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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9 年 10 月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與中華民國全國家長協會合辦「台中市校園 品格標語聯合揭牌」活動，試圖將「禮、義、廉、恥」四字匾額掛回校園。1緊接 著2019 年 12 月，雲林縣長張麗善在就職周年記者會表示：「要重新找回『禮義 廉恥』」，預計打造190 塊「禮、義、廉、恥」四字匾額於 2020 年 2 月 11 日中小 學開學之時，掛回校園之中。2然而，此舉卻引來立法委員蘇治芬的批評。2020 年2 月 27 日，蘇治芬在社群網站之一的臉書（FACEBOOK）貼出文章，指出：「以
『禮義廉恥』做為全國校訓，是當年『蔣介石以黨領政的思想教育工具』，和『保 密防諜』一樣，都是以威權教條箝制思想自由。」3
令人好奇，全臺灣人應都不陌生的「禮、義、廉、恥」四個字在臺灣究竟有 著什麼樣的歷史意義？為什麼這四個字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認同禮義廉 恥四字應掛回校園者，認為是在幫助學生培養「品德」，但反對者卻認為禮義廉 恥代表著「威權遺毒」。
1939 年 3 月中華民國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召開，蔣介石在開幕致詞時說到：
我們要陶冶國民人格，必須有一致的標準，在訓育上提出簡單而共通的要 目。訓育上的實施細則，儘管可以因地域、階段和學校性質而分別訂定，
但訓育的目標最好能作共通的決定。……。我個人的意見，認為 總理忠 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以及黨員守則，可訂為青年守則，一致信守以外，
所有全國各級學校可以『禮義廉恥』四字為共通的校訓。……。
1 〈禮義廉恥掛回校園 中市動起來〉，《聯合報》，2019 年 10 月 29 日，版 B1。
2 〈雲林縣打造 190 塊匾額 「禮義廉恥」重回校園〉，2020 年 1 月 1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26/4261605。點閱時間：2020 年 7 月 30 日。
3 〈「禮義廉恥」不能掛？〉，《聯合報》，2020 年 3 月 3 日，版 A2；蘇治芬臉書原文：「從 1930 年代預備抗日的新生活運動，到 1960 年代預備反攻大陸的中國民族主義教育，所謂「禮義 廉恥」作為全國校訓，一直都是蔣介石以黨領政的思想教育工具，就像「保密防諜」或「偉 大領袖」一樣，都是威權教條箝制思想自由的成果。」，
https://www.facebook.com/suchihfen/posts/2603224139806434。點閱時間：202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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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教訓國民互助合作，守紀律，重秩序；
「義」──教訓國民任俠果敢，負責任，肯犧牲；
「廉」──教訓國民節約刻苦，別公私，明職分；
「恥」──教訓國民自強自立，能奮鬥，知進取。4
簡言之，從蔣介石的想法而言，「訓育」的實施目標就是為了要陶冶國民人格，
而核心內涵就是「禮義廉恥」四字而已。國民黨播遷來臺之後，所實施的訓育政 策，不論是精神層面的民族精神教育還是外在行為層面的生活教育，皆圍繞在禮 義廉恥四字推行。「禮義廉恥」的觀念灌輸是「訓育」推行的一部分，也是最核 心的一部分，在戰後有關訓育的法令中常能看到「禮義廉恥」的身影，訓育與禮 義廉恥的關聯如此之重，在蔣介石統治臺灣的時代所實施的訓育政策該是什麼面 貌？亦即蔣介石希望透過訓育工作的推行，達到陶冶國民的人格，為了達到此目 的，以蔣介石為領袖的國民黨政府制定了什麼樣的訓育法令，推行了什麼樣的訓 育工作，將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子塑造成他們眼中的「理想國民」？而禮義廉恥 既被後世視為威權時代下的產物，那麼以禮義廉恥為核心的各項訓育工作，是否 能獨善其身，被視為僅是培養國民德行的一項教育手段呢？若不行，在國民黨政 府的統治之下，被施展的一連串緊密的訓育政策的背後又隱藏著什麼樣的政治性 目的？這是本文第一層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層要解決的問題是，訓育是培養「理想國民」的一種手段，但在政策由 上而下的指示之中，是否能如政府高層所預期的百分之百落實？其實不難想見，
答案應為否定的。政策其實是一種「應然面」，而執行卻是一種「實然面」，人非 機器，有其能動性及不可預測性，執行者或者接受者有其自身現實的考量，自然 無法百分之百達到政策制定者所預期的。在此處想解決的問題僅是試著點出政策 無法百分之百達成的現象、找出與政策相左之處，並且試著為其找出事由，而不 會斷言訓育政策的推行究竟是失敗或者是成功，一方面執行者執行的程度本就有 落差，而接受者受到政策的影響也因人而異，要有多少比例的人達到政府所預設 的情況才算成功，又多少比例的人未達到政府的預設才算失敗，這是相當難以定 義的。
關於蔣介石的威權統治，目前有兩個層面討論最多，一個是大行白色恐怖、
壓縮人民言論自由並嚴重迫害人權，另一層面是蔣介石在臺灣大肆推行「黨化教
4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編印，《訓導手冊》（臺北：教育部訓育委員會，197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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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5，灌輸人民忠黨愛國、支持領袖的黨國思想。以前者而言，迫害人權自是無 庸置疑；在後者而言，透過本文的討論，希望能點出一點，過去的「黨化教育」， 其實在執行面上可能存在著漏洞，蔣介石的意志並非能如設想一般百分之百的深 入基層社會。
綜觀上述，本文希望能解決的有以下三點：
第一：戰後臺灣訓育體制形成的過程以及發展，特別是在 1949 年國民黨政 府大舉來臺以後，訓育的變化。
第二：國家（或說國民黨）如何透過校園內訓育工作的推行，貫徹領袖蔣介 石的意志，制定政令，以期符合「反共復國」的國策，進而達到「理想國民」
的塑造。
第三：訓育工作的推行，在實際的教育現場運作的情況如何？是否出現與國 家政策有所差異的情況產生？
最後期望透過校園訓育的考察，重新思考國家之於社會的實際狀況以及蔣介石時 期「威權體制」的嚴密性，找尋「上令下達」的漏洞，以此找尋是否能有更大的 可能再重新審視現今對於威權體制、黨國教育的相關論述，並且希望能透過不同 的視角再次看到日後臺灣社會的形成與發展。
二、研究範圍與年代選擇
本文的研究範圍乃以中學訓育的推行為主，選擇中學訓育作為探討核心的原 因是因學校是一個充滿「國家權力」的場域，然而一般受眾卻又難以察覺。而蔣 介石主政下的訓育又含時代背景的因素，具有更高程度國家權力行使的特性。在 中學選擇方面，乃因中學生是塑造人格最關鍵的時期，而中學生又因在校時間長，
再加上中學具有相當縝密的系統性教育，因此選擇中學作為主要考察對象。在年 代選擇上，以蔣介石統領臺灣的時間為主，乃因臺灣的訓育可說是在蔣介石時代 就奠定了基礎，而其威權統治的特性，又讓那個時代的學校訓育更具特色。
5 黨化教育一詞取自林玉体，《台灣教育史》（臺北：文景書局，2003），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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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教育的霸權展現
學校被要求傳遞文化資本的象徵，並且使這種象徵永恆化、神聖化，也就 是由過去的知識創作者來傳送歷代文化，由於民眾會受到衝突的、分裂的 或異端學說的訊息所困擾，因此學校要讓民眾從事與那種文化相一致的實 踐，而且有系統地建立和界定正統文化的範圍與異端文化的範圍。6
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最著名的是其提出四種資本（經濟資 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以及場域的概念，並且以此作為基礎提出
「象徵暴力」以及文化再製的理論。布爾迪厄的這段話，完美地點出當權者如何 利用學校教育來傳遞「支配者的價值體系」，達到一種文化再製的效果，且也利 用學校教育將支配者的統治再加以鞏固及合法化。國內學者周新富整理布爾迪厄 的理論後，對於學校教育有這樣的解析：
學校教育所教導的文化具有專斷性，這種專斷通常是由支配階級的文化專 斷衍生而來，所以學校所教導的文化接近於支配階級的文化，教育系統將 支配階級的文化灌輸給所有的學童，這就是所謂的「象徵暴力」。7
換言之，學校教育就是一種象徵暴力，以一種「難以察覺」的方式在行使權力關 係。在表面上學校是一個客觀教導知識的場所，但事實上這樣子的知識委實充斥 著支配者的文化體系與價值觀，並且這種「暴力」的行使具有合法性。另外這種 暴力行使──或者說文化再製的過程，從根本上就是為了「支配者的利益」而執 行，也就是為了鞏固支配者的地位所執行的一種手段，因此我們能透過學校這個 場域，看到國家與人民之間的不對等以及支配關係。
而國內學者周婉窈亦曾提出：
學校提供的知識，至少具有三項特性：系統性、普及性，以及權威性。系 統性指其自成一套連貫的知識體系──不管是否代表一套意識型態，內容
6 Bourdieu,P. (1971). Intellectual field and creative project. In M. F. D. Young (Ed.), Knowledge and control: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161-188).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轉引自周新富，《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頁 111。
7 周新富，《布爾迪厄論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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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良好，其之自成系統則無可懷疑。普及性，乃就同年齡層的學童都必 須學習而言。權威性則來自於國家的認可以及教師的傳授。8
現代教育有別於過去舊帝國時期私塾教育，現代教育具有一套完整且排序縝密的 教科書編排，而私塾教育則並不一定具有一套如此完整的知識體系。另外進入現 代國家後，一方面學校教育成為攀升階層的途徑之一，藉由「高階文化」的學習，
有機會進入支配者階層，進入學校就讀的學童自然增多，另外國家也開始推動國 民義務教育，使得所有的國民都得接受教育，學校教育的普及性可以相當體現在
有機會進入支配者階層，進入學校就讀的學童自然增多，另外國家也開始推動國 民義務教育，使得所有的國民都得接受教育，學校教育的普及性可以相當體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