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教育部已經提出《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但是媒體素養 教育的優先性（priority）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其實不無疑義。如同
Hobbs（1998: 2）所指出的：「媒體素養不是新的學術領域，媒體素養 也不是只與電視有關而已，這是資訊時代的素養」。但也何只資訊？處 於當前地球污染嚴重、臭氧層出現缺口的時刻，人類更應該提高環保素 養；除此之外，民主發展常常令人擔憂，這又直接影響媒體改革的政 策，因此民主素養也不容忽視。進一步的說，更根本而且優先的應該是 生命素養，藉以全面提升人類對於生命意義的認識與開創。因此在當代 探討素養，不應只是針對資訊，就像媒體素養學者 Olson（1977）所指 出的：媒體素養應該歸到多元素養（multi-literacies）的一環之中。由此 可知，當代人所需要的素養，其實是獨立思考的能力，未必與媒體有 關。就此而論，教育部特別看重媒體素養，未必恰當。即便針對媒體素 養，在建構理論基礎時也不應該忽略言論自由的論述。
關於理論基礎，媒體素養運動從 1930 年代開展至今，雖然已經有 了蓬勃的發展，在落實為具體的政策與行動上也頗有收穫，然而，既有 研究多為應用性的論述，鮮少有關於哲理性的探討。究竟媒體素養的理 論基礎是什麼？檢視既有的一些學術文獻，似乎仍然欠缺這方面的深刻 論述。
吳翠珍（2004: 837）曾經強調：「建立理論辯證的媒體素養與教育 方能成就可長可久的學術領域」。她進一步指出，其中最迫切的是檢視
「首先，媒體教育為一知識領域（knowledge domain）嗎？內涵為何？
接著，媒體教育為一實踐（practice）嗎？實踐了什麼？又解決了什麼 問題？」
就實踐而論，媒體素養確實已有頗多收穫；至於是否構成知識領 域，則必須從理論出發去加以建構。關於這點，如同知名的權利學者 Milne 所指出的：歷史上許多重要的政治性宣言與文件，其實都沒有對 於概念與理論進行縝密的分析與審視，這是「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實用性
的和政治性的，而不是學術性的和哲理性的」（Milne, 1986∕夏勇、張 志銘譯，1995: 1）。這樣的困境，不只存在於歷史宣言與文件，似乎也 出現在當代關於媒體素養教育的論述上。
吳翠珍（1996）指出，大多數與媒體有關的素養定義都是為了個別 領域的需求而給予界定，然而，各個領域之間並沒有共識基礎。究其原 因，正如 Debes（1969）所說，乃是因為欠缺中心的理論基礎，因此各 種不同的界定才會猶如「阿米巴原蟲的假足伸向四面八方」。
本文認為，媒體素養應該從言論自由尋求理論基礎。因為從言論自 由的角度對於媒體素養加以檢視，不難發現，在媒體素養存而不顯的假 設中，其實包括了諸多對於言論自由的質疑與挑戰。這些質疑與挑戰，
未必會顛覆言論自由的正當性，但確實突顯了大眾媒體時代的言論自由 存在著許多必須加以修正並且深入論述的空白之處。
在理論缺位的情況下，也難怪媒體素養會存在著若干有待商榷的主 張，甚至引起前述「先改造人類之後乃能改造媒體環境」的批評。事實 上，媒體產業結構的改造，相較於全面推動媒體素養教育、並且還要使 所有公民都盡可能變成優質的閱聽人與媒體生產者，兩相權衡，似乎後 者的難度明顯更高。更何況，當媒體科技進步，特別是當此時代，龐大 規模、高度分工的生產模式，早就已經取代獨立個體手工的生產模式，
媒體素養教育卻希望「提供個人或團體媒體製作與傳播的技術能力」（
教育部，2002: 13），這就宛如在當前跨國財團橫行的時代，卻指望公 民透過自己開設小店鋪以權充抗衡力量，恐怕難以真正奏效。
對於前述的諸多質疑，媒體素養教育必須從哲學與理論基礎出發，
特別是回歸言論自由的論述，才能提供一套完整而嚴謹的解答。這些質 疑也是關心媒體素養教育與言論自由的學者都不能迴避的課題，未來必 須進行研究的包括以下三個領域，而相關的思辯與解答恰恰可反映前述
的媒體改革與媒體教育兩種途徑：
首先，一般民眾處在當前大眾化、市場化、商品化的各種新興媒體 之中，究竟獲得了什麼樣的資訊？是真理或是誤導？針對媒體的資訊品 質，從言論自由出發如何改善？是進行徹底的媒體改革？還是訴諸自營 小店鋪式的媒體生產？如果難以改善，這些研究成果也可作為媒體素養 教育立論的根據。
其次，面對更具聲光效果的資訊爆炸，現代人的理性是否真的足以 因應？包括圖像與影像等表達形式，是否關乎真理？又如何影響了人的 認知與思考？如果言論自由的論述難以在此適用，則可改由媒體素養教 育來思考如何因應。
第三，相較於傳統的言論自由是從說者（speakers）的角度出發，
讓人人得以暢所欲言，新的研究應該試著從受眾（audience）的角度來 思考如何矯治言論的市場結構。Chafee（1941: 559）早就預言，未來言 論自由所面臨之最重要的議題，將是要求政府採取積極作為以促進言論 或意見之表達。此一論述，不該只是用於接近媒體使用權，而該進一步 擴展到從受眾角度來建構言論的應有結構。從受眾角度建構言論市場，
這不僅是言論自由應該關切而較少關切的面向，也是媒體素養教育最該 啟發的觀念。
註釋
1 對於 media literacy 的中文翻譯，主要有媒體素養與媒體識讀兩種 譯文。就字面意義而論，識讀的意涵似乎比較消極，只是認識與閱 讀，加上教育部也使用媒體素養，因此本文統一使用媒體素養一 詞，但是引用文獻時對其他原有用語則不予更動。關於媒體素養的
用語，支持者對之常表讚揚，例如吳翠珍（1996: 1-2）就認為使用 素養一詞「備受揄揚」，反對者則認為有語意模糊與用語艱澀的缺 點，徐佳士教授就曾於《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草案在國父紀 念館舉行的北區公聽會上指出，媒體素養的用語不夠白話，恐怕難 以推廣。
2 《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規劃與草擬人員，是由陳世敏、吳 翠珍召集，王念慈、吳知賢、李明芬、李昆翰、徐美苓、周韞維、
楊益風、蕭昭君等共同規劃。
3 欠缺理論或是哲學基礎，其實是許多知識領域的共同窘境，單以傳 播學界為例，除了媒體素養教育之外，公共關係學也有此一缺憾（
賴祥蔚，2004）。
4 提及辯證法，多數人會經常想到的是黑格爾（Hegel）或是馬克思
（Marx）等人，其實早在古代的希臘時期就已經有了辯證法的存 在，黑格爾曾經說柏拉圖（Plato）發明了辯證法。事實上，辯證 法這個字在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之前，已經有人使用。關於辯證 法的內涵，從希臘時期至今，不同時期、不同思想家的詮釋頗有歧 異，各成一家之言。本文的主旨不在於辯證法內涵之研究，因此不 在這裡深入探討。
5 關於條文中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二者，究竟是同一權利或不同權 利，目前尚無定論。林子儀（2002）認為二者是不同權利，賴祥蔚
（2006）則認為二者並非不同權利。
6 教育部公佈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內容，在這個部份有兩 處手民誤植之處。第一處是原文乃「晚近被提出的的」，多了一個
「的」字；第二處是原文提及「美國健康教育」（Health People, 2010 ） ， 這 指 的 應 該 是 美 國 衛 生 福 利 部 提 出 的 政 策 白 皮 書
《Healthy People 2010》，英文拼字有誤。
7 《國富論》為通稱，該書的正式名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 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8 entitlement 雖然也有人翻譯成權利，但其位階與 right 所指涉的權 利，其實頗有不同，不宜混淆，更不宜未加區別就直接並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