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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一、 研究動機及目的
貞觀 11 年（637 年），太宗分封宗王於各地：
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 賴宗室獲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 荊王元景、安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 無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並為世襲刺史。1（底 線為筆者所加）
太宗以周、漢行封建而能長久但秦罷諸侯以致速亡為由，命令 21 位宗王 世襲刺史。太宗賦予宗王擔任刺史的角色，希望藉此建立拱衛中央的眾多諸侯，
並透過封建的宗法性質建構皇帝與諸王之間穩定的連結。太宗認為此乃子孫長 久之道，故欲行封建。然而這次的世襲刺史，在諸多大臣反對下取消2，但是 任用宗王擔任都督、刺史的情況並未消失。在太宗的心目當中，宗室被賦予地 方都督、刺史以達拱衛中央的角色。
唐中葉以後，同樣是宗室，卻有不同的身分任命。在《新唐書》卷 82〈十 一宗諸子傳〉的贊當中，歐陽脩對唐代宗室的處境發出了嘆息：
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閤，雖以國王之，實與匹夫 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 曆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3（底 線為筆者所加）
1 （唐）吳競，《貞觀政要》卷 3〈封建第八〉(台北：黎明文化，1990)，頁 85。
2 李百藥、馬周等皆上書反對，因此大宗後來採納大臣的意見而取消了世襲刺史的舉措。《貞觀 政要》載：「太宗並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史。」李百藥與馬周的上書都明確指 出宗室世襲刺史的問題，並提出反對的意見。關於兩人的上書請參照：《貞觀政要》卷 3〈封建 第八〉，頁 86-93。
3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82〈十一宗諸子〉，(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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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認為唐代中葉以後的宗室們集中在京師，擁有王爵，但是實際上跟 匹夫無異。雖然沒有什麼大惡，但是也不能發揮屏障王室的功用。而所謂的十 一宗諸子，指的正是在唐玄宗以後的 11 位唐代帝王的子孫們。這顯示出了在 玄宗以後的宗室實際上是被圈養在京師當中，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力與職位。因 此在唐後期的宗室，被皇帝所賦予的角色僅止於高爵而無權。
據上兩段引文可知，唐代前期與唐代後期的宗室呈現兩極化的發展。唐前 期的宗室被皇帝依據封建賦予了屏障中央的期待，但是到了唐後期的宗室卻無 所事事聚居於京師，喪失了前期被賦予的角色，只有高爵而無政治權力，顯示 皇帝認為宗室在國家體制當中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這樣兩極化的轉變，揭示 了唐代宗室在唐初至唐末所面臨的鉅變。根據歐陽脩的說法，這樣的變化起自 於唐朝中葉，那麼為什麼發生在唐中葉？究竟是在什麼樣的制度變動脈絡下，
宗室逐漸喪失了唐前期皇帝所賦予的角色？
以往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傾向，多以經濟及社會為出發點，進一步討論政 治制度的變化，剖析中國的歷史分期。4如，劉后濱以逃戶問題為基礎，認為 土地兼併問題以及社會經濟的變化，導致了使職體系化及中書門下體制的建立。
從而解釋由三省制走向中書門下制的原因。5以經濟生產為基礎，解釋唐代國 家制度產生變動的模式，反映了制度的變化是來自體系的需求。而宗室所被賦 予的角色，正是體現了皇帝在大環境的影響之下，為回應該時代的需求所賦予 宗室的身分。
身分的建構，是透過人與人間互動的模式，並體現了人在社會當中被他者 期待的角色。血緣，則是人在社會當中所被賦予的第一重先天結構。但由血緣 所賦予的角色，並不代表所有「身分」6。血緣固然為人際關係的一種，但是身 分卻會隨著場域的不同有所變化。
同理在古代中國，宗室成員與皇帝之間的關係，不只侷限於先天血緣所賦 予的家內長幼秩序，同時也具有政治場域上所被賦予的政治角色。關於唐代宗
4關於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歷史研究的變化可參見：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台北：東 昇，1982。以及谷川道雄，《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東京：河合出版，2001。另有王德權，
〈東京與京都之外〉收入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 的視角出發》(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73-222。王德權於本文中指出渡邊信一郎的研究 脈絡，同時也是戰後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的脈絡。
5 有關劉后濱的研究，可以直接參照：劉后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公文型態、證物運行 與制度變遷》，濟南：齊魯書社，2004。
6可參見：F.普洛格、D.G.貝茨著；吳愛明、鄧勇譯，《文化演進與人類行為》（遼寧：遼寧人民 出版社，1988），頁 37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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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與皇帝互動的紀錄中，《貞觀政要》當中紀錄了一段於貞觀元年（627 年）李 神通抗議太宗分封房玄齡等功臣的紀錄：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邗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 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並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 父淮安王神通上言：「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 居第一，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無 功者自退。罪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 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 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不可緣私，濫 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 屬何可妄訴。」（底線為筆者所加）7
李神通抗議房玄齡取得第一等功賞，而太宗則回覆李神通雖是國親但在封 賞方面不能徇私。根據尾形勇的論點，以君臣為起點的秩序包含君臣與家人兩 個範疇，君臣之禮與家人之禮並不能混為一談。8以貞觀元年的封賞來看，唐 太宗以君臣為重認為若是將李神通也立為頭功則是濫封循私。這次的封賞，顯 示了宗室成員與皇帝之間複雜的關係，宗室與皇帝具備了私的親屬關係，同時 在公共場域當中又是君臣關係。宗室與普通官員之間的差異，便是來自與皇帝 之間複雜的身分轉換。以西晉分封的情況為例，宗王因其先天的血緣因素，被 賦予了屏障中央的「期待9」。而西晉透過依靠宗王擔任都督的方式，收奪地方 兵權以達到拱衛中央的目的。10可見宗室被皇帝賦予都督的角色，是來自先天 與皇帝的血親關係，繼而透過任命宗室擔任官僚組織內部的都督職位，達到皇 帝欲屏障中央的目的。有學者便認為將官職授予宗室的做法，即為古代中國家 天下，將國家視為私產的證據。11這樣的說法，忽略了宗室所擁有的身分多重
7 《貞觀政要》卷 3〈封建第八〉，頁 84-85。
8 尾形勇對君臣之禮與家人之禮的分析，可以參照：尾形勇著；張鶴泉譯，《中國古代的「家」
與國家》（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154-164。
9這樣的期待，便是身為宗室這樣的身分被認為所應具備的義務與責任。
10唐長孺，〈西晉分封與宗王出鎮〉，收入氏著《唐長孺文集》二《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
中華書局，2011)，頁 124-141。唐長孺認為在西晉宗王能夠奪地方權力的關鍵來自於擔任都督，
並非來自於宗王的身分。筆者認為，宗王因為其是宗室的身分被賦予了屏障中央的角色，但是 手段卻是透過君臣關係之下所建構的軍事化管理的都督制。宗王既身為宗室與都督，因而與皇 帝之間具備了兩種身分關係。於公為上下之間的君臣關係，於私為宗室之間的親屬關係。而有 關於都督制度的演變，可參見：山口正晃，〈将軍から都督へ─都督制に対する誤解〉，《東洋史 研究》，76-1（日本京都，2017），頁 1-36。
11有關相關討論，可參照：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收入氏著《秦漢史論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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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宗室固然與皇帝有親屬關係，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在其親屬關係的背景身分 之下，被賦予的期待。即，因為是宗室的身分而被皇帝賦予了某職位以達到皇 帝的目標。並不能因為其為宗室，就以此視為是家天下而進一步衍伸認為是將 國家視為私產。家天下概念簡單地將宗室任官直接視為皇親國戚間的私相授受，
而非將之視為君臣關係，想未能契合古代中國政治體系的內蘊。
古代中國的身分多樣性，體現在各個場域當中，舉凡：典禮、公文往來、
書信、口頭稱呼等等。身分的變化，不只體現了使用場域的差異，更代表此人 在不同情況下的不同身分。這些身分轉變，構成了古代中國的樣貌。尾形勇《中 國古代的「家」與國家》一書當中，針對公、私之間的身分轉變提出了破家立 公與皇帝締結君臣關係的方式，構成了一個擬制的家。並由天子作為這一擬制 的家的家長，與天締結君臣關係，從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具體架構。12公為君 臣之禮，與皇帝締結君臣關係；私為家人之禮，與皇帝是親屬關係，這是古代 中國最為基本的兩種身分。以君臣關係的建構而言，渡邊信一郎在〈元會的建 構〉一文便明確指出，漢唐之間由於國家型態的變化，締結君臣關係的元會禮 內容也產生轉變。該文透過元會禮儀當中上計吏被朝集使取代以及委贄之禮轉 變成為群臣不分內外一起舞蹈兩點，具體點出了漢唐之間君臣關係的一元化。
13元會禮儀的轉變，體現君臣之間關係的變化。然而尾形勇的架構，無法說明
13元會禮儀的轉變，體現君臣之間關係的變化。然而尾形勇的架構，無法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