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文化機關間的業務競合 - 教育部文化局之設置及其裁撤

前揭機關位階低，影響政策執行效益，係屬必然。但要配合各機關與團體，凝聚出文化政策共識，談何容易！首先當年政府機關團體涉及文化行政業務者甚多，事權不統一。以橫向溝通論，在政府機關有行政院新聞局、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與國際文教處、外交部的國際交流處，

以及內政部的出版事業管理處等機關；又政黨方面有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社會工作會及大陸工作會等黨務機構；另軍方系統有權傾一時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陸海空三軍聯合勤務政治作戰部等；再加上零星，

具半官半民性質的社團組織，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文藝研究促進會、國家生活輔導會、學術研究出版促進會，以及教育改革促進會諸委員會等。此諸機關自有本位立場，凝聚共識豈是易事。再就縱向聯繫言，該局上有行政院、教育部，下有省市（直轄市）教育廳局，以及各縣市主管國民教育機關等。在行政學理上，一個獨立機關要真正發揮行政職能與政策效益，除有良善的溝通介面外，也須有縱向的一條鞭指揮系統。但該局在上開要件，均付之闕如。況且，各機關團體在組織與屬性各有專長，再加上本位作祟，難免紛爭。⁵⁶光整合各機關團體意見已屬不易，況當發生業務競合時，則衝突頻生，是非蜂起，甚至引起上級機關不悅，係屬必然。

該局職掌，略分為四。首是配合文復運動，呼應該運動舉辦各類獎助、座談、演講，以及出版事宜；其次，規劃舉辦文學、音樂、美術、

攝影、舞蹈及戲劇等藝文活動，如文藝季、音樂年等；其三，電影事業輔導與管理；其四為廣播電視輔導等四大業務領域。

56　文化局年度預算不過新臺幣2千萬元而已。李文慶等，《我們曾是文化的園丁－紀念教育部文化局成立卅周年專輯》（臺北：紀念教育部文化局成立卅週年專輯編輯委員會，1997 年11月），頁5、158。

第六十一卷第四期

在配合文復運動方面包含有：主要辦理學術文化講座、舉行文化復興論文競賽、在各大專院校成立文復分會、出版相關講座與書刊、進行文物整理與重大展覽策劃、推行國民生活須知、大陸問題研究會等研習，以及規劃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展示內容等事項。其次，在舉辦文學、

音樂、美術、攝影、舞蹈及戲劇等藝文活動方面，根據文化局歷年施政報告，統計1967年11月至1973年6月舉辦之大型藝文活動情況，詳如下圖1：

圖1、文化局藝文活動分配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文化局編，《文化局的第1年－教育部文化局成立週年紀念特刊》

（臺北：教育部文化局，民國57年11月），頁18；教育部文化局編，《文化局的第4年》，（臺北：教育部文化局，民國60年12月），頁102；教育部文化局編，《文化局的第5年暨第6年的上半年》（臺北：教育部文化局，民國62年5月），頁78。

從圖1可知，在該局主政5年8個月內，舉辦全國性的藝文活動以音樂活動舉辦居首，占全部活動的36％；其次為戲劇與文學，分別占 20％與17％，而最少的是攝影類，僅占3％。據劉昌博指稱，「音樂年」與「文藝季」係活動主軸⁵⁷。「音樂年」因有「音樂年策進委員

57　李文慶等編，《我們曾是文化的園丁－紀念教育部文化局成立卅周年專輯》（臺北：紀念教育部文化局成立卅週年專輯編輯委員會，1997年11月），頁57–62。

教育部文化局之設置及其裁撤（

1967—1973

）會」的主導，有企劃、有組織，易帶起風氣；⁵⁸又「文藝季」係每年

2至5月間舉辦大型文化節慶，活動內容整合戲劇、美術、音樂、文藝

（學）、舞蹈等多元面向，此活動企劃為日後文建會所師法。文藝季整合多元藝術，結合季節時令，以節慶形式展現，不啻為良好的活動企劃。該局的創意，奠定34年來國內藝文展演的範式。

該局除配合文復運動與舉辦文藝活動兩項業務外，也掌理電影事業的輔導與廣播電視管理等業務，並分由兩業務處專理。由於這兩項業務實不若前兩者單純，且大眾媒體管理攸關業者權益。尤在相關法令不備、政策不明，以及人為介入等多重干擾下，常引起糾紛。有關電影輔導方面，主要爭議是在外片配額與電（影、視）檢尺度等，因該業務涉及法制管理與利益分配，又執行輔導管理較為複雜，尤以電檢項目為然。再因「影片修剪」或「禁演」更攸關業者的商業利益，不得不全然承受各方壓力，成為眾矢之的。

1960年代國內電影市場幾為美片與港片的天下，國片雖不在少數，然影片內容與拍攝技術，仍亟待加強。但如何提高國片製作水準，

一直是政府與閱聽大眾的期望。據國民黨五中全會「當前文藝政策」，

要求政府應加強電影、廣播、電視之輔導，以提升影片攝製的水準。此際，監察院教育委員會對該局扶植國片、外片配額管制、電檢業務與國片攝製內容題材等，屢有意見。⁵⁹該局為此邀集國內製片商、影片商及放映業者召開「輔導電影事業應有的具體辦法」座談，決議制訂「電影法」以為規範電影製作與外片配額之法源依據。然在「電影法」未法制

58　音樂年策進委員會於民國57年3月16日成立，同時宣布該年為音樂年，公推王洪鈞為主任委員，該委員會下設教育組、研究創作組、活動組、出版組、國樂發展組、國際合作組以及音樂館籌建組、民俗音樂組、綜合組等9組，分由知名音樂家戴粹倫、蕭而化、汪精輝、張錦鴻、梁在平、鄧昌國、王洪鈞、史惟亮、申學庸等擔任各組召集人，尹雪曼擔任總幹事，並通過「音樂年工作計畫綱要」，參見教育部文化局編，《文化局的第1年－教育部文化局成立週年紀念特刊》（臺北：教育部文化局，民國57年），頁41；李文慶等編，《我們曾是文化的園丁－紀念教育部文化局成立卅周年專輯》（臺北：紀念教育部文化局成立卅週年專輯編輯委員會，1997年11月），頁58。

59　〈監委促擬定電影法，積極輔導國片〉，《聯合報》，臺北，1967年11月24日，版2；王贊斌委員對當時外片充斥，國片反受排擠的現象向文化局提出建議，要求儘速擬訂電影法之輔導國片政策，並與外國電影業者簽訂互換協定以對等輸出入，扶植國片，限制外片輸入數額，以外片發行收入的35％至50％，投資國片之用；又〈遏止武俠片的氾濫，文化局將訂辦法〉，《聯合報》，臺北，1968年6月28日，版5；〈國片腳本，事前審查，監委教委會建議，促進文化局考慮〉，《聯合報》，臺北，1969年1月18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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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前，卻在1968年5、6月間爆發「苦酒滿杯」從禁唱變為禁演、再而更名之重大爭議，此案不僅大傷業者利潤，亦暴露該局在電檢制度中，

立場反覆與政策矛盾，致喪失專業與公信。

「苦酒滿杯」案係起於臺灣光復前，一首臺灣歌謠「悲戀酒杯」。

該首歌謠後改編為國語歌，取名為「苦酒滿杯」後，風靡一時。但有關當局有感社會充斥苦酒之聲，實非健康之象，於是下令禁唱。當「苦酒滿杯」風行之時，製片業者亞洲影業以「苦酒滿杯」為片名，拍攝一部臺語片，並由金玫、丁香與江南等領銜主演，並邀謝雷客串演出。該片通過電檢上映後，大為賣座。片商眼見市場大好，開拍續集。但此時卻傳出「苦酒滿杯」將遭禁唱的消息，於是亞洲影業以臺灣歌謠原名「悲戀酒杯」作為續集片名。當「悲戀酒杯」殺青送檢，文化局卻一改先前態度表示「苦酒滿杯」禁唱，而送檢通過的「苦酒滿杯」將隨之禁演，

另新送檢的續集「悲戀酒杯」必須更改片名。亞洲影業負責人丁伯駪聞此，遂提申訴，稱前「苦酒滿杯」係經該局核發准演證，且現正在全臺 367家電影院上映，今遽遭禁演，於法不合。而該局最後裁定上映中的

「苦酒滿杯」可繼續上映，但必須更改片名，且不准借用「苦酒滿杯」

之歌曲配樂。丁伯駪曾吐露「苦酒滿杯」更改片名事小，但更換該片配樂卻是大事，估需再耗資10萬元。至於新送檢的「悲戀酒杯」，據文化局從中暗示該片名最好避用「酒杯」字眼；然最讓該公司傷透腦筋的是

「悲戀酒杯」已排好臺北上映檔期，且宣傳海報和報紙廣告鋅版，均已完竣。今竟獲主管單位要求更改片名，勢必一切重來，更延誤檔期。經過一番波折後，片商還是攝於官威，決定更名，改以當時流行曲「負心的人」為片名，但對該新片名是否能順利過關，仍不樂觀。⁶⁰這個案充分反映文化局對電檢的裁罰標準不一，且前後矛盾，枉顧法令普遍性、

一致性與比例原則，更曝露本身專業之缺陷，亦顯露其受非專業影響頗深。

又1969年8月間，外片「六日戰爭」在臺放映與否，再度掀起該局

60　戴獨行，〈一首歌與兩部片，從禁唱影響到禁映與改名〉，《聯合報》，臺北，1968年6 月6日，版5。

教育部文化局之設置及其裁撤（

1967—1973

）與外交、國防兩部的激烈衝突，該片終遭禁演。這結局無非迫使該局在

專業上讓步，亦顯示當該局本專業判斷時，仍不敵外交部的本位考量，

致喪失維護職掌與專業論述之尊嚴。雙方經6日激烈爭辯後，最後由政院高層裁定禁演收場，這無非是該局在專業上退卻之具體個案。

「六日戰爭」係描寫1967年以、阿戰爭的西奈戰役，當時以色列國防部曾動員3萬兵力，出動千餘架次的飛機、坦克協助拍攝。該片不僅拍攝技巧性佳，且戰爭場面撼動人心，又劇情寫實，呈現逼真的臨場感；再導演以極具張力的劇情手法，細緻刻劃以色列女兵內心的厭戰心理。全片無非詮釋以色列係被迫而戰，更為自己生存權而戰。此際，進口片商正積極宣傳「六日戰爭」即將上映。然在文化局進行檢查時，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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