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梭《社會契約論》到《波蘭政府諏議》的貫連性，我認為盧梭說的 國家制度正是國家將公民宗教、將該國最高價值判斷傳遞給公民，使公民效 忠共同體的實踐方法。26在《波蘭政府諏議》中盧梭寫道，「除非法律能支配 公民們的心，否則沒有憲法能稱得上是良好和堅固」（Rousseau, 1997b: GP 1[6] 179）。進一步他說，若要使公民們的心被法律觸碰到（reached），人們常 用的那些方法如武力脅迫、懲罰或正義都是不夠的，只有透過孩子們的遊戲
（children’s game）和國家制度的形塑，可以使公民愛法律、愛祖國（father-land）。在此我將專注於討論國家制度的部分。
國家制度雖然「在膚淺的人眼中看來無關緊要」（Rousseau, 1997b: GP 1[7] 179），但一旦被建立起來，國家制度可以「形塑一個民族的精神、特徵、
品味和風尚，使該民族獨立特出而非其他民族之一部，啟發人們透過習慣培
25 至於社會之中不同信仰體系的起源為何？某個信仰體系在最初是如何佔據一國的公民宗教 地位？各個地方信仰體系為何會誕生？這些問題已超出本文處理範圍，待實證研究發現。
26 盧梭在其著作《愛彌爾》（Emile: Or On Education）中有提出另外一套培養公民（或精確 地說，具有真正自由心靈的「人」）的教育方法。此方法進路與盧梭在《社會契約論》和
《波蘭政府諏議》當中所採用的進路有所相關但不相同，本文不進一步處理。
養出炙熱的祖國之愛，這種愛不可能被拔除」（Rousseau, 1997b: GP 3[2] 183）。
因此，透過國家制度，憲法中蘊含的價值，會透過法律的實踐，逐漸成為公 民們有意識或無意識中「珍視的習慣和堅定不移的情感依附」（cherished hab-its and invincible attachments）（Rousseau, 1997b: GP 1[7] 179）。為什麼國家制 度有這種效果呢？依據陳嘉銘（2014）的詮釋，盧梭在〈論社會不平等〉一 文表示，人類有追求自愛心（l’amour-propre）或虛榮（vanity）的天性，會想 要自己在他人的眼中看來閃閃發光，因此會十分在意社會中其他人對自己的 評價。於是，就如同盧梭筆下的高貴野蠻人在樹下、在營火邊唱歌跳舞以爭 取榮譽，適當的國家制度正可以作為現代人展示自身能力和價值、彼此競爭 基於德行（virtue）與愛國心（patriotism）的公共尊敬（public admiration）
和榮耀（honor）的舞臺，而且盧梭強調，這個舞臺必須非常獨特、只有這個 民族獨有（distinctively its own），與其他民族的舞臺都不一樣，如此參與其中 的人們所培養出來的特質也會非常獨特，將同民族的人民與其他人民區隔開 來（Rousseau, 1997b: GP 3[7] 185）。透過此參與過程，人們逐漸培養習慣、
情感依附和祖國之愛，有了這些，盧梭寫道，公民們會「將他們的關懷和榮 耀放在為祖國服務之上，並會在他們的義務中找到真正的快樂」（Rousseau, 1997b: GP 11[9] 229），使國家「不可能被征服」（impossible to subjugate）
（Rousseau, 1997b: GP 12[12] 238）。
如學者所指出，盧梭公民宗教的目的「是要提供一個能夠團結公民，或 者說提供公民認同特定政治共同體的心理聯結」（梁裕康，2014: 229），而國 家制度正是將此心理聯結實現的具體措施。如前所述，在盧梭的設計中，每 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公民宗教，也有自己獨特的國家制度；獨特的公民宗 教使得公民們效忠的世俗權力和神聖權力合而為一，獨特的國家制度使公民 宗教教導的價值體系成為公民的習慣、情感依附和祖國之愛的實質內涵。這 是盧梭明確提出的建國政治藍圖。27底下整理此政治計畫的流程。
27 如學者指出，盧梭的公民宗教和涂爾幹的公民宗教概念不同，前者是由上而下的社會╱政 治計畫，後者是由下而上的功能滿足（Demerath III and Williams, 1985）。有關國家的法律 和國家制度一開始是如何產生的，盧梭在《社會契約論》和《政治經濟學》（Discourse on Political Economy）當中有完整說明（Rousseau, 1997b），本文不續探討，我將焦點繼續放
首先，國家有一個公民宗教的版本，此版本揭示了關於公民政治生活的 規範，也界定了應受此規範干涉的公共領域範疇，其可能形諸於具體文字的 憲法，也可能沒有，總之，為該國之內最高權威。接著，國家為了將此版本 的價值體系推廣到全體公民的生活之中，需要憲法、法律還有適當的國家制 度來傳遞、形塑公民的習慣和情感依附。第三，有了這些制度的實踐，公民 的心也為法律所觸碰，逐漸形成對法律和祖國之愛。一旦達成此步驟，有德 行和愛國熱誠（virtue and patriotic zeal）的公民就會樂意盡他們的義務（Rous-seau, 1997b: GP 3[2] 183），並依據公民宗教的教誨和規範來參與公共領域的 政治生活。最後，熱愛祖國和公民義務的公民情感，回過頭來強化公民宗教 本身信仰價值體系的正當性。在盧梭的計畫之下，公民宗教和國家制度相輔 相成，凝聚公民的共同信仰意識，也消弭公民們因不同地方信仰而產生的信 仰衝突。
那麼，稱得上是實踐公民宗教的國家制度有哪些呢？在《波蘭政府諏議》
中，盧梭觀察三位古代立法家（lawgivers）的案例之後提出若干見解。他認 為國家制度包括獨特和全國性的宗教儀典（exclusive and national religious ceremonies）、能使公民們常常聚集在一起的遊戲（games）、能提升榮譽和自 尊的運動（exercises）、能提醒公民祖先歷史、不幸、德行和勝利、鼓舞人心 的盛大展演（spectacles）（Rousseau, 1997b: GP 2[7] 181）。這些都不難想像，
全國性的儀典，最典型的諸如國慶慶典、公部門或教育機構每日的升降旗、
集會場所懸掛的元首肖像、元首就任時的宣示典禮等；我進一步主張，較為 細緻的諸如大法官公開做出的憲法解釋、行政部門在施政過程中肯認某些價 值，實際上也是每日政治生活中的儀典。公民直接參與的遊戲和運動，在當 代的社會結構和人口規模下已難以形成，不過取而代之的是人們對於「國球」
或各種運動競賽的執迷，平時的例行賽事，還有國際賽時國家代表隊的表現，
都將人們凝聚在一起。盧梭並提到，公民們應該特別在自己的祖國中感覺到 娛樂，而且這種娛樂是其他地方都感受不到的（Rousseau, 1997b: GP 3[8]
186）。盛大展演則是國家就民族歷史做出的展示，臺灣民主化後，有的執政
在盧梭的公民宗教政治計畫。
者注重二二八事件中國殖民者對臺灣造成的歷史傷害，有的執政者注重七七 事變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歷史傷害，各自舉辦不同類型的紀念活動、展示和演 講。盧梭強調，這些活動的關鍵在於要讓所有人可以平等參與，而且在參與 過程中，必須確保人們互相競爭公共尊敬的標的不是財富和奢侈，而是功績
（merit）和德行（Rousseau, 1997b: GP 3[12] 188）。也有學者在實證分析美國 的當代公民宗教之後，將國家制度歸納為國家儀典（national ceremonies）、
政治家在公開演說或寫作時常訴諸的某個造物者，以及將某些政治領袖提升 至半聖人地位等三類（Demerath III and Williams, 1985）。
除了上述直接傳遞公民宗教教條的國家制度之外，我在這裡也以金里卡
（Will Kymlicka）的理論為案例，提出其他雖然不是採用直接宣傳，但也在實 踐之中傳遞了公民宗教信仰價值的國家制度。金里卡在其著作《多元文化的 奧德賽之旅》（Multicultural Odysseys）提出自由多元文化主義（liberal mul-ticulturalism）的民族建構政策（nation-building policies）。雖然金里卡認為自 由多元文化國家（liberal multicultural state）會拒斥「任何試圖同化或排除少 數、或非主流群體成員」（Kymlicka, 2007: 65）的民族建構政策，但在他的理 論之中，自由多元文化國家仍然會採用某種自由主義原則，也就是經過自由 多元文化主義轉化，能夠提升公民連帶（civic solidarity）的民族建構政策。
具體而言，他認為民族建構政策包括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政治社會 化、公共揭露和監督機制，以及法律和憲法安全措施（legal and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Kymlicka, 2007: 161）。金里卡的論點正好吻合前述公民宗教的 當代理解：即便是一個自由多元文化國家，為了實施民族建構政策以維繫公 民的連帶，國家仍然要在政治生活中去進行實質判斷，什麼行為或主張符合 自由多元文化主義、什麼不符合。不論社會中的民族如何多元、認同如何分 裂，金里卡的政治計畫提案都要求對自由原則的政治信仰。從公民宗教的當 代理解觀之，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或許可稱得上是考量周全的公民宗教版本，
它不要求在文化或民族認同上的「齊一化」，但它要求在多元文化主義上的
「齊一化」。
最後，除了具體的公共政策以外，「憲法」這概念本身的實踐，也是一種 向公民傳遞公民宗教的國家制度。在國內層次，如陳思賢（2003）主張，可
以將憲法本身視為培養公民道德「共通感」（gemeinsinn）與「承認政治共同 體必要性」的公民教育機構，俾使憲法內含價值和國家皆可永續。儘管陳思 賢還是有明確地提出他自己認為憲法規範價值應該是什麼樣的版本（歧異美 學、愛好自由、尊重他人、尋求交疊共識而非整全價值體系28），但姑且不論 何種版本，他在這裡提出對於憲法實踐的功能性理解，相當於盧梭所說的國 家制度。
在國際層次，如果我們將國際人權建制視為一全球政府，並將人權公約 揭櫫的信仰視為一公民宗教，那麼聯合國或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委員會及轄 下行政單位，也可能是傳遞全球公民宗教的制度。如學者研究發現，隨著簽 署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家數目越多，整體人類的人權處境不論在簽署國或非簽 署國都有正面提升（Cole, 2012）。
在本節中，我對盧梭公民宗教與國家制度的關係提出新詮釋，並且將國 家制度的範圍擴大解釋。國家制度是盧梭用以實現公民宗教的政治計畫，它 將公民宗教內的價值信仰傳遞給公民，鼓舞公民的愛國心，使公民認真盡其
在本節中，我對盧梭公民宗教與國家制度的關係提出新詮釋，並且將國 家制度的範圍擴大解釋。國家制度是盧梭用以實現公民宗教的政治計畫，它 將公民宗教內的價值信仰傳遞給公民，鼓舞公民的愛國心，使公民認真盡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