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果》針對「未婚媽媽」之相關題材、問題展開書寫，其寫作動機 之一，或許正如同作者所題的獻詞，清楚呈現了季季對於女性的關懷：
獻給
所有跌倒又再爬起 並繼續勇敢前行的 同胞手足（季季1979）
類似的文字，亦可見諸於《澀果》序言。以「未婚媽媽」為題材，或許一 方面在於突顯未婚女性之於已婚女性所處更為邊陲的位置、及其相應的異 端形象，藉由弱勢中的弱勢者（較諸一般女性更為不幸的女性）來強化作 家本人的關懷與鼓勵；一方面則透過未婚女性所處之特殊位置，在展示其 不幸命運的形成因果中，以之強化指向既有不公義的兩性社會之控訴力量。
7 上述初步分析的解果顯示，季季《澀果》所描繪的一系列未婚媽媽造型及其辛酸遭遇，無 疑呈現了此一現象的問題性。然而，或許作家抱持悲憫寬恕的寫作立場，同時受限於創作 背景之時代認知（譬如性別論述、研究之相關資源取得的便利性），並不願意大刀闊斧地展 開指控、採取相對激進的批判，而僅在曲折的筆法中夾帶著若干針對性別宰制者的控訴。
因此，考量這些可能的緣故，這一小節的討論顯然不適合用來評斷《澀果》或者季季文學。
對於作者出發自女性關懷的可能動機，並非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問題 乃是，一篇又一篇由女性不幸的命運所構成的《澀果》系列，是否也完全 在善良的可能動機下，真實再現了女性的命運，而非如男性筆下理論上可 能的扭曲？與此同時，書中十位女主人翁在兩性互動上的遭遇，包括愛情 與婚姻，除了少數例外如〈禮物〉，幾乎通通都是獨自品嚐坎坷、艱辛的苦 澀果實，一如書名所強烈暗示。只不過，令人好奇的也正在於此：呈現女 性不幸的命運，是為了什麼？是否是一種指向特定對象的控訴？如果是的 話，那麼，《澀果》系列的這些控訴，究竟指向何方？控訴著什麼？
透過前一小節的初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澀果》各篇作品在女性不 幸命運與性別宰制意識型態的必然關係上，並未形成完全相同的結果。換 個方式來說，這些品嚐苦澀果實的女主人翁，其不幸命運的主要癥結並非 通通來自於男性宰制。初步看來，除了〈傷春〉中的宜宜、〈熱夏〉中的如 玉、〈秋割〉中的水月、〈菱鏡久懸〉的秀桃與〈禮物〉的金鳳之外，其不 幸命運的構成，在各篇小說裡頭這些主要癥結顯然指向其他因果。譬如〈愁 冬〉、〈苦夏〉中始亂終棄的男子對於責任之逃避，〈遺珠記〉裡頭鄰居的強 暴，〈澀果〉男方家長基於經濟因素的考量，〈初夏〉中由於處女懷孕與「常 識」之落差所形成的誤解。
姑且不論其控訴的因果對象，呈現女性「不幸的命運」，不論是強暴案 件的受害者，還是慘遭始亂終棄的女子，或者是遭到誤解的冤屈女性，當 然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控訴力道：以之能夠揭露出特定社會結構的邪惡與不 公義。然而，這類勾勒女性不幸命運的作品，透過賦予女性以弱者、受害 者、犧牲者位置，其控訴力道的形成，不僅在邏輯上清楚指向不公義的社 會，從而也透過其相關於兩性互動的敘事形式，遙遙指向異性別的宰制。
設若如此，則我們將可以看到，可能的控訴指向與實際書寫結果分析之後 的某些落差。當然，如果我們可以滿足於單純的控訴之呈現，那再多的分 析、討論也還是沒什麼意義可言。然而，相較於單純控訴之提供心理層面 的滿足，其與一針見血、直指罪惡核心使得黑手無所遁形的控訴，顯然還 是存在一些差異的。畢竟，單純呈現問題與進一步展示問題之所以形成的 因果，顯然是不相等同的。撇開心理暗示層面的意義不談，單純女性不幸 命運的展示、呈現，不見得具有控訴性別宰制必然性，同樣的，特定類型 亦不見得能夠分析出這樣的關連，譬如同樣處理了強暴故事的〈遺珠記〉、
〈熱夏〉與〈菱鏡久懸〉。
話說回來，即使這道理看起來清楚，但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一部份基於 特定意識導向之詮釋 8，在作家作品的研討上，往往並未理會其間的差異；
或者在積極陳述性別政治正確性之際，忽略了實際的文本而各自發揮；甚 至滿足於性別宰制之控訴、滿足於女性異質視野之推崇、滿足於女性獨立 自主之歡呼，從而在愉悅的耽溺中遺忘了真正的公義社會尚未到來；又或 者是不自覺地將人們引導向某個虛無的、想像的天堂。
比方說，對於女性愛情題材書寫的詮釋。范銘如在〈由愛出走──八、
九○年代女性小說〉中，即非常清楚地突顯了在女性意識導向的研討下，
八、九十年代女性小說中的愛情書寫，在顛覆既有性別宰制、甚至強化女 性自主性脈絡上的關鍵意義。援用Elaine H. Baruch 的論點，所謂即使是看 起來保守的通俗愛情小說，女作家都可以「偷渡更平衡合理的性別關係」，
范銘如以此嘗試論證女性作家的愛情書寫之於女性解放、女性自主意識的 重要性，從而自也是針對男性「閨秀文學」觀點的批判：
女性創作的愛情小說是女性對社會期待的再詮釋，也許是同意，也許 是質疑。經由這個最普遍的題材，女作家檢視與切身最密切的經驗，
立 即 而 廣 大 的 讀 者 回 響 正 表 示 許 多 人 同 樣 關 心 她 們 亟 於 探 索 的 議 題。……與其將女性書寫與閱讀愛情小說視為對愛情的耽溺，不如將 其視為是對兩性關係的審思與操縱的渴望。畢竟，知識即力量，愈擁 有知的奧秘，愈擁有掌控的勝算。因此，八○年代女性大量、多樣地書 寫以愛情為主題的小說，不代表她們逃避、消遣，更不代表其「天真 無知」；相反地，它意味著女性自主意識的抬頭，她們企圖由愛情中解 碼，找出成為兩性私密關係裡主導、強勢的奧義。（2002：155~6）
愛情題材書寫中是否存在有所謂的「更平衡合理的性別關係」，顯然是其中 關鍵性的判準。然而，針對蔣曉雲、袁瓊瓊、蘇偉貞、李昂、廖輝英、蕭 颯等相關作品的討論，卻讓人不無困惑，所謂「她們的發聲」、「文本流露
8 意識導向的作家研究、文本批評，自有其可觀之處，特別是在突顯特定意識內容的取向上。
然而，過度著眼於特定意識之論證、印證之際，顯然有可能放大研究對象中的要素，或者 逕行忽略某些不合、無關之成分。本文只是藉此提出一些可能的商榷，並非針對任何特定 研究類型、特定研究者。
出對女性主體性的焦慮摸索」，何以能夠標誌著「一個嶄新的性別時代的來 臨」（166）？不管是蔣曉雲、袁瓊瓊的嘲諷浪漫愛情的陳腔老套，還是李 昂〈殺夫〉、廖輝英〈油麻菜籽〉、蘇偉貞〈陪他一段〉，我們看到的卻都是 既有兩性關係的惡質面、黑暗面。難不成蘇偉貞作品中所塑造的以愛情為 生命唯一的取向，或者李昂作品中林市象徵式的戲劇行動，正是新時代更 平衡合理的性別關係圖像？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嶄新性別時代的來臨，
是否實際只是控訴書寫類型的另一種誇大？問題因而是，這樣的誇大詮 釋，除了的確有其認知既有宰制的邪惡、揭穿假象的歡呼喜悅之意義外，
終究並不等同於新時代的到來、性別宰制已經革命成功。相對地，恐怕多 少會造成後續的誤解，讓人誤以為更平衡合理的兩性關係已經實現。
換個角度反過來看Elaine H. Baruch 的論說，書寫愛情之於女作家，雖 然可以在被視為「保守」、「愚蠢」的通俗愛情故事中，偷渡激進女性意識 的元素，但與此同時，也大有繼續複製性別宰制者浪漫愛情神話的可能性，
而後者恐怕佔據了更高的比例也不一定。當此之際，一個混雜激進與保守 的愛情文本，顯然只能透過閱讀者、批評家的詮釋活動來加以釐清了。很 不幸的是，一般讀者並非全都具有類如批評家早在閱讀、批判活動展開之 前即已建立起來的女性意識觀點。如此一來，回響云云卻又如何？而更平 衡合理的性別關係，又是否會淪為批評家言談中的虛構天堂？
再如同針對女性視野、特質的呈現之相關詮釋，往往在展示女性的特 定視野之餘，亦即不同於男性宰制者的異質觀點、特殊存在，進一步推崇 界線（有關乎性別的規範禁忌、倫理道德）之跨越與身份之流動，從而強 烈暗示著若干去中心、多元化、多樣性、甚至於「後現代性」的高度讚揚。
相較於刻版化的所謂雄糾氣昂、動則呼喚家國民族人類宇宙之男性文學或 者理體中心的書寫，這種強調多元、異質、流動、瑣碎細節、細膩感與感 性成分的另類書寫，當然有其可觀之處，也有其反擊男性宰制文化的意義。
所謂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自然並非一無可取，尤其是其 針對現代性，或者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的生活方式、文化意識型態，甚 至延伸現代主義哲學對於傳統權威、工具理性之批判，所展開的一連串反 思，自有相當豐富的成果。然而，「後現代性」相關論述，亦存在有其值得 探討的複雜面。當我們不斷強調異質紛陳、眾聲喧嘩，在時代多元化蔚為 主流的今日，當然符合時代之潮流，而個體與個體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
物種與物種之間，也的確能夠在多元、共存的前提下，化解掉許許多多無 謂的非我族類之異己殘殺、血腥衝突。只不過，當此類論述日漸遠離其衍 生之歷史脈絡之際，隨之而來的往往是將異質、多元進一步加以絕對化（只
物種與物種之間，也的確能夠在多元、共存的前提下，化解掉許許多多無 謂的非我族類之異己殘殺、血腥衝突。只不過，當此類論述日漸遠離其衍 生之歷史脈絡之際，隨之而來的往往是將異質、多元進一步加以絕對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