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人類對於空間的認知通常基於兩種重要的思維機制，即中心性機 制與同心圓原理。所謂中心性（centrality）是指每個人都從自己、自己所在之家 庭、社區…出發，從而與外部世界構成同心圓環（concentric rings），這種同心 圓式的空間觀在定居或農耕民族中尤其普遍；其中，不同個人與人群所抱持的中 心性與同心圓意識（心智地圖或認知地圖），乃立基於個人對世界的認知，而這 種認知又經常是受到認知主體所處之位置與文化的影響。81同樣地，對國家來 說，其經常是從中心的角度或立場來進行戰略思考以維護國家（中心）的利益。
當每個國家的政府對其國家利益的界定及潛在威脅有所認知，從而制訂出一套具 有長期存續特性的可操作對策／回應方案，其可說是一套背後蘊含特定國家之外 交 與 國 防 政 策 的 戰 略 性 假 設 。 這 一 套 可 操 作 的 對 策 不 只 是 國 家 中 心 論 的
（state-centric），更牽涉到單一國家的世界觀，故其定義乃高度地基於外在世界 的認知圖像。82
就泰國而言，自1238 年由泰族作為主體而建立素可泰王國（Sukothai）開始，
其國家性質乃是封建領主式的，亦即國王所能直接控制的範圍僅是內圈層的畿內
80Surakiart Sathirathai, “Statement,” at The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ourism Cooperation in the Emerald Triangle, Pakse District, Champasak Province, Lao PDR, 2 August 2003.
<http://www.mfa.go.th/web/35.php?id=5229>
81張錫模，《地緣政治學講義》（高雄：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2004 年），頁 11-12。
82基本上，每個國家依其國力的強弱對於自身國家利益的界定，以及在標定對國家利益的外部威
脅外，從而提出的回應方案亦有所不同。簡單說，這有三個層次：一、地區性的（local），其 牽涉到對鄰國的評估，這是所有國家都具備的；二、區域性的（regional），這是那些渴望跨越 鄰國而投射其權力的國家（即區域性強權或潛在性區域強權）所必須的；三、全球性的（global）， 只有全球性的強權才有能力制訂此層次的對策，以利其全球權力地位的追尋。Peter J. Taylor,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New York: Longman Scientific &
Technical, 1994）, pp. 91-92.
各省（王國的核心），第二圈層的畿外省與第三圈層的臣屬國乃是半獨立的狀態。
當這些泰族王國在經濟、政治及軍事上強盛起來時，便將這種「中央—地方」關 係的內政觀念套用在對外關系上，從而建構出一種朝貢式的外交關係。可以說，
這種建立保護國（protectorate）或依附國家（dependent states）的策略乃根源於 泰國基於歷史經驗而對於周邊安全所產生的心理認知，即「唯有真正落實緩衝國
（buffer state）或緩衝社群政策（buffer communities policy）才能避免與其主要 敵人的直接對抗」。83
歷史上，泰國一直試圖能在地緣戰略上支配緬甸、寮國與柬埔寨，希望將這 些國家整合成以泰國為中心的戰略整體，就是出於這種同心圓式的空間思維。只 是，泰國的歷史企圖不僅從未成功，反而在寮、柬境內激起一股強烈的反泰
（anti-Thai）意識。19 世紀，儘管因大英帝國（Great Britain）與法國等西方殖 民強權涉入印支半島而削弱泰國對印度支那的支配，但是，曼谷當局仍然渴望成 為一個強權的角色，這種霸權式思考仍具體呈現於1930 年代末期的「泛泰族」84
（Pan-Thai）運動中。85二次大戰期間，泰國協助其東部邊境的「吉蔑伊沙拉」
（Khmer Seri）與「寮國伊沙拉」（Lao Issara）及西部邊境的克欽族獨立組織（C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 CIO）、克倫族民族聯盟（Karen National Union, KNU）
與蒙泰軍隊（Mong Tai Army, MTA）等民族獨立運動團體，亦是基於同樣的戰 略邏輯—邊疆地帶的去安定化。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泰國與周邊鄰國的 關係也隨之更為緊張，甚至成為威脅泰國國家安全的主要來源。尤其在1978 年 至79 年間，隨著蘇、越關係增進及越南加入經互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COMECON）和雙方簽署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而日益緊密；同時間，越南為達成印支聯邦的目標而入侵柬埔寨，
83Chayachoke Chulasiriwongs, “Thailand’s Relations with the New ASEAN Members: Solving Problems and Creating Images,” Southeast Asia Affairs（2001）, pp. 337-354.
84所謂「泛泰族」運動乃是披汶（Phibun Songkhram）政權所提出來的，其目的是要尋求收復「失
去的領土」與曾經是擴張的帝國組成部分的人民（包括一些非泰族的民族）。1939 年，泰國（當
時稱為暹邏）出現一波民族統一運動，當時把帶有中性民族色彩的國名—「暹邏」改為「泰國」，
其內在意義是表示泰人對華人或西方影響的控制，字面意義則是要宣傳泰國是所有「泰人民族」
的天然祖國，以達成範圍涵蓋緬甸、南中國及印度支那的「大泰國」（greater Thailand）；其中，
實現「大泰國」理想的第一個實質性步驟就是於1940 至 41 年向在印度支那被削弱的法國政府 宣戰，其結果是收復殖民時代被迫失去的柬埔寨西部與北部（即暹粒與德望兩省）及湄公河彼 岸的寮國的前「泰人」領土。這種「大泰國」的領土意識不僅延續到冷戰時代，更成為影響日
後泰、柬關係的最大變數。請參閱尼古拉斯‧塔林主編、王士錄等譯，《劍橋東南亞史Ⅱ》（昆
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42。
85Surin Maisrikrod, “Thailand’s Policy Dilemmas Towards Indo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4, No.3（December 1992）, p.287.
這些局勢發展更讓位居前線國家的泰國倍感威脅。86直至 1980 年代中期，越南 因受到蘇聯軍、經援助驟減的影響而無力負擔駐柬的龐大軍費，不得不允諾將勢 力逐步撤出柬埔寨，才為和平解決柬埔寨問題帶來契機，抒解泰國沈重的邊境防 務。可以說，冷戰時代，以軍人執政為主的泰國政府，不僅透過強調共產主義對 其國家安全的威脅來鞏固政權，同時，也藉此取得援助周邊各國之獨立運動團體 的正當性，而將其基地作為泰國與共產國家之間的緩衝區；同時，從國際體系的 角度來看，冷戰時代的泰國乃是鑲嵌於美、蘇兩大強權所構築的政經網絡中。如 此就建構出以泰國為核心的地緣戰略圈層。
1980 年代末期，儘管共產勢力的威脅因冷戰終結而不復存在，泰國對其國 家利益的界定也因隨著強調經濟和科技實力的世界新秩序的認識，無可避免地從 過去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逐漸轉向強調經濟安全。然而，過去強權主導的國際政 經體系並未因此而有利於小型國家。期間，國際上所興起的經濟區域合作的主導 權仍掌握於美、日、歐等大國手中。為平衡美、日等經濟大國在經貿、投資上對 泰國所造成的壓力，泰國勢必尋求新的市場以降低貿易對象過於集中的困境。在 全力發展經濟的前提下，泰國對外的戰略佈局自然也會因經濟發展策略的調整而 作相對的轉變。特別是，1990 年代初期，隨著泰國經濟成長的高度發展，開拓 市場的需求乃日漸急迫，穩定周邊就成為泰國的當務之急。然而，歷史發展所遺 留下來的邊境衝突問題，包括：泰南穆斯林問題、柬埔寨政府軍與反政府軍游擊 隊的內戰、寮國的內戰、緬甸政府軍與克倫族（Karens）的戰爭等仍間接或直接 地對泰國的國家安全、經濟、社會造成影響。更何況，泰國所處的印支半島向來 就是中國與印度的邊疆，過去曾深受兩大強權的文化影響，1990 年代，隨著中、
印兩國的崛起，泰國也將成為兩大強權擴張勢力範圍時的首要目標。
為了創造有利於「面向印支」經濟戰略的國際環境，泰國政府乃主動與越南 修好並與柬埔寨接觸，進而使柬埔寨問題和平解決；同時，在建設性接觸的指導 原則下，對緬甸軍事政權採取友好的途徑，以為日後泰商在緬甸投資尋求利益，
並謀求泰、緬邊境的安全。這些舉措實為後來所推展的「泰銖經濟圈」、「大湄 公河流域開發計畫」及「黃金四角」等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提供良好的基礎。相 反地，隨著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推展，特別是湄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印支各國在 經濟上的互賴日深，在發展經濟為優先的前提下，也為過去印支各國所蘊藏的政 治歷史（如人民、王朝或民族國家間的戰爭）、種族之間的競爭（如泰族、緬族、
吉蔑族、越南人等）、殖民時代所遺留之邊界問題以及當代政治文化中隱含的對 立及懷疑等引發衝突的要素，帶來和平解決的契機。
86根據當時對泰國內部菁英的調查顯示，多數人認為越南入侵並佔領柬埔寨對泰國的安全威脅可
分為幾個面向：1.沿著泰、柬邊境的軍事緊張；2.大量難民的流入；3.柬埔寨成為越南威脅泰 國的主要基地。詳細說明請參閱Sukhumbhand Paribatra,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Indochina Conflict: Thai Perspectives,” Asian Affairs（New York）, Vol.11, No.3（Fall 1984）, pp.28-46.
進入1990 年代中期，泰國的經濟發展因面臨產業結構轉型與出口減少的問 題，在擴展經濟空間的強烈需求下，泰國政府認為必須將其經濟水平線自東南亞 及太平洋沿岸地區擴展至其西邊區域，以促進政治友好及強化經濟合作關係，乃 於1997 年初提出「西進政策」。事實上，泰國過去總是將東方的亞太國家視為 貿易及投資的主要來源；相對地，印度也因其被殖民經驗而採取自立更生的政 策，導致泰國與印度之間的經濟關連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不過，在印度 Narasimha Rao 政府於 1991 年採取經改政策以及「東進政策」（Look East Policy）
之後，印度已在經濟上向世界開放，特別是對東南亞地區。這就成為泰國推動「西 進政策」的有利條件，這也是「孟加拉、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泰國經濟合作 組織」、「環印度洋經濟合作協會」等次區域合作計畫能夠順利成立的因素。
1997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因憑藉人民幣的力量而逐漸在東南亞地區站 穩其強權的地位，特別在中國展現參與次區域開發計畫的興趣之後，藉此來建構
1997 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因憑藉人民幣的力量而逐漸在東南亞地區站 穩其強權的地位，特別在中國展現參與次區域開發計畫的興趣之後，藉此來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