自程舜英，1988，《魏 晉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資料》，頁28，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32 《北齊書》說高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

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高昂的話應反映出當時北齊年輕人普遍抱持

冑子由於通經任官職的只有崔子發和宋游卿二人而已

，故整體上來 看，北齊是一個教育頹廢，學術荒蕪的時代。北齊教育發展成效雖不 彰，但仍有值得一提的是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西元550年）定制郡學 於坊內立孔廟，這是天下郡學立孔廟之始，對後世普遍尊孔有深遠的 影響 ³⁴ 。

魏晉南北朝的教育發展，雖如同前述有不少繁榮一時的盛況與創 新，但整體而言，其經學教育活動的發展與成果則遠不如兩漢時期，

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於東漢帝國衰頹後政權更替頻仍，世局動盪不安所 致。因為軍事壓力過大，致使蜀漢、孫吳兩國在教育文風發展上都遠 遜於曹魏。蜀漢雖有諸葛亮儒法並重，以教育為政治清明的根本 ³⁵ ， 且文立在蜀游太學，以譙周為師 ³⁶ ，陳壽、李密等同為譙周門下等記 載 ³⁷ ，證明蜀漢曾設立太學，然因「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 多遺」 ³⁸ ，蜀漢的保存史料有限，故有關於其教育情況的史料亦較少。

孫吳國學設立根據《三國志》記載和柳詒徵的考據，應創設於於孫權 稱帝的第二年（西元230年） ，這不僅是孫吳國學的開始，也是南朝之

的看法，語見《北齊書》卷21〈高昂傳〉，頁293。

33 《北齊書》卷44〈儒林傳序〉 ，頁582。

34 《北齊書》卷4〈文宣帝紀〉 ，頁51。

35 諸葛亮教育思想以儒家的三綱六紀為本，並強調賞罰分明的法制，分別詳見 其〈便宜十六條〉（《諸葛亮集》 〈故事．制作篇〉 ，頁198，北京：中華書局，

1974）與〈文集〉 （《諸葛亮集》 ，頁61，北京：中華書局，1974）等文。

36 參見《晉書》卷91〈儒林傳〉 ，頁2347。

37 參見《晉書》卷82〈陳壽傳〉 ，頁2137、《晉書》卷88〈李密傳〉，頁2274。

38 《三國志．蜀書》卷33〈後主傳評〉，頁902。

有國學的開端 ³⁹ 。但因文風不僅不及於曹魏，也遜於蜀漢，加上政局 動盪，其興學的成效顯然有限，故《宋書．禮志》雖稱「於是立學」

40 ，但在《通典》則稱「不行也」 ⁴¹ ，顯示出孫吳的國學興辦成效與 曹魏、蜀漢不能相比。

曹魏雖是在三國之中教育發展最有成效者，但也因時局動盪，且 官位因世族政治的發展和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已逐漸為高門所壟斷，

致使曹魏太學的師資與學生水準遠不如東漢。曹魏時期太學生雖由開 始時的幾百人增加到幾千人，但當時三國紛爭中外多事，其中有很多 太學生是為避役而來的，不懂學問，無能力學習的也都「冬去春來，

歲歲如是」 ⁴² 由於太學初立，制度不健全，師生質量都差，故史載曹 魏太學「諸博士率皆

疏，無以教弟子」 ⁴³ ，學生水準很低，百人考 試能通過的不過十人，而朝廷公卿以下官吏四百多人能執筆者不到十 人，學業的凋零可見一斑 ⁴⁴ ，故太和六年（西元232年）董昭上疏陳 述流弊說當時年輕學子「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 ⁴⁵ ，劉

39 《三國志．吳書》卷47， 〈吳主傳〉 ，頁1137；柳詒徵的〈南朝太學考〉中云

「南朝之有國學，肇自孫吳」，原文出自於《史學雜誌雙月刊》，1：5，1929 年，本資料轉引自程舜英，1988，《魏晉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資料》，頁22，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40 《宋書》卷14〈禮志〉 ，頁357。

41 參閱《通典》卷53〈禮十三〉 ，典三○二（臺北：新興書局，1963）。

42 詳見《三國志．魏書》卷13〈王肅傳〉引《魏略》注，頁420-421。

43 《三國志．魏書》卷13〈王肅傳〉引《魏略》注，頁420。

44 《三國志．魏書》卷13〈王肅傳〉引《魏略》注，頁421。

45 《三國志．魏書》卷14〈董昭傳〉 ，頁442。

靖在正始中（西元240~249年）上疏提倡崇儒興學時，更直接下結論 說自黃初五年設立太學二十多年來的成效幾近為零，曹魏太學是「雖 設其教而無其功」 ⁴⁶ 。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官學因政權不穩定而時興時廢，成效有限的 情形，並非僅出現在三國時期。東晉初期，雖有王導 ⁴⁷ 、戴邈 ⁴⁸ 等人 倡學而有太學之設立，但由於當時世風崇尚老莊，摒棄經典，以禮法 為流俗，加上外戰內亂，使儒學隨政局安定或動亂而時興時廢，故有 識之士常有要求興學之議，如成帝咸康三年（西元337年） ，國子祭酒 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要求興學，得成帝採納，但行之未久即因穆帝 時殷浩西征，太學又因用兵而廢。肥水戰後謝石也乘政治較穩定的時 局上書請求恢復國學，教訓貴冑子弟，並整修地方鄉校。孝武帝採納 了謝石的意見，一時東晉中央官學似得復興，然終因當時學校課程雜 亂無章，空有育才之名而無實效。此由國子祭酒殷茂的疏奏，以及清 河人李遼所上之表，即可窺知當時興學未久即見凋零的景象 ⁴⁹ 。

46 《三國志．魏書》卷15〈劉馥附子劉靖傳〉 ，頁464

47 王導以教育為北伐中興大業之基礎，興學可得「服四夷」 、「天下從」，上書 請求興復學校，王導提倡興學之書奏內容詳見《晉書》卷65〈王導傳〉，頁 1747-1749。

48 戴邈主張帝王要務首重禮學，並以「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 久之道」的思想，駁斥當時部分官員認為天下還未統一，不宜興辦禮學的 看法。戴邈也針對當時士族子弟虛玄華競的風氣，主張要「篤道崇儒」來 遏制流弊，創立晉室中興大業，其提倡興禮學之疏奏詳見《晉書》卷69〈戴 邈傳〉，頁1848-1849。

49 殷茂、李遼所上之表奏，詳見《宋書》卷14〈禮志一〉 ，365-367

國學因時局動盪而時興時廢在南朝時期的變動則更為激烈，如南 朝齊立國二十四年當中，即兩度出現春天建學，秋天因「國哀」 ⁵⁰ 而 停辦，因此南齊的儒學雖經王儉等人力倡，一時儒教大盛，但為國家 最高教育機構的國學如此輕易廢止，影響所及使當時公卿罕通經術，

一般後生也孤陋寡聞 ⁵¹ 。

中央官學情形如此，地方的州郡學校也就出現在平靖的時候就開 設，動亂的時候就停閉的景象，因中央政府無暇顧及，故也呈現出區 域性的差異。且如前述，局勢穩定較為穩定東晉南朝呈現的是時興時 廢的景象，而政權更替更為頻仍的北方，則其地方官學辦學的成效則 更是有限，和南方一樣也出現了區域上的差異，例如涼州地區因為是 當時戰爭最少的地區，加上統治者的用心經營，成為當時保存與發展 漢代儒學最盛的地區，如張軌在任涼州刺史時，其對教育建設就已經 十分重視 ⁵² ，為日後涼州學派奠定發展基礎，並影響北魏經學的發展

50 第一次因「國哀」而停辦國學之事是發生在齊高帝時，事載《南齊書》卷9

〈禮志一〉 ，頁143-144、 《南齊書》卷16〈百官志〉 ，頁315與《南齊書》卷33

〈張緒傳〉 ，頁601等處，第二次則是在齊明帝立學後兩年，因明帝過世，東 昏侯又以「國哀」而廢學。第二次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曾上書批評，他認 為永明因「國哀」而廢學是巨大損失，當今國學非但不應廢止而是要加強，

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曹思文的建議雖得到批准，不過學校終未建立，

其事詳見《南齊書》卷6〈明帝紀〉 ，頁89、 《文獻通考》卷41〈學校考二〉，

考三九○、《南齊書》卷9〈禮志一〉，頁144-145等處。

51 《南史》卷9〈儒林傳序〉，頁1730。

52 張軌在永寧初年任涼州刺史時期，立學校，征九郡冑子五百人，置崇文祭酒，

涼州地區教育與文風因而有獨特的發展，其事詳見《晉書》卷86〈張軌傳〉，

頁2221-2222。

53 。

綜而言之，魏晉南北朝各政權的中央官學雖仍崇尚儒學，然因帝 國的衰頹，儒學已不復兩漢時期享有獨尊的優勢，原先依附於經學的 文學、史學等則得趁此脫穎而出；且因時局動盪，勢力割據，有心致 力於倡導儒學者，通常也僅能達到一時之繁盛，而未能重振兩漢經學 之昌盛，是以史學教育活動即在漢魏之際，最遲至三國初期，因經學 教育活動的衰微得到脫離經學教育而獨立開展的機會，至兩晉以降更 得鼎盛發展，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與經學並立的學科之一，甚至出現

「經史」一詞，顯示出史學教育活動的地位與經學教育活動趨於平等 的趨勢。

二、 興設史學──統治者向史學「取經」

誠如前述，在兩漢時期經學在學術與教育上的獨尊地位，至三國 西晉時期已經不復盛況，而逐漸形成與其他學科並立發展的現象，除 玄學、文學、佛、道外，史學也逐漸取得獨立發展。經學的衰微的經 學教育活動的沈寂沒落，使三國西晉時期為政者將學術教育的重心轉

53 在統治者倡導下，加上政治環境較為安定，涼州名儒輩出。如宋纖隱居酒泉，

注《論語》並為詩頌數萬言，弟子授業者三千餘人（《晉書》卷94〈隱逸傳•

宋纖〉，頁2453）。又如索綏幼舉孝廉，後舉秀才為儒林祭酒，他曾參與了張

重華宴請群臣的講論經義（《十六國春秋》卷75〈前涼錄六．索綏〉 ，頁十五）。

移至其他學科時，具有「鑑往知來」之效且能佐助政務的史學特別得 到了重視。是以就學術發展與風氣轉變來看，經學在東漢末年的衰 微，不但促使史學得以脫離經學束縛而獨立發展，經學教育活動的沒 落，加上史學「經世鑒戒」的教育成效得到肯定，促使魏晉南北朝史 學教育，在東漢末經學急遽衰微之時得以萌芽展開。

最早充分在著述中肯定歷史對於政治有鑒戒作用的是荀悅（西元 148-209年，桓帝建和二年〜獻帝建安十四年） 。建安初年，因獻帝喜 好談論文學，荀悅、從兄弟荀彧以及孔融，常侍講於禁中，與獻帝終 日談論文學。史載由於獻帝以班固《漢書》陳述繁雜，閱讀窒礙難明，

即令荀悅效法《春秋》編年體例，將《漢書》內容以時間為綱編成《漢 紀》 。換言之， 《漢紀》一書緣起於統治者閱讀之便而作，且由該書序 言，可窺知荀悅撰此書目的，是希望透過閱讀該書，以明歷史得失之 軌，進而紹繼發揚「祖先之洪業」 ⁵⁴ 。再者，荀悅認為《漢紀》的功 用為： 「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 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以有國者之常訓，典籍之淵林」，此語明白 顯示出荀氏家學與東漢末統治者對史學教育功能的肯定，以及其強調 閱讀史書、學習史事的必要。荀悅主張以討論前事之成敗作為後事師 的論點，應是承繼家學的緣故，因根據史載荀悅叔荀爽（西元128-190 年） ，曾為討論漢事之成敗以為鑒戒而撰集《漢語》一書 ⁵⁵ ，故史學

54 參見《漢書》卷62〈荀悅傳〉 ，頁2062。

55 《漢書》 ，卷62，〈荀淑附其子荀爽傳〉：2050~2057。

教育功能的萌發，應最早可以追溯自西元二世紀中葉後，亦即魏晉南 北朝史學教育活動已於漢魏之際，因經學衰微與統治者積極向史學

「取經」而得以萌芽開展。

至三國時期承繼東漢末獻帝、荀悅閱讀史書可為政治參考的看 法，甚至明白提出為政者應讀史書，以歷史經驗作為處理政務的判斷 基礎的統治者是孫權。查《三國志》諸紀傳，並未述及孫權本人的學 識，陳壽撰寫孫權本傳時，也僅在魏黃初元年（西元220年）孫權遣 趙咨使魏，當曹丕問趙咨： 「吳王何等主也？」趙咨答以： 「聰明仁智，

雄略之主也。」曹丕再問其詳細情形時，陳壽也僅記載趙咨的回答為：

「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 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⁵⁶ ，陳壽無法述及可能受限於政 治壓力，也可能僅是論述主旨與篇幅的限制，故對孫權本人的學習歷 程略而不論。幸得裴松之在為《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中述及魯肅 稱呂蒙見識大為增長，特引《江表傳》為註解，說明呂蒙見識大有增 長是得力於孫權勸其多讀群書。《三國志注》載：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 「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蒙曰： 「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 「孤豈欲卿 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 時歷《詩》 、 《書》 、 《禮記》 、 《左傳》 、 《國語》，惟不讀《易》。

56 《三國志．吳書》卷47〈吳主傳〉 ，頁1123。

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

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 、 《六韜》、

《左傳》 、 《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 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 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 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 復吳下阿蒙。」 ⁵⁷

按上引文可知，孫權少時遍讀《詩》 、 《書》 、 《禮記》 、 《左傳》與

《國語》 ，五經中僅未讀《易》 ，至於孫權為何未讀《易》 ，根據文獻記 載未能得知緣由。孫權以為其至統事後，利用餘暇，讀三史與諸家兵 書，對於處理軍政有相當大的助益，故希望呂蒙與蔣欽讀書，是欲其 能由「涉獵往事」增長見識，以增長處理軍政的謀略。孫權統事後所 閱讀的書籍，以及其欲呂、蔣二人即刻閱讀者，大致上可分為兩類，

《孫子》 、 《六韜》屬兵書， 《左傳》 、 《國語》及三史應為史書，根據引 文中孫權與呂、蔣二人的對話，推知他認為兵書能夠提升治軍領兵的 謀略與技術，而史書則能得「鑑往知來」 、 「經世鑒戒」之效，提供為 政者處理政務的參考。至於「三史」所指，目前學界有兩種不同的看 法，筆者較認同李宗侗氏、瞿林東氏兩人的看法，亦即「三史」為《史

57 《三國志．吳書》卷54〈呂蒙傳〉 ，裴注引〈江表傳〉，頁1274-1275。

記》、 《漢書》與《東觀漢記》三書的統稱 ⁵⁸ 。

論及孫權利用餘暇遍讀經史者，在裴松之為《三國志》所作的注 引還有一則：

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 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 「吳王頗知學乎？」答曰： 「吳 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 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 ⁵⁹

引文中與魏文帝對答者，即前文已經提及為孫權派任使魏的趙 咨，如同前述陳壽在孫權本傳中，並未提及孫權個人學習歷程，從陳 壽記載的趙咨等言，也無法得知孫權是如何「聰明仁智」而得以為「雄 略之主」 。後人則賴裴松之注引韋曜等編纂的《吳書》中趙咨的回應，

可知孫權在統事領軍閒暇之餘，透過「博覽書傳歷史」得施政之方針。

其中「書傳」應是經書的另稱， 「歷史」則是史書的內容，這應是中 國史上最早出現「歷史」一詞者，顯示出記述「歷史」的書籍最晚在 三國時期已成為當時為政者，於經書之外另一重要的閱讀書籍類別。

孫權認為閱讀史書或歷史，即可透過「涉獵往事」以為今日處事 為政之參考的觀點，也反映在他對太子教育的要求上。魏黃初二年（西 元221年）孫權受魏封為吳王後不久，即立長子孫登為太子，不僅選 聘良師，也銓選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家世良好的青年俊秀為

58 有關「三史」一詞內容的分析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59 《三國志．吳書》卷47〈吳主傳〉裴注引《吳書》 ，頁1123~1124。

賓友，期許孫登在良師益友的耳濡目染下成為良才。在教育內容上，

除經書、兵書外，孫權認為閱讀《漢書》可知近代事以為鑒戒，故希 望孫登能夠閱讀《漢書》。得知博讀群書的張昭對《漢書》教授有良 方後，礙於張昭政務繁忙，也或肯定同儕模仿學習的效力，故令太子 僚友之一，同時也是張昭少子張休，先從其父習讀《漢書》，在轉授 孫登 ⁶⁰ 。張休也不負孫權所望，盡得其父所學，對孫登進行講授時，

不僅是重複張昭之法，還能「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 ⁶¹ 。 孫權如此重視史學教育，不僅使呂蒙見識大有增進，為魯肅稱許 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⁶² ，《漢書》亦從張昭父子的「家學」轉而成 為「帝王之學」 ， 「三史」也成為孫吳士人主要閱讀的書籍之一，故有 留贊藉「讀兵書及三史」而得以「覽古良將戰攻之勢」 ⁶³ ；或順應當 時習讀「三史」風氣，為方便學識粗略者閱讀，張溫因此撰有類似「三 史」摘錄的《三史要略》 ⁶⁴ ，使孫吳雖在官學發展上不如魏、吳二國，

但卻開啟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經學並立的局面。換言之，魏晉南北朝史 學教育的萌芽最早可溯及漢魏之際，三國初期孫權以史學有「經世鑒 戒」之功能，勸勉臣屬子弟習讀史書，希望藉由「涉獵往事」 、 「習知 近代事」，作為處理軍政的參考依據，則顯示出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教

60 《三國志•吳書》卷59〈孫登傳〉 ，頁1363。

61 《三國志•吳書》卷52〈張昭附張休傳〉 ，頁1225。

62 《三國志．吳書》卷54〈呂蒙傳〉裴注引〈江表傳〉 ，頁1275。

63 《三國志•吳書》卷64〈孫峻傳〉裴注引《吳書》所記留贊事，頁1445。

64 《舊唐書》卷46〈經籍志〉 ，頁1994、《新唐書》卷58〈藝文志〉，頁1463。

育活動於焉開展。

至於地處西南國祚短暫的蜀漢，以及短暫統一的西晉，在史書上 雖未見其對學習史學的看法，但對於太子的教育都還是有相當程度的 重視，或與孫權有類似觀念，不求其子治經為博士，而希望其能以史 為鑒戒，如蜀漢先主劉備命「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的 尹默，請其將其專長《左氏傳》傳授太子 ⁶⁵ 。西晉初安北將軍劉寶，

為皇太子講授《漢書》 ，故注有《漢書駁義》 。劉寶在《晉書》中無傳，

然由《三國志》裴松之引注，可知其曾為扶風王司馬駿之僚屬，曾與 扶風王、桓隰與郭沖等人評論諸葛亮 ⁶⁶ ，《隋書》、《舊唐書》與《新 唐書》的〈經籍志〉或〈藝文志〉都列載劉寶撰有《漢書駁義》二卷

67 ，按顏師古在注《漢書》的體例說明，推知此書應為皇太子講授《漢 書》而作 ⁶⁸ ，至於皇太子身分雖難以得知，但仍可窺見《漢書》因以 一朝興衰為範圍，儼然已成統治者作為學習治術的最佳教材。

統治者以歷史為政治教材，向史學「取經」的觀念，自漢魏之際 而萌發，中經三國時期展開，至永嘉之禍後則更為普遍。不論是遭逢 大亂，國家存亡岌岌可危的晉室，或是新起的胡族政權，在興設文教 機關時，除了在官學中以經學培養生徒的政治意識，透過儒教經典來

65 《三國志•蜀書》卷42〈尹默傳〉 ，頁1026。

66 《三國志•蜀書》卷35〈諸葛亮傳〉裴注引《蜀記》 ，頁917。

67 《隋書》卷33〈經籍志．正史〉 ，頁954、 《舊唐書》卷46〈經籍志〉 ，頁1987、

《新唐書》卷58〈藝文志〉，頁1454。

68 顏師古《漢書．例》 ，頁5。

涵養道德人倫外，在政治動盪局勢未明的西元四世紀初，設置史官，

撰寫國史求明得失之跡，成為當時為政者的首要之務。如王隱在永嘉 之禍後不久，勸勉祖納一同撰述國史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透過撰述 國史、習讀國史來「明乎得失之跡」 ⁶⁹ 。王隱的看法促使祖納向司馬 睿提出設置史官的建議，祖納增設史官的建議雖未得司馬睿即時採 用，且王隱著述的目的是希望以「立言」求得「身沒不朽」之志，但 可推知撰述國史以明得失，讀史可得「經世鑒戒」等史學教育的功用，

在西元四世紀初已成為當時在上位者普遍的觀念，故在建武元年（西 元317年）元帝即位之初，王導以「帝王之跡，莫不必書，著為令典，

垂之無窮」，再次提出設史官撰述國史的建議，希冀能「務以實錄，

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元帝即採納王導之建議，

設置史官，並命干寶、王隱等主撰述國史之務 ⁷⁰ 。故東晉設置史官的 建議最早由祖納提出，終在王導建議下而落實。

知史事可以明成敗得失以為鑒戒，故必須向史學取經的觀念，永 嘉之禍不僅普遍為南北統治者所接受，也成為東晉以降帝王與世族共 通的歷史意識。尤其是政權動盪頻仍之際，許多史家都認為應該即刻 撰述，以明國家興亡成敗之因，如前述王隱要「明乎得失之跡」，常 璩希望撰寫《華陽國志》，能讓世人瞭解「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

69 《晉書》卷62〈祖納傳〉 ，頁1698~1699。

70 《晉書》卷6〈中宗元帝紀〉 ，頁149、卷65〈王導傳〉，頁1749、卷82〈干寶

傳〉 ，頁2149-2150。

諸李踵之覆亡於後」的原因，擷取其中「存亡之術」而「以為永鑑」。

職是之故，史書記載若要為「垂之無窮」而「為後代之準」，就必須

「帝王之跡，莫不必書」 ，亦即大小事皆錄述的「實錄」，這同時也成 為兩晉之際王銓「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 ⁷¹ 、晉宋之際王偉之「泰元、

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對當時史事鉅細靡遺記載的原因之一。

至於君主或掌權者，即以史家或其家族的紀錄完備，家學淵博，

故通過其詳知前代事或歷朝舊事的能力，作為處理政務或擬定典章制 度的參考。這種情形尤其是在許多文牘可能因動亂而遺失損毀，或因 南遷倉促未及移出的東晉王室來說，這些史家因其多為出身於史學傳 家的博學之士，學養之豐碩幾乎等於一部前代典制的活字典。因此利 用其家學淵源，對晉代禮儀整理損益者，在西晉為荀顗、在東晉則為 荀崧 ⁷² ，兩人都是東漢末史家荀悅的後世子孫，尤其是東晉禮儀制度 以及太學學官博士人數的設置，幾乎都是荀崧的謀畫與建議 ⁷³ 。干寶 也以其熟悉舊事，提出對於妻妾、元配與繼室等地位尊卑與禮儀問題 如何決斷的看法 ⁷⁴ 。因此，史學知識在東晉以降成為統治者決斷政治、

政事處理的參考依據。

是以，史家或博通經史之士因對舊事了解而有卓越見識，不僅使 君主重用學究經史、良史或有史書撰述能力者，透過其向史學取經；

71 《晉書》卷82〈王隱傳〉 ，頁2142。

72 《晉書》卷19〈禮志上〉 ，頁580。

73 《晉書》卷75〈荀崧傳〉 ，頁1975-1978。

74 《晉書》卷20〈禮志中〉 ，頁638~639。

東晉時不少朝中大臣或掌軍政大權者，也擢用史家為幕僚，如桓溫即 先後羅致孫盛 ⁷⁵ 、習鑿齒 ⁷⁶ 、袁宏 ⁷⁷ 、常璩 ⁷⁸ 等史家為其幕僚，這四位 先是追隨桓溫，後或以疏遠，或以撰史隱喻來表示對桓溫覬覦非望、

企圖篡奪的不滿，如孫盛在《晉陽秋》中直述桓溫枋頭之敗，招致桓 溫「關君門戶」的警告威脅 ⁷⁹ 。至於桓溫面對這些僚屬以史裁斷的約 制，也不得不發出「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⁸⁰ 的感嘆，

顯示出西元四世紀初以來，史學的「經世鑒戒」不僅讓君主將相極力 於向史學取經，史家也本著撰史的「鑒戒」與史學的「經世」來約制 與輔佐君主，因而在四世紀中葉，形成了原為桓溫僚屬的諸位史家紛 紛「以史制君」的景象，反映了史學教育的成效與其「經世鑒戒」的 功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統治者面對文人史家「以史制君」的約制，若如桓溫以情緒回應 用口語暴力威脅，只會留史臭名，與其被動地向史家「取經」，不如 仿效漢武帝將經學設為官學，用功名利祿誘引以進行操控，這或許為 劉宋元嘉十五、十六年間（西元438~439年），「博涉經史」的宋文帝 將史學與儒學、玄學、文學等並立為官學的原因之一 ⁸¹ ，不僅顯示出

75 《晉書》卷82〈孫盛傳〉 ，頁2148。

76 《晉書》卷82〈習鑿齒傳〉 ，頁2152。

77 《晉書》卷92〈文苑傳．袁宏〉，頁2391。

78 《晉書》卷98〈桓溫傳〉，頁2569。

79 《晉書》卷82〈孫盛傳〉，頁2148。

80 《晉書》卷98〈桓溫傳〉 ，頁2576。

81 《宋書》卷5〈文帝紀〉 ，頁71、 《宋書》卷93〈隱逸傳．雷次宗〉 ，頁2293-2294；

史學教育的功能得到統治者正式的認可，也反映出人才觀由經術傾向 經史、文史的轉變，甚至帶動更廣泛且全面的變化。

若以史學專門學校的出現，作為史學教育得到官方認可的指標，

以及人才觀轉變的關鍵，則北方十六國政權還較南方早了兩個甲子，

這或許是因胡族受漢文化以經學為正統的觀念束縛較少，而較能對經 學與史學一視同仁有關。在北方十六國君主善於總結歷史經驗，對歷 史「經世鑒戒」教育與致世功能體認最深，應是最早將史學設為官學 學科之一的石勒。石勒於太興二年（西元319年）稱王，定都襄國（今 河北邢臺）不久，除建社稷，立宗廟外，並設置經學、律學、史學、

門臣等學校，分別命斐憲、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續咸、庾景為 律學祭酒，任播、崔浚則為史學祭酒，支雄、王陽並領門臣祭酒 ⁸² 。 從祭酒之職的設置，推知石勒仍以經學為人倫教化之本，但亦重是法 令的賞懲之效，同時也肯定史學的教育功能，故將其與經學、律學並 立為官學學科，這也是中國史上首次將史學設置為官學學科 ⁸³ 。

《南史》卷2〈宋本紀中〉，頁37、45-46。

82 《晉書》卷104〈載記．石勒上〉 ，頁2735。

83 有關石勒設史學祭酒的職掌，雷家驥氏以為其意義與功能大略可推論如下：

第一，史學祭酒機關系統，甚有可能帶有培育史才之責任，一如經、律二 學。第二，此系統可能直掌史官，以修當時之《上黨國記》、《大將軍起居 注》等，蓋沿襲東漢東觀修《漢記》及《起居注》，與及下開北魏官修記、

注之制度也。第三，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直以「史學」為名，創立的史學 訓練或修撰之建制機關，較南朝之宋文帝創立「史學」早了約一個世紀，

而且是胡人政權所率先創立者（雷家驥，1990：390） 。筆者認同雷家驥氏，

雖據文獻無法詳細得知石勒所設置史學祭酒的內容，但其應具有培育史才

石勒本人手不能書，目不識字，卻好「聽」史書，即使兵戎軍務 之餘，也令人讀史書以聽之。他對史事理解反應的迅速與明確，令人 十分讚賞。在聽人讀《漢書》提到酈食其建議漢王劉邦分封六國之後，

以謀與項羽抗衡時，石勒馬上反應如果劉邦採取酈食其建議，是無法 取得天下建立大漢帝國；及聽誦讀《漢書》者提到張良的勸諫讓漢高 祖取消分封時，石勒才鬆了口氣說： 「賴有此耳！」 ⁸⁴ 石勒以司馬氏骨 肉相殘終至喪失大半河山之事，要求其子弟引為鑒戒，希望其能兄友 弟恭，和睦相處 ⁸⁵ 。

就因石勒對史學教育的肯定，故創國之初即有史學祭酒職務的設 置，也注重國史錄述以為後人明得失成敗之跡，故建國初命其徐光、

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記》、 《起居注》、《趙書》，後又令 王蘭、陳晏、程陰、徐機等接續撰述 ⁸⁶ ，還拔擢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 郎，錄述時事 ⁸⁷ ，顯示出石勒對史學「經世鑒戒」功能的肯定，不但 本人好「聽」史書，也希望後世子孫有前事為鑑，故致力於國史修錄。

而五胡中最先起兵稱王的劉淵，不但經學涵養深厚，自幼即熟習

《毛詩》 、《京氏易》、 《馬氏尚書》、 《春秋左氏傳》等儒家經傳，並綜 覽《孫吳兵法》 、 《史記》 、 《漢書》及諸子百家等。劉淵在閱讀《史記》 、

的責任與目的。

84 《晉書》卷105〈載記．石勒上〉 ，頁2741。

85 《晉書》卷105〈載記．石勒上〉 ，頁2751。

86 《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 ，頁358（臺北：里仁，1993）。

87 《晉書》卷105〈載記．石勒上〉 ，頁2751。

《漢書》後，認為隨何、陸賈有文無武，劉邦開創霸業因而受創，周 勃、灌嬰有武無文，故無助於漢高發展教育文化，以此為誡。劉淵認 為君子應文武兼備，故於經學書傳外，又習武藝。劉淵通文曉武所呈 現出來的氣度格局，在魏朝末期擔任質子時，讓魏元帝、王濟深感威 脅 ⁸⁸ 。劉淵子劉聰也同樣幼時聰穎好學，十四歲時即博通經史百家與 兵書

。劉淵父子二人喜好讀史，以史為鑑，顯示其深知記載國史以 明成敗得失的道理，是以漢趙在劉淵、劉聰在位之際，即設置左國史 一職。雖然在劉聰時，因凌修誣陷左國史公師彧撰修國史內容「訕謗 先帝」，而遭殺害，但後又幸得劉曜時和苞又繼續撰述，著有《漢趙 記》一書 ⁹⁰ ，讓日後崔鴻的《十六國春秋》與唐朝史館修纂《晉書》

時得以有舊本根據。

史書之所以能夠發揮史學「經世鑒戒」的功能，是因其對於「帝 王之跡」 、 「功臣行狀」等事不論大小，皆如實錄述之故。史書既為「實 錄」，除了敘述統治者的豐功偉業，其敗績惡行也同時呈現於史書之 上。惡行被披露於史書並遺臭萬世，統治者自然難以接受，故類似漢 趙劉聰以國史內容訕謗先帝、先祖或父母親長，而懲處史官並禁毀史 書者的公師彧一案並非特例。西元四世紀末苻堅取趙泉、車敬等人撰 錄的起居注，見載有其母與李威交歡之事，怒而焚滅史書，並究責史

88 《晉書》卷101〈載記．劉元海〉 ，頁2645-2646。

89 《晉書》卷102〈載記．劉聰〉 ，頁2657。

90 《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 ，頁358（臺北：里仁，1993）。

官 ⁹¹ 。五世紀中的崔浩國史案，今人研究雖多認為民族、宗教與社會 階級等的矛盾與衝突 ⁹² ，才是其主要背景原因， 「敘述國事，無隱所惡」

93 只是導火線，卻反映出史學不僅有「鑒戒」的教世作用，為達「鑒 戒」而撰錄詳實的史書實錄，亦發揮了約制統治者專斷之效。

東晉南朝宋時期（四世紀初至五世紀七○年代）的北方各政權，

對於史學並不是僅有殺害史官、焚燬史書的破壞，事實上也有不少的 建置。大體而言，北方胡人諸政權中，各國皆有史官撰錄國史與起居 注，此為六世紀前期崔鴻撰《十六國春秋》的材料 ⁹⁴ ，也應為南朝蕭 梁王室子弟蕭方等所以能撰《三十國春秋》之本。其中又以前後兩燕 與涼州諸政權，在史書撰述與史學教育活動發展中卓然有成。

如同前節所述，涼州諸政權因動亂較少，加上統治者的著意經 營，成為五胡十六國時期北方儒學的盛地，甚至影響北魏經學的發 展。事實上不僅是經學，涼州的史學在西元四世紀至五世紀前期也有 很大的發展，前涼統治者即多次命臣屬留意著述國史，如張駿太元十 五年（西元338年）下令要求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交付秀才索綏，作

《涼國春秋》五十卷。後張重華命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長達 二十餘年，著成《涼記》十二卷。廷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昺，又

91 《晉書》卷113〈載記．苻堅上〉 ，頁2904、《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

頁359（臺北：里仁，1993）。

92 詳見本文緒論與緒論之註13。

93 《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 ，頁364（臺北：里仁，1993）。

94 《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頁358-364（臺北：里仁，1993）。

各著《涼書》 ⁹⁵ 。在統治者用心經營與倡導下，前涼除留下不少史書，

也頗重視史學鑒戒功能，如劉慶即曾以周武王曾待殷商傾頹之期再一 舉征伐，勸諫張駿征討辛晏不必急於一時 ⁹⁶ 。

西涼開國者李暠在幼年即為好學通涉經史，及長又兼習武藝，習 讀兵法，可稱得上是文武兼備之士，故在軍務之餘特重文教建設，也 重視子弟教育，曾寫諸葛亮訓誡諸子云：「……古今之事不可不知，

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始終，周孔之 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經史道德如采 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⁹⁷ ，由此可知，其以為治 國之道除了儒家經學，也必須以史為鑑。是以，涼州地區出了不少博 通經史之士，如曾仕於前涼的劉昺，除了酒泉教授經學，有弟子數百 人，也從事史書的整理和著述，其認為三史文繁而著《三史略記》八 十四卷，記前涼張軌事而成《涼書》十卷，述西涼裡氏事而有《敦煌 實錄》二十卷等 ⁹⁸ 。又如被李暠委以大任的宋繇，至酒泉就學後，即 晝夜不息閉門讀書，遂博通經史與諸子百家，後論斷政事時也常引談 經籍，其好讀經籍群書，使沮渠蒙遜攻克酒泉後，在宋繇中發現鹽米 僅十餘斛，而書卻有數千卷 ⁹⁹ 。

95 《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頁359。

96 《晉書》卷88〈張駿傳〉，頁2233。

97 《十六國春秋》卷91〈西涼錄一•李暠〉 ，頁十三〜十四。

98 《十六國春秋》卷93〈西涼錄三•劉昺〉 ，頁六。

99 《十六國春秋》卷93〈西涼錄三•宋繇〉 ，頁五。

鮮卑是五胡中漢化最深者，從西元386年拓跋珪建國到西元493 年孝文帝遷都於洛陽這一百多年期間，元魏統治者深知經國大道有賴 於當時北方漢族高門的支持，而要得到其認同，則必須瞭解漢族高門 的傳家經學，以及述及前代君王成敗得失的史學。職是之故，元魏初 期雖然未有完備與專門的史官制度 ¹⁰⁰ ，且因崔浩國史一案而一度廢除 史官制度 ¹⁰¹ ，然自拓跋珪之祖拓跋什翼犍所建立的代國時期即對於博 綜經史之士相當禮遇，甚至因燕奉不應聘，以屠城威脅之 ¹⁰² 。自拓跋 珪以來的諸帝因雅好漢儒經史之學，更積極於蒐集群籍，綜覽史傳之 業 ¹⁰³ 。因此，元魏一朝不僅臣屬多為博綜經史之士，為君主與太子授 業者也多是博涉經史之士。如前述拓跋什翼犍極力招聘的燕鳳，曾為 什翼犍子寔格之講授經義，拓拔珪復國後，燕鳳還與崔玄伯、封懿、

梁越等入宮為明元帝講授經傳 ¹⁰⁴ 。崔玄伯即崔浩父，曾仕於前秦與慕 容垂，代國初創之際，拓跋珪久聞其名，特地遣騎追尋欲避禍他地的 崔玄伯，元魏初期的制度與由代改國號為魏，都是拓跋珪採用崔玄伯

100 劉知幾論元魏史官建置云：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

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

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參）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三 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史通通釋》卷11〈史官建置〉，

頁315）

101 《史通通釋》卷11〈史官建置〉 ，頁315。

102 《魏書》 ，卷24，〈燕鳳傳〉：609。

103 拓跋珪採李先以經書而最善，可以補帝王神智，而開創其向經史之學取經 的政策。李先的建議參見《魏書》卷33〈李先傳〉，頁789。

104 與上註同書卷：609~610。

建議的結果，崔玄伯也曾為拓跋珪講授《漢書》，拓拔珪聽婁敬說漢 高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和親一事，以為良策，故將諸公主妻予諸邦

105 。

崔玄伯的經史之學為道武帝拓跋珪開創元魏制度，其子崔浩對於

「禮愛儒生，好覽史傳」的明元帝拓拔嗣（西元392-423年，409年即 位）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可能因崔浩曾對拓跋嗣講授《易經》書傳 的緣故，拓跋嗣認為劉向所撰《新序》、 《說苑》，在經典正義多有遺 漏，故採集經史群書，撰成《新集》三十篇 ¹⁰⁶ 。

與崔浩同受詔編纂國史的高允，因好學遠至千里受業後，博通經 史、天文、術數等，亦曾為拓跋燾子景穆帝拓跋晃講授經書，在崔浩 國史案發後，拓跋晃力救高允，讓高允免受崔浩禍及。在面對拓跋晃 質問崔浩國史案一事，高允回答曰： 「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 之冏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

故人君慎焉。……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 之大體，未為多違。」 ¹⁰⁷ ，此答讓拓跋晃深感動容折服。此事不僅反 映出西元五世紀中漢族高門如高允認為史學與史書對後世有「鑒戒」

之功，故應記載以實錄，並以此實錄讓「人君慎焉」，而達「以史制 君」之效。拓跋晃對此答深感動容，正反映了當時元魏統治者對於史

105 《魏書》，卷24，〈崔玄伯傳〉：620~621。

106 《魏書》，卷35，〈崔浩傳〉：807~828。

107 《魏書》，卷48，〈高允傳〉：1070~1071。

學「經世鑒戒」功能的肯定。

總之，元魏諸帝自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燾 以降至孝文帝元宏，諸本紀多稱其好尚漢儒經史之學，且為達治國「經 世」大業，多從博涉經史的北方漢族高門碩儒，如崔玄伯、崔浩、鄧 淵、高允等受學或採納其議。這種因經史之學或史學具有「經世」功 能，禮遇重用博綜經史碩儒，在十六國中也屢見不鮮，是以「經史之 學」因統治者的重視在北方大為開展，甚至較東晉南朝早一百二十年 立為官學科目之一。另一方面，在胡漢民族衝突動盪中力保家族的漢 族高門，透過其經史之學，除以其「經世」功能消極的為胡族服務以 保全家族傳承外，還嘗試透過史學的「鑒戒」功能來積極的「制君」。

然令人遺憾的是，北方十六國統治者一旦發現可達「鑒戒」之效的史 書實錄，對其聲望權威有所損害時，殺害史官、禁毀史書的史禍也隨 之而來，如西元381年苻堅的焚毀史書究責史官，以及西元450年崔浩 國史案等。

因此，在經學急遽衰微的東漢末年以降，始自漢獻帝、孫權等以 習近代史、國史可明淂失，為處理政務的參考依據，中經十六國北魏 君主為統治漢人，向漢族高門的往事「取經」 ，與此同時的南方東晉 司馬氏等皇室與世族，也以修撰國史來作為向史學取經的依據，是以 撰述國史、習讀往事的風氣，成為經學以外另一重要的「經世」內容。

再者，史書、史學得以發揮「經世鑒戒」之效，主要是其以實錄傳世，

一旦實錄有違君主聲望，即免不了發生了君主究責史官、焚燬史書的

史禍。職是之故，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動就在統治者由積極向「史 學」取經的西元二、三世紀「萌芽展開」，中經西元四世紀初至五世 紀中「以史為經」觀念普行的「鼎盛發展」，至五世紀末則發展完成 人才觀念的轉變的「成熟」 ，以及統治者控制史學的「僵化」 ¹⁰⁸ 。

三、 經世鑒戒――士人以史學「致用」

如同前述，以閱讀《漢書》可知前事為後事師的看法，在三國西 晉時代並非孫權與司馬氏等統治者獨具，也非自經學因東漢帝國的衰 頹而失去獨尊地位魏晉初期才開始，實際上認為討論前事之成敗可以 作為鑒戒者，至少可以追溯至東漢末穎川荀氏家族，包括以討論漢事 成敗為鑒戒而撰寫《漢語》一書的荀爽（西元128-190年） ，以及為方 便漢獻帝閱讀《漢書》 ，藉以明歷史得失之軌，而採編年體裁重撰《漢 書》成《漢紀》的荀悅。這種討論漢事成敗以為鑒戒，高度肯定史學 教育成效的論點，在政權更替頻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因統治者與士 人對一代興衰成敗原因探討的渴求，更加促使當時習讀《漢書》風氣 的普及，如前次已經多次論及的孫權即勸勉臣屬應讀《漢書》與三史 外，私人從事私學或家學傳授者亦不在少數，如西晉秘書監賈謐曾請

108 有關西元五世紀末以後至南北朝結束前這段期間，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

動由初期「萌芽開展」 ，中經東晉南朝宋時期「鼎盛發展」 ，而何以轉至「成

熟僵化」 ，請參閱本文第四章的析論。

左思講授《漢書》 ¹⁰⁹ ，而兩晉之際「博通經史」的劉殷則「有七子，

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 ，一子授《漢書》 ，一門之內，七業 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 ¹¹⁰ ，雖無法得知當時劉殷學習《史記》、

《漢書》的歷程與其教授子弟的方法，以及賈謐請左思講授《漢書》

的目的，但卻可知最遲西元三、四世紀之際，當時「史學」學科名稱 雖還未出現，但史學已被視為可與經學立於同等地位的學科，對《漢 書》的研究甚至可以成為單一專門學科 ¹¹¹ 。且由於其他與經學並立的 玄學、佛學與道教易流於空疏放誕，史學遂成為能與經學並立為對實 際政務有「致用」的經世之學，甚至與經學合稱為「經史」，對於學 識涵養廣博學者的描述，也由原來的「博通經術」轉為「通諸經史」

112 。

是以，史學教育即在東漢末年經學獨尊地位不復存在的情形下，

得以脫穎而出獨立發展，加上時代變遷政局動盪，也促使統治者肯定 史學有佐理政務的效能，連帶促使魏晉以降士人以史學可經世致用，

而致力於撰述史書與習讀史書，故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動最早於漢 魏之際「萌芽」 ，最遲於三國初期「開展」 。永嘉之禍後的政治局勢，

109 《晉書》卷92〈文苑傳•左思〉 ，頁2377。

110 《晉書》卷88〈劉殷傳〉 ，頁2287-2289。

111 認為魏晉開始形成研究《漢書》 ，而形成所謂「《漢書》學」，張榮芳氏在

「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時已有專論，詳見其著〈魏晉至唐時期的《漢 書》學〉 ， 《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年。

112 關於魏晉南北朝史學教育活動發展成效之一，亦即促使人才觀轉向史學傾

斜的趨勢，甚或以「博通經史」讚揚博學的論述，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促使欲統御中原漢族的北方胡族君主，有向漢族士人吸取統治經驗的 迫切需要；至於南方司馬氏皇室與南渡世族，也因為遭逢國難，更有 以往事為鑒，消極面為避免重蹈覆轍，積極進取者則為完成復興中原 大業的需求，是以東晉南朝宋時期的史學教育就在統治者對於史學

「取經」的迫切需求，進而設立史學專門學校儲備人才，以及文人史 家以史學可為鑑戒致用，積極從事撰史、讀史的教育學術活動，進入 到「鼎盛發展」的時期。

東晉南朝宋文人史家積極撰述史書的動機，除了以撰史、習史可 發揮史學「見往事思來者」的經世鑒戒之效外，也以撰史可「立言」

以求身沒不朽之理想有關。在魏晉以前士人早已有以立德、立功與立 言可成身沒不朽的觀念，在這三種可得不朽的途徑中，中國傳統知識 份子，常以立德為最難，若不能立德取盛名，則應退而求其次，亦即 以立言得不朽，如曹丕即稱「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 籍」 ，亦即以立德揚名難行，故退而求其次以撰述《典論》 、詩賦等求 沒世不朽 ¹¹³ ；西晉杜預曾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 ¹¹⁴ ， 顯示其也認為身沒不朽三者中立德最難，立言則為較易行者。如此以 立言以求不朽的觀念，不僅帶動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也促使魏晉 南北朝士人積極從事撰史，因此魏晉南北朝不僅有史家以「經世鑒戒」

積極著錄史事，文人也借撰史留下不朽盛名，如前述王隱勸祖納一同

113 《三國志．魏書》卷2〈文帝紀〉，頁88。

114 《晉書》卷34〈杜預傳〉，頁1025。

在晉室動盪之際，記述裁成其所見華裔成敗，即以應仲遠、崔子真、

蔡伯喈與史游等人之所有名留後世，主要原因就在於其著作「皆行於 世，便成沒而不朽」，故勸祖納撰史，除可「立言」求得不朽外，還 可以「明乎得失之跡」 、抒志「散愁」 ，可稱得上一舉多得。祖納深表 贊同，故向晉元帝建議設置史官，並推薦王隱擔任撰述國史之職，雖 未立即得到晉元帝的採納與實施，但東晉的史官設置之議即由祖納開 始 ¹¹⁵ 。此後許多文人史家也以「立言」 、 「鑒戒」與「抒志」等目的，

積極從事時事著錄與史書撰述，西元四至五世紀間的史書因而大量增 加，史學學術與教育活動也隨之更加鼎盛而大為發展。

誠如本節前文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史著大量增加，除了與文人 史家藉由撰史以「立言」達成身沒不朽的理想外外，也與東晉至南朝 宋時期不少文人史家也因處於政局動盪之際，求「明成敗得失」為後 世「鑒戒」的迫切需要有關。是以採行班氏筆法，以一朝興衰成敗為 撰述主旨的史著因而大量增加。以東漢史為例，因不滿《東觀漢記》

的體例以及其錄述史事不全的缺失，三國西晉時期即已有孫吳謝承撰 成紀傳體《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西晉司馬彪著有《續漢書》八十三 卷、華嶠刪定《東觀漢記》為《漢後書》十七卷，至東晉南朝時期則 有謝沈的紀傳體《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袁山松的紀傳體《後漢書》

一百卷、袁宏撰編年體《後漢紀》、張璠撰《後漢紀》三十卷、范曄 著《後漢書》、劉義慶《後漢書》五十八卷等；至於晉代史書，在西

115 《晉書》卷62〈祖納傳〉 ，頁1698、 《晉書》卷82〈祖納傳〉，頁2142-2143。

晉末即有束皙著有《晉書帝紀》十卷與《晉書十志》、東晉初史官虞 預、王隱各自撰述論西晉一代的《晉書》、謝沈也著有《晉書》三十 餘卷等。南朝宋以後，史家重撰《後漢書》與《晉書》的情形更是不 絕如縷。

再者，為明成敗得失而撰述的史書，除了以朝代為範圍論述外，

以一區域政權興衰為主題的史著，在東晉至南朝宋時期，尤其是北方 十六國更是蔚為風氣，區域史、國別史等成為北方史書的大宗，後進 而成為崔鴻撰寫《十六國春秋》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如和苞撰《漢趙 記》十篇記前趙劉氏事；石勒命其臣徐光等撰《上黨國記》 、 《起居注》 、

《趙書》 ；王度記述石勒、石虎事蹟而有《二石傳》與《二石偽治時事》 ； 後燕太傅長史田融擇著有《趙書》十卷，記後趙石勒事而成《趙石紀》

二十卷、《二石紀》二十卷，以及前秦事《苻朝雜記》一卷；前燕著 作郎杜輔全記前燕事而有《燕記》 ，尚書范亨記慕容儁事則成《燕書》

二十卷；其他《燕書》著作還有申秀、封懿等；記南燕慕容德事者，

撰有《南燕錄》則有張詮、王景琿；南燕右僕射張諮記前涼張軌事則 著成《涼記》八卷；成漢散騎侍郎常璩以蜀地為單位，則著有《漢之 書》 、 《華陽國志》 、 《蜀平記》與《蜀漢偽官故事》等；前涼在統治著 重史書撰述下，成果豐碩如索綏的《涼國春秋》五十卷，內容是記述 前涼張軌事，劉慶則完成《涼記》十二卷，索暉則撰有《涼書》；曾 仕宦於西涼與北涼，並得統治者禮遇的宿儒劉昺則撰有《涼書》十卷，

記前涼張軌事，以及《敦煌實錄》十卷，記西涼李氏事。

復次，另一造成史著大量增加的原因，則如同前節所述，與魏晉 門閥政治發展有關。魏晉以來仕宦之途因實施九品中正制，逐漸為世 家大族所壟斷，一方面既因中正官品評等第時，需要有世家品狀資料 為參考，以個人或以家族為單位的別傳因而大量增加，另外一方面也 因世族藉由九品中正制而取得仕宦優先權，故世族子弟多可「上車不 落即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以職閒廩重的秘書郎或著作佐郎起家，

掌管史料蒐集的著作佐郎因只有八個名額，且有眾多世家子弟等待候 補，故到職時日多未久即轉調他職，但不論在職時間久暫，著作佐郎 依規定到職後，都必須撰寫名臣傳一篇，如此不但成為中正官品評等 第的參考，同時也促使魏晉別傳大量產生。

總之，從事史書傳記的撰述，除可「立言」求不朽、明成敗得失

為「鑒戒」外，還可以成為「仕宦」起家的憑證與升遷的依據。同時

因為斷代史、國別史與各類別傳大量增加，史學著作終於脫離經學而

獨立為一類。在中國圖書目錄分類上，史書脫離經書獨立為一類，開

始於魏晉之際荀勖的《新簿》，將《史記》由春秋類摘出獨立為成為

史部，中經西晉一朝，史學教育與學術活動因「經世鑒戒」而大為開

展後，史部群書著作量增加更多，東晉初著作郎李充因典籍混亂，乃

刪除煩重，以類相從，仿《新簿》之體例仍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僅將

史部與子部次序對調，即把史部由丙部調為乙部，故至東晉初史學已

成為獨立學科，並取得僅次於經學的學術地位。東晉南朝以降，史部

書籍的大量增加，以及「經世鑒戒」功能的被肯定，使宋齊之際的王

儉，雖欲恢復劉歆的《七略》的傳統，將史書再回歸六藝，但卻不能 再恢復到劉歆的舊觀。約與王儉同時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亦將 編年體與紀傳體的史書著作，以「史傳」為題專章論述，稱許史書撰 述曰：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慣乎百氏，披之千載，表微盛衰，殷鑑 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 ¹¹⁶ ， 正顯示出其對於史學鑒戒教育功能的肯定。

不僅在東晉南朝的南方政權，撰史或史學可為「仕宦」的憑藉，

在十六國時期至元魏前期的北方胡族政權，經史之學或史學因具有

「經世」之效，也成為「仕宦」的敲門磚之一。許多北方十六國諸政 權開國制度規模，多得力於當時博通經史的漢族高門。如協助石勒完 成基業的張賓 ¹¹⁷ ；從父受業，得其天文秘術的黃泓，前燕慕容氏軍務 版圖之擴張即得力於博覽經史，預斷成敗之功 ¹¹⁸ ；為西涼李暠託付以 輔佐李歆之大任的宋繇 ¹¹⁹ ；拓跋珪採納李先稱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 典，可以補王者神智」之議，而集天下經籍 ¹²⁰ ；崔玄伯、崔浩父子以 其博通經史之學，先後為元魏擬定朝儀律令及軍國文記詔策，並為君 主太子講授經傳史書 ¹²¹ 。雖然從這些北方漢族高門的著述和議政內容

116 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卷4〈史傳十六〉，頁286。

117 《晉書》卷105〈載記．石勒下〉，頁2756。

118 《晉書》卷95〈藝術．黃泓傳〉，頁2492-2493。

119 《晉書》卷87〈涼武昭王李玄盛〉，頁2267、《十六國春秋》卷93〈西涼錄 三．宋繇〉，頁五。

120 《魏書》卷33〈李先傳〉，頁788-791。

121 《魏書》卷24〈崔玄伯傳〉 ，頁620-621、 《魏書》卷35〈崔浩傳〉 ，頁807-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