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素養與言論自由的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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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與言論自由的辯證

賴祥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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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06 年 11 月 4 日；通過日期：2007 年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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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 年 10 月 24 日，教育部正式公佈《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儘管相關運動的發展非常蓬勃，但是綜觀教育部的政策白皮書，對於理論基礎的陳述其實相當有限，只有區區數十字而已，留下許多討論的空間。對於媒體素養的研究與論述，即便學術界也算不上豐富。在僅有的學術文獻當中最為欠缺的部份，或許也是對於理論基礎的疏於關注。雖然在教育部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指出其理論基礎是「健康社區」，但是類此媒體議題，必然都可以回歸到言論自由的論述。本文之目的，正是檢視並探討媒體素養現有與應有的理論基礎，試圖進行媒體素養與言論自由的辯證，從言論自由的論述出發，去思索並且回應媒體素養的訴求。關鍵詞：自由市場、言論自由、素養、媒體、媒體識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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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2002 年 10 月 24 日，教育部正式公佈《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1 環顧亞洲各國政府針對媒體素養政策白皮書的公佈，我國堪稱領先。《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指出，媒體儼然已經成為國內青少年及兒童的「第二教育課程」，甚至有取代學校的趨勢。因為青少年與兒童接觸媒體的時間（包括網際網路、電玩），已經超過在中小學教室上課的總時數，如果說媒體是第一教育體制而非第二教育體制，亦不為過。正因如此，在教育部公佈白皮書之前，早有來自於學界與基金會等非營利組織的旺盛民間力量，持續推動媒體素養運動。在各種自發的民間力量之中，比較知名的包括國立政治大學的傳播學院在 1999 年成立媒體素養研究室；富邦文教基金會在 1999 年投入媒體素養教育；成立於 1992 年的電視文化研究基金會也在 2000 年改組為媒體識讀教育基金會。在這許多力量的鼓吹與推動之下，教育部在 2002 年 1 月委託富邦文教基金會企畫編輯《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經過了四個多月的討論與規劃，以及北、中、南、東一共四場公聽會的集思廣益，終於在同年 10 月公佈。2 白皮書包括了三個部份：第一部分是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壹、媒體是第二教育課程，貳、我國媒體現狀，參、國際媒體教育現況，肆、媒體教育與國家的未來發展；第二部份是媒體素養教育的願景，包括：壹、建立健康媒體社區，貳、推動媒體素養終身教育，參、提昇國民媒體素養能力，肆、建構具體有效策略；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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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媒體素養教育的政策，包括落實法令、課程教材、研究推廣等十一個子題（教育部，2002）。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黃榮村更公開宣示，要將媒體素養融入九年一貫教育，並且還要延伸至大學教育乃至於成人教育（黃榮村，2002）。儘管相關運動的發展非常蓬勃，但是綜觀教育部的政策白皮書，對於理論基礎的陳述其實相當有限，只有區區數十字而已，留下許多討論的空間。對於媒體素養的研究與論述，即便學術界也算不上豐富。檢視國家圖書館的「中文期刊篇目索引影像系統」，大約從 1990 年代開始，國內的學術期刊才開始出現相關的學術論文（吳翠珍， 1996, 1998；梁朝雲，1997）。在僅有的學術文獻當中，最為欠缺的部份也是對於理論基礎的關注。吳翠珍（2004: 834）曾指出除了少數碩士論文之外，多數文章對媒體素養的理論都著墨不深。其實即便是相關的碩士論文，在理論的探索上也尚有不足，這是因為他們所能回顧的教科書等文獻，其實也很少談到理論，例如長年研究媒體暴力的資深學者 James Potter 在他寫成於 1988 年、多次再版、目前最新版本為 2005 年版的 Media Literacy 一書就完全未對於理論進行探討。至於國內的媒體素養 教科書，多數也都欠缺對於理論的介紹或探討。其中關鍵，或許正如 Len Masterman（1985）在回顧英國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媒體教育的理論主要都是從實然面去尋求可以接壤的相關理論，終究欠缺由應然面著力的學理支撐。3 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對於理論基礎雖有指涉，卻始終都未言及言論自由。這無疑是非常有趣的現象。因為所有媒體議題其實與言論自由的論述之間都脫不了關係。更何況，細查媒體素養的若干論述，不僅與言論自由的立論有所出入，更可能已經從根本上挑戰了言論自由的基礎。因為言論自由的基本假設乃是接納市場中的所有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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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媒體素養教育的出發點卻是對於市場中的媒體言論所抱持的不信任態度，這正是兩者不相容之處，必須深入探究。即便言論自由遭到媒體素養教育的潛在挑戰，對於二者而言其實未嘗不是好事，反而可能因此帶來深化論述的契機。事實上，各種思潮與哲學的演化，往往都是在彼此的攻防激盪出更精采的火花。至於思潮攻防的方法，早在兩千多年前的希臘時期，就已透過辯證（dialect）方法來逐步推進。4 辯證法的原本字義是談話的藝術，後來轉化為透過交談與辯論的問答方式，對於受到關切的概念，逐步加以澄清，藉由陳述、質疑、以及重新陳述的方法，進一步掌握事物的真正本質，這也正是所謂的「正、反、合」邏輯形式（石之瑜，2002）。本文之目的，正是要檢視並探討媒體素養現有與應有的理論基礎，藉由對於媒體素養與言論自由的理論關係進行辯證，以便從言論自由的論述基礎出發，去思索並且回應媒體素養的訴求。全文共分四個部分：首先說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並交代全文架構；其次檢視媒體素養的意涵與理論基礎；再者討論媒體素養對言論自由的質疑與挑戰；最後總結全文。

貳、媒體素養的意涵與理論基礎

一、媒體素養的意涵

關於「素養」（literacy）一詞的意涵，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指出：「素養一般指的是語言文字的聽說讀寫能力，……通常是義務教育最主要的內涵（教育部，2002: 13）。」由於聽說讀寫層次的素養，已經不足以應付當前的環境與局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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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有媒體素養的出現。媒體素養運動的領袖 Considine 就引用知名教育家 Ernest Boyer 的話指出：「單純的讀寫已不足夠，學生必須變成有素養者（literate），以便了解視覺訊息，……從而得知如何指出原型、隔離刻板印象、並且分辨事實與宣傳」（Considine, 1997: 243-244）。 Kress（1992: 193）就對於素養賦予更豐富的意義，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從一個符號系統譯碼至另一個符號系統；二是一個特定的符號系統的獨特精神、物質、以及意義形式的呈現與記錄系統；三是意義製造與再造的可能性，而且此一可能性的產生，乃是媒體特色以及符碼的效果。除此之外，更有「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一詞的提出。關於媒體素養的意涵，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並未直接給予明確的定義，只是提及「媒體素養教育是一種『優質公民』的教育，目的是要造就民主社會中，對無所不在的資訊具有主體意志、獨立思考的公民。這種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人民兩種能力：釋放（liberating）和賦權（empowerment）」（教育部，2002: 11）。美國最資深的媒體素養專業組織—成立於 1953 年的「全國電訊媒體委員會」（The National Tele-media Council, NTC）－為媒體素養下的定義是：「近用、分析、評估以及創造各種印刷與非印刷媒體形式的能力（Heins & Cho, 2003）。」

James Potter （ 2005 ）認為：「媒體素養是一組視角（ perspectives），當我們曝露於媒體時，可供用以積極詮釋（interpret）所接觸到訊息的意義。這些視角是從知識結構中獲得建造」（p. 22）。因為所有的媒體訊息其實都是透過詮釋而得，Potter 進一步指出包括四個面向：認知（cognitive）、情緒（emotional）、美學（aesthetic）、以及道德（moral）等（pp. 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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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來看，最近幾十年以來，先是電影、繼而電台、再轉為電視素養（吳翠珍，1996），乃至於當前的媒體素養，一路走來，各界提出過許多不同的意涵與定義，至今尚未定於一尊。關於媒體素養的定義，陳世敏（2005: 7）認為：「最關鍵的文獻則見於美國『亞斯平協會』（ Aspen Institute）在 1992 年舉辦的一次『媒體素養精英會議』上，由與會者共同界定『媒體素養』為『以多種形式去近用、分析、評估、製作媒體的能力』（The ability to access, analyze, evaluate, and crate media in a variety of forms.）」。

媒體素養之所以獲得重視，有其緣由。回顧媒體素養的歷史發展，美國媒體素養的先驅組織，是在 1930 年代由一群教師與公共廣播先驅者所組成的「威斯康辛更優廣播協會」（Wisconsin Association for Better Broadcasting），以便提升受眾對於廣播節目的認知、批判性評估、與鑑賞（Brown, 1991: 174-175）。此一組織正是前面提及之 NTC 組織的前身。

在各界陸續提出對於電影、廣播等各種電子媒體的質疑與批判之後，美國的媒體素養教育，終於在 1970 年代揭開了序幕，當時第一批關於批判性思考的課程，被引入了若干學校（Heins & Cho, 2003）。至於美國聯邦政府對於媒體素養的資助與推動，從 1978 年卡特總統的任內正式開始，但同時也伴隨著若干認為相關課程耗去可觀預算卻無具體成效的批評，因此在 1982 年宣告終止，然後又在 1980 年代末期與整個 1990 年代重新獲得重視（Heins & Cho, 2003），在這個階段的一個重要的里程碑，就是前面提過的亞斯平協會在 1992 年所發起的「媒體素養精英會議」，以及會後所編成的報告（Aufderheide, 1993）。由於 1990 年代社會各界對於兒童與教育議題重新展現興趣，在其影響之下，媒體素養運動也有可觀的發展，並且紛紛被各州納入正式教育（Ho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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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到了 1990 年代晚期，幾份重要的學術期刊陸續都推出了媒體素養專刊，其中還包括由「國際傳播協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發行、被選入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Heins & Cho, 2003）。

相較於美國經驗，英國的媒體素養發展更值得一提，特別是英國常被認為是媒體素養教育的發源地（Heins & Cho, 2003）。Masterman（ 1985）認為英國的媒體教育可以分成四個階段：1930 年代至 1960 年代是發軔期，強調對媒體的免疫，繼而是 1960 年代至 1970 年代的強調品味區辨，再次是 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的轉向理論，然後是 1980 年代以後的探尋閱聽人主體性。

早在 1929 年，倫敦市教育局在其出版的《教師建議手冊》（

Handbook of Suggestions for Teachers）中，就已針對被其認為是低水準

的早期電影，要求教師給予兒童在評估與抗拒方面的明確訓練，以便加以因應（Brown, 1991: 56-57）。

F. R. Leavis 在 1933 年出版的 For Continuity 一書，更被媒體素養運 動的領導者 David Buckingham（1988: 34）認為是「第一個可供學校內進行大眾媒體教育的系統資料」，可以幫學生「武裝」起來對抗大眾媒體的錯誤與腐化的不良影響。

1980 年代後期，英國的教育科學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在 1989 年正式將媒體素養納入教學系統，同年並在著名的

The Cox Report 這份報告中指出：媒體素養教育的目標在於「創造更為

主動與具批判性的媒體使用者，使其將可要求、甚至可以對媒體產品做出更大範圍與更多的貢獻」（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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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1982 年在德國舉辦的「媒體教育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dia Education）。來自 19 國的代表提出「媒體教育宣言」（Declaration on Media Education），呼籲各國支持媒體教育計畫，範圍從學前到大學、甚至成人教育（UNESCO, 1982），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84 年更出版媒體教育的專書（Morsy, 1984）。在 1999 年的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維也納會議中，來自 33 個國家的代表又共同強調：「媒體教育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藉以獲得表意權利與資訊權利的權益（entitlement），也是建構並維持民主的工具」（Kubey, 2003）。關於媒體素養教育的完整輪廓，Considine（1999）認為大眾必須知曉以下六個項目：媒體是建構而成（media are constructions）、媒體建構有商業目的（media constructions have commercial purposes）、媒體訊息包括價值與意識型態（ media messages contain values and ideologies ）、媒體訊息有社會與政治性後果（ media messages hav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媒體各有獨特的美學形式（each medium has a unique aesthetic form）、閱聽人可交涉自己的意義（ audiences negotiate their own meaning）。

長年致力媒體教育運動的「英國影片協會」（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FI）認為媒體教育的內涵應該包括六大項目：媒體組織（ media agencies）、媒體類型（media categories）、媒體科技（media technologies ）、媒體語言（ media language ）、媒體閱聽人（ media audience ）、以及媒體再現（ media representations ）等（ Bazalget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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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例如台灣的白皮書就先強調英國的媒體教育以媒體文本生產者、媒體文本形式、媒體文本的產製、閱聽人對文本的理解、目標閱聽人、文本與再現等六個面向作為內涵，繼而強調公民應具的媒體素養，包括瞭解媒體訊息內容、思辨媒體再現、反思閱聽人的意義、分析媒體組織、影響與接近使用媒體等五項能力（教育部，2002）。由此可知，媒體素養之所以在 1930 年代開始陸續受到提倡，並在二十世紀的中、晚期更受重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興起之後，對於兒童、少年、甚至成人都產生了重大的影響。進一步來看，如同 Considine（1997: 243-244）所說，大眾媒體的另一層角色：在型塑公共認知與公共決策上的影響，更是不容忽略。回顧來看，媒體素養的興起與電子媒體的興起有關，隨著不同的電子媒體而有不同的關切。至於其意涵，在過往的這段時間，也經歷了不同的階段。美國的媒體素養從保護（ protection ）與防疫（ inoculation），進展為釋放（liberate）與賦權（empower）；英國的媒體素養則是從保衛菁英文化、欣賞流行文化、進展為可以從媒體中獲得釋放與賦權（Masterman, 1997）。 Buckingham（2003）更指出媒體素養典範的七項變化：內涵從媒體教育變成媒體素養教育，主要思想從保護與免疫變成生涯準備與傳播權利，媒體理論從大眾文化論變成媒體生態論，文化定義從精英文化變成所有生活方式，教育目的從對抗媒體變成與媒體共生，教學從分析與批判媒體內容變成參與內容製作與影響媒體產業，閱聽人角色從消費者變成公民與生產者（陳世敏，200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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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素養的理論基礎

媒體素養之所以獲得重視，乃是因為對於電子媒體的興起感到憂慮，並且表現為幾個方面的關切。最常被提及的是對於兒童、青少年、甚至成人，因為接觸電子媒體而受到負面影響的關切。除此之外，其他的關切還包括民主等，這是由於電子媒體的影響力對於民主而言乃是相當重要的決定力量，因此也引起了必須藉由媒體素養來建立公民技能、提昇民主的關切（Hobbs, 1998），《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也指出媒體素養「可以強化民主社會的健全發展，……是一種『優質公民』的教育」（教育部，2002: 11）。在各種關切之中，最常被提及的還是媒體對於兒童與青少年的不良影響，這樣的憂慮自非杞人憂天，因為電子媒體挾其視覺傳播的特性，可以輕易穿堂入室，進入家家戶戶，擄獲兒童與青少年的注意力。這樣的威力，自然不是必須先學習識字乃能閱讀的印刷媒體可以相比，後者具有識字門檻，可以有效地預防兒童與青少年的接觸。正因如此，Neil Postman 在 1983 年出書時，直接就以《童年的消 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作為書名，因為 Postman 認為 自從電子媒體興起並長驅直入大眾家庭之後，天真無邪的童年就已不復見。其實在此之前，已有 Elkind（1981）提出類似主張，其後又有 Winn（1984）、Meyrowitz（1985）、Sanders（1995）、Steinberg 與 Kincheloe（1997）等人持續呼應，甚至認為威脅不只來自新興的電子媒體，還有更新的網際網路。對於新興媒體的憂慮，催生了一些主要的因應方法，包括兩種雖不相同但卻未必互斥的途徑，途徑之一是推動媒體教育，途徑之二則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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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媒體結構直接進行改革。前者衍生出媒體素養的論述，後者則引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賴祥蔚，2002）。在關注媒體產業結構與關注媒體內容兩種理論間，確實存在哲學上的巨大鴻溝；不僅如此，對於媒體素養的倡導者而言，關於媒體所有權的結構議題，也是其主要挑戰中的一項（Heins & Cho, 2003）。

然而，直接檢查或者管制媒體，可能引起實務與理論上兩種層次的爭議。在實務上，是媒體所具有的龐大政經勢力，委實難以輕易撼動，更可能引來媒體的強力反擊；至於理論上，則是任何檢查或者管制媒體的措施，都不免會引起關於打壓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憂慮。支持媒體素養教育者就認為，提倡媒體素養恰恰可以緩解媒體檢查或是管制所可 能帶來的壓力，特別是對於憲法增修條文中有《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的美國而言，訴諸媒體素養此一途徑，更可以避免因

媒體檢查或管制而危害憲法條文的價值（Heins & Cho, 2003）。相較於此，媒體素養教育則引來「先改造人類之後乃能改造媒體環境」的批評。

《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價值之一，正是本文將要關切的言論自由（the freedom of speech）。1789 年通過並於兩年後生效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不得……立法剝奪言論自由或出版自由」（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s…...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Alstyne, 1982: 108-109）。5

儘管如此，美國政府從未否定媒體管制的功用。一份美國政府的報告就特別指出：應該跨部會推動媒體素養教育，不只教育部必須參與其中，聯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聯邦貿易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也都該參與；這份報告鼓勵把對媒體的抱怨信寄到 FCC，因為後者有權發放或取消廣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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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U.S. Dept. of Justice, U.S. Dept. of Education, & U.S. Dep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1993）。

除了美國，歐盟所採取的立場，也是管制與媒體素養兩種途徑並行。一份歐盟發出的指令（Directive）就指出：所有的視聽內容，不論其平台為何，舉凡廣播、電視、網路、甚至行動通訊設備，都應適用一些基本的規範，包括：未成年人保護、禁止煽動怨恨、提供媒體提供者識別、提供商業傳播識別、禁止偷渡廣告、對置入性行銷與贊助有清楚規則、對酒類或以未成年者為對象之廣告內容的限制。該指令建議媒體管制與媒體素養兩種途徑並行，但並未提議採取立法措施來對視聽服務的提供者強加限制，而是相信自律分級與媒體素養就可以落實前述議題（Reding, 2006）。從此一指令可以看出，歐盟是從言論自由的角度在思考媒體素養教育。至於政府推動媒體素養的理論基礎何在，教育部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指出：我們提出的理論基礎是「健康社區」（Healthy Community）的概念為理論核心。「健康社區」是晚近被提出的一個健康教育哲學，也是美國健康教育的理論基礎（教育部，2002: 12）。6 白皮書指出：健康社區的理論精髓，在於把健康問題建築在社區文化和社區組織的結構上，認為健康不再是個人責任或個人歸因行為；個人所組成的社區文化、社區環境、社區結構，要共同為個人的健康負責（教育部，2002）。相對於國外媒體素養運動乃是訴諸避免侵害言論自由的主張，來探討並推動媒體素養教育，台灣的教育部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中卻只點出其理論基礎是「健康社區」，通篇都沒有隻言片語提及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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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針對媒體檢查與管制以及媒體素養教育兩種途徑而論，究竟訴諸媒體檢查與管制的途徑，是不是一定就會危害言論自由？這一點有待另文深入討論，至於媒體素養教育，果真就與言論自由的論述完全相容嗎？從言論自由出發，又應該如何來看待媒體素養教育？這是本文在此想要探討的重點。以下本文將先檢視言論自由的論述，從而再對媒體素養所帶來的言論自由挑戰，進行初步的探討。

參、媒體素養教育對言論自由的挑戰

一、言論自由的學理

關於言論自由理論的系統論述，首先是由英國著名思想家、詩人、國會議員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所開啟。言論自由的濫觴，有其歷史背景。回顧 1538 年，英國國王亨利八世因為擔憂不良的思想會隨著出版品而散佈，於是決定採取出版特許制。1641 年出版特許制受到清教徒革命的影響而失效，1643 年國會又重新通過採取出版特許制。隔年，彌爾頓在國會發表公開演說，公開倡議言論自由與出版自由都不應該受到政府的事前審查等限制（Hocking, 1947: 3-6）。彌爾頓指出，因為人天生就有理性，可以辨別是非對錯，所以各種觀念在自由市場中經過公開的討論之後，真理終將在最後獲得勝出，這正是言論自由與出版自由都不應該遭到限制的理由（Milton, 1946）。彌爾頓的演說，後來未經政府特許就整理成《論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一書出版（賴祥蔚，2006），其論點在十八世紀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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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Erskine 的宣揚而廣為流傳，並在十九世紀藉由 John Stuart Mill 的論述而成為具有個人權利色彩的理論（Gabb, 1989）。1919 年因為美國大法官 Holmes 指出：至高之善唯有透過「觀念的自由交換」（free trade in ideas）才能獲得，成為知名的「觀念市場理論」（marketplace-of-ideas theory）（林子儀，2002: 20）。當代憲政學理認為言論自由具有三種主要價值，一是追求真理，二是健全民主程序，三是實現自我（林子儀，2002；Emerson, 1980），而且這些價值彼此之間互相依存、不可或缺（Emerson, 1980: 422-423）。儘管包括追求真理在內的價值體系，都還存有若干理論上的缺陷，但是這些主張對於美國聯邦最高法院仍具有重要影響（林子儀，2002: 57）。彌爾頓一開始所倡議的言論自由與出版自由並非全無保留，例如對於宗教或執政者不敬的言論就被他認為仍該有所保留（Hocking, 1947: 6），但他對言論自由的立論，卻自動使得他對於言論的若干保留站不住腳，因此當代的言論自由範疇已然超越彌爾頓的預期，更發展出包括「接近媒體使用權」（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接收訊息權」（the right to receive）等豐富的內涵，形成一個發展中的傳播權利體系（賴祥蔚，2005a）。觀念市場理論仍是目前言論自由論述的「顯學」，也是前述之接近媒體使用權與接受訊息權的立論根據（林子儀，2002: 234-235；Baker, 1978）。然而，究竟什麼是言論？單純只指言論？或是可以包括其他表達方式？例如圖畫、表演與媒體影像等多元形式？言論自由的原始論點或許是針對論理而發，但是應用範圍卻不一定只能僅限於論理，就如彌爾頓說的：「給我根據良心去認識、發聲、自在辯論的自由，此一自由高於所有其他自由」（Give me liberty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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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utter, 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above all liberties）（ Milton, 1946）。就此而論，彌爾頓對「觀念的自由市場」（a free market of ideas）的論述，絕對可以適用到其他表達形式。林子儀（ 2002: 201）便指出：「言論之內涵不僅包括一般以言論、文字、書面、圖畫、照片、錄音、廣播、活動影像等方法表達意見之行為，亦包括集會、遊行及結社等表達意見之行為在內」。包括媒體在內的多元表達形式雖然都享有言論自由，但司法實務上並不支持言論自由受到絕對保障，而是有其限制（林子儀，2002: 6）。關於這點，從歐盟關於媒體問題與媒體素養的指令也可獲得佐證，前述指令指出：各種媒體都必須接受一些基本規範，因此「必須謹記言論自由確實有其限制」（It is nevertheles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free speech does have limits）（Reding, 2006）。

在探討言論自由與媒體素養的理論關係時，應該回歸到哲學典範的構成要素來討論。傳播學者 Smith（1988）指出，學術典範必須要有四大要素，包括：本體論（ontology）、形上論（metatheory）、知識論（ epistemology）、以及方法論（methodology）。就此而論，觀念的自由市場等論述，如果套用本體論與形上論的語句，即為真理是否存在以及其性質等問題；如果套用知識論的語句，則是真理是否可以透過言論在自由市場中的公開討論而獲致。關於這些命題，言論自由的論述都採取正面的態度；相反的，媒體素養教育的既有論述對此顯然抱持著若干質疑態度，這正是本文認為媒體素養在理論上可能引發的爭議，因此必須深入進行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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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素養教育對言論自由的挑戰

媒體素養教育的興起，一開始是因為對於電子媒體的不信任；至於媒體素養教育的主要對象，則是最可能受到電子媒體不良影響的未成年兒童與靑少年，至於大學生與成人也常被納為應該教育的對象。如此一來，如同學者 Bazalgette（1997）回顧英國媒體教育時所指出的，「責難媒體」的媒體教育可能會產生「否定媒體」的誤解。不論是「責難媒體」或是「否定媒體」，其實都是質疑人類理性能在電子媒體興起後繼續透過觀念的公開討論而獲致真理，從而嚴重挑戰了言論自由的理論假設。面對媒體素養教育的興起與訴求，言論自由的相關論述必須重新思考的議題包括：真理是否存在？真理是什麼？以及真理如何探得？首先，言論自由認定真理確實存在，既有的媒體素養論述，對此似乎尚無疑義。至於真理究竟是什麼，言論自由並未提出答案，媒體素養同樣也未深究。再進一步追問，真理如何探得？關於這點，媒體素養教育顯然挑戰了言論自由的論述。依據十七世紀所提出的關於言論自由與印刷自由主張，因為人類具有理性，真理可以透過觀念在自由市場中相互論辯，最後將會獲得勝出，因此不必擔心錯誤或荒謬的言論與印刷品可能會矇蔽或誤導世人。然而，從媒體素養教育的出發點來看，由於二十世紀出現了電影、廣播、電視、乃至於網際網路等大眾媒體，使得人類更可能受到錯誤或荒謬內容的矇蔽或誤導，因此必須施加媒體素養教育。媒體素養教育看待媒體的立場，對於言論自由產生許多挑戰：第一，言論自由與大眾媒體的關係：言論自由是不是只適用於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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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尚未出現的時代？媒體素養教育的主要關切，雖然是針對大眾媒體中的電子媒體，但是早在電子媒體興起之前，大眾媒體的出現就已經對於言論自由的適用性造成威脅。當彌爾頓提出言論自由主張之時，現代意義的報紙尚未登上歷史舞台，只有簡單的印刷小冊而已，因此所有公民在發表言論的立足點上比較相近，這種相對公平的言論環境被稱為「公共領域」。然而，當印刷技術逐步提升，大眾媒體漸次形成，跨足經營之門檻已非平常人可以瞻望，所謂的「公共領域」遂產生嚴重的結構性轉型（Habermas, 1989∕曹衛東、王曉玨、劉北城、宋偉傑譯， 1999）。到了二十世紀，不只擁有媒體不易，購買版面或時段的費用也日漸高昂，一般民眾參與討論的權利因而名存實亡，危及言論自由（ Jenkinson, 1992）。媒體所有權趨於集中，不但遭致「思想管理者」（

The Mind Managers）之譏（Schiller, 1991∕王怡紅譯，1996），Blasi 等

學者也認為再難追求真理（林子儀，2002: 24）。其次，言論自由與市場的關係：不容諱言，言論自由的論述一開始主要是針對政府的管制措施而發，因此一廂情願的寄望於觀念的自由市場，這其實也是受到當時正在萌生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然而，觀念市場要多久時間才能獲致真理？市場結構又必然健全嗎？對於市場的樂觀態度，即便是比言論自由晚一百多年問世的經濟學，從亞當斯密在 1776 年發表《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至今，7經濟學界對於市場看法也已多次修正，包括承認理想境界的完全競爭市場在現實世界幾乎不存在；除此之外，Coase（1988）更提出「交易成本理論」（ Transaction Cost Theory），直指市場中的資訊流通也需要成本，並且會影響市場的實際供需。Coase 並因此一理論而獲得諾貝爾經濟學獎。經濟學的市場認識已有如此豐富的變貌，言論自由的市場論述自然不能以不變應萬變。尤其處於大眾媒體的時代，言論自由如何健全發展？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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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行提出對於言論自由而言堪稱理想的媒體產業結構，並致力於媒體改革以獲致真理，或是必須訴諸「接近媒體使用權」來彌補，還是只能承認大眾媒體的現實已使真理難獲，因此必須倚重媒體素養教育？第三，言論自由與商業性言論的關係：即便媒體產業結構並未遭到政經勢力的扭曲，觀念的自由市場也可能無法激盪出最後的真理，這是因為市場中言論者動機的強弱有別，不免會造成「言論的市場失靈」。一個最明顯的例子，存在於媒體素養教育運動特別關心的廣告等「商業性言論」（ commercial speech ）範疇（林子儀， 1984 ；黃銘傑， 1998）。媒體素養教育的論述，對於商業性言論表達出高度的不信任，這是因為商業性言論往往在巨大的經濟誘因下，出現欺瞞或誤導的誇大不實現象。對於商業性言論所關切的各種主題，足以制衡的意見在不像前者具有牟利動機的情況下，往往難以有效制衡，於是造成言論的市場失靈。關於商業性言論是否受到憲法言論自由的保障，美國的司法判例有過轉折，從不受保障變成受到較低保障（Hovland & Wilcox, 1990; Scharlott, 1990）。然而，言論的市場失靈現象在判例中未受重視，有待媒體素養教育從中著力。第四，言論自由與電子媒體的關係：當言論自由的論述遇上大眾媒體中的電子媒體如何適用？這涉及的問題是，一旦大眾媒體或其美學形式有了視聽等感官上的變化，走向聲光效果十足的表現，是否言論自由就不再能適用？此一提問已經牽涉了不同傳播形式所引起的人腦的知性或感性功能。眾所周知，言論自由的最初立論，當然是針對言語文字等比較偏向知性的傳播形式而提出，當其遭遇了比較偏向感性的視聽影像等傳播形式時，透過自由市場以尋求真理的功效將會受到什麼限制？或是將遭到完全推翻？目前學界相關研究仍不多見，但可預料：如果是限制，則言論自由在電子媒體應該如何適用？這應該有更深入而細膩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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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與論述；如果是完全推翻，則不適宜說理的電子媒體與民主之間的關係便必須徹底重新定位，因而必須藉助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導。第五，言論自由與人類理性的關係：言論自由的論述顯然是以非常樂觀的態度來看待人的理性，理性的判斷能力乃是無條件且不受限的。但是依照媒體素養的假設，顯然認為電子媒體興起之後，人的理性已經無法應付，因此必須先行施加某些必要條件或是另外訂定前提，例如公民必須先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等。針對人的理性，目前「有限理性」（ bounded rationality）的主張已經普遍獲得接受，其中最具說服力的或許是曾經獲得諾貝爾經濟學獎的 Herbert Simon 所提出的研究發現，他指出：人類因為認知受到記憶能力的限制與影響，所以只能擁有「有限理性」（Simon, 1978）。除此之外，何為理性，並非全無爭議，對於個人而言的理性抉擇，對於社會而言卻未必理性；許多短期內的理性作為，從長期來看也未必理性，因此儘管對於人類理性的樂觀態度一直是自由主義的重要根基，此一根基卻早就應該有所修正（賴祥蔚， 2005b）。即便真有理性，人類也未必就會妥善利用，在新聞學界盛行一時的「社會責任論」就認為：人類常滿足於眼前的需要與慾望，會因為怠惰運用理性而陷入盲從（Peterson, 1956）。然而，前述怠惰運用理性的行為，在經濟學的假設之中卻被視為理性。更進一步來看，不同族群的理性程度其實各不相同，例如未成年人，這是媒體素養最關切的對象，因為其大腦發育尚未完全成熟，一般的理性可能不如成年人，這些特定族群如何適用言論自由，也該分別予以探究。既然理性時有不足，言論自由的論述當然必須大加修正，這也是媒體素養可以找到立論之處。在面對人類理性時，媒體素養教育一如言論自由，在論述上都欠缺應該具有的理論深度。教育部（2002: 6）在《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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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主張：「具體而言，公民有六種基本的傳播權利：知的權利、傳布消息的權利、討論時政的權利、保護個人隱私的權利、個人積極地接近與使用媒體的社會權利，以及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利」。把「接受媒體素養教育」也寫入六種「基本的傳播權利」，其實頗有疑義。姑且不論其他五項所謂的傳播權利，是否應該或者可以如此並列，最起碼「接受媒體素養教育」這一項難以成立。將其列入，或許是出於中文翻譯時的錯置，因為按照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9 年的聲明，媒體教育其實是每一個公民的「權益」（entitlement）而非「權利」（right），前者是透過法律而獲得；至於後者則是上天所賦予，亦即天賦人權，位階顯然高於前者。8 此一無心的錯置，恰好彰顯出欠缺理論的媒體素養教育，可能存在若干風險，因為把媒體素養教育列為權利，並且強調必須經由媒體素養教育乃能賦權的命題，在某種意義上恰恰可能變成否定理性的陷阱。綜合來看，媒體素養教育「責難媒體」或「否定媒體」的立場，已經從根本上挑戰了相信市場的言論自由論述，在媒體方面引起的問題包括如何看待大眾媒體、市場機制、商業性言論、電子媒體等，以及對於人類理性的立場等。媒體素養教育引起的這些質疑，一方面指出了言論自由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彰顯了當前的言論自由論述確實有必須補強之處；在此同時，媒體素養教育也可以從言論自由的前述不足之處，找到自己立論的根據。

肆、結語

儘管教育部已經提出《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但是媒體素養教育的優先性（priority）是否真的如此重要，其實不無疑義。如同

(22)

Hobbs（1998: 2）所指出的：「媒體素養不是新的學術領域，媒體素養也不是只與電視有關而已，這是資訊時代的素養」。但也何只資訊？處於當前地球污染嚴重、臭氧層出現缺口的時刻，人類更應該提高環保素養；除此之外，民主發展常常令人擔憂，這又直接影響媒體改革的政策，因此民主素養也不容忽視。進一步的說，更根本而且優先的應該是生命素養，藉以全面提升人類對於生命意義的認識與開創。因此在當代探討素養，不應只是針對資訊，就像媒體素養學者 Olson（1977）所指出的：媒體素養應該歸到多元素養（multi-literacies）的一環之中。由此可知，當代人所需要的素養，其實是獨立思考的能力，未必與媒體有關。就此而論，教育部特別看重媒體素養，未必恰當。即便針對媒體素養，在建構理論基礎時也不應該忽略言論自由的論述。關於理論基礎，媒體素養運動從 1930 年代開展至今，雖然已經有了蓬勃的發展，在落實為具體的政策與行動上也頗有收穫，然而，既有研究多為應用性的論述，鮮少有關於哲理性的探討。究竟媒體素養的理論基礎是什麼？檢視既有的一些學術文獻，似乎仍然欠缺這方面的深刻論述。吳翠珍（2004: 837）曾經強調：「建立理論辯證的媒體素養與教育方能成就可長可久的學術領域」。她進一步指出，其中最迫切的是檢視「首先，媒體教育為一知識領域（knowledge domain）嗎？內涵為何？接著，媒體教育為一實踐（practice）嗎？實踐了什麼？又解決了什麼問題？」就實踐而論，媒體素養確實已有頗多收穫；至於是否構成知識領域，則必須從理論出發去加以建構。關於這點，如同知名的權利學者 Milne 所指出的：歷史上許多重要的政治性宣言與文件，其實都沒有對於概念與理論進行縝密的分析與審視，這是「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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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政治性的，而不是學術性的和哲理性的」（Milne, 1986∕夏勇、張志銘譯，1995: 1）。這樣的困境，不只存在於歷史宣言與文件，似乎也出現在當代關於媒體素養教育的論述上。吳翠珍（1996）指出，大多數與媒體有關的素養定義都是為了個別領域的需求而給予界定，然而，各個領域之間並沒有共識基礎。究其原因，正如 Debes（1969）所說，乃是因為欠缺中心的理論基礎，因此各種不同的界定才會猶如「阿米巴原蟲的假足伸向四面八方」。本文認為，媒體素養應該從言論自由尋求理論基礎。因為從言論自由的角度對於媒體素養加以檢視，不難發現，在媒體素養存而不顯的假設中，其實包括了諸多對於言論自由的質疑與挑戰。這些質疑與挑戰，未必會顛覆言論自由的正當性，但確實突顯了大眾媒體時代的言論自由存在著許多必須加以修正並且深入論述的空白之處。在理論缺位的情況下，也難怪媒體素養會存在著若干有待商榷的主張，甚至引起前述「先改造人類之後乃能改造媒體環境」的批評。事實上，媒體產業結構的改造，相較於全面推動媒體素養教育、並且還要使所有公民都盡可能變成優質的閱聽人與媒體生產者，兩相權衡，似乎後者的難度明顯更高。更何況，當媒體科技進步，特別是當此時代，龐大規模、高度分工的生產模式，早就已經取代獨立個體手工的生產模式，媒體素養教育卻希望「提供個人或團體媒體製作與傳播的技術能力」（教育部，2002: 13），這就宛如在當前跨國財團橫行的時代，卻指望公民透過自己開設小店鋪以權充抗衡力量，恐怕難以真正奏效。對於前述的諸多質疑，媒體素養教育必須從哲學與理論基礎出發，特別是回歸言論自由的論述，才能提供一套完整而嚴謹的解答。這些質疑也是關心媒體素養教育與言論自由的學者都不能迴避的課題，未來必須進行研究的包括以下三個領域，而相關的思辯與解答恰恰可反映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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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改革與媒體教育兩種途徑：首先，一般民眾處在當前大眾化、市場化、商品化的各種新興媒體之中，究竟獲得了什麼樣的資訊？是真理或是誤導？針對媒體的資訊品質，從言論自由出發如何改善？是進行徹底的媒體改革？還是訴諸自營小店鋪式的媒體生產？如果難以改善，這些研究成果也可作為媒體素養教育立論的根據。其次，面對更具聲光效果的資訊爆炸，現代人的理性是否真的足以因應？包括圖像與影像等表達形式，是否關乎真理？又如何影響了人的認知與思考？如果言論自由的論述難以在此適用，則可改由媒體素養教育來思考如何因應。第三，相較於傳統的言論自由是從說者（speakers）的角度出發，讓人人得以暢所欲言，新的研究應該試著從受眾（audience）的角度來思考如何矯治言論的市場結構。Chafee（1941: 559）早就預言，未來言論自由所面臨之最重要的議題，將是要求政府採取積極作為以促進言論或意見之表達。此一論述，不該只是用於接近媒體使用權，而該進一步擴展到從受眾角度來建構言論的應有結構。從受眾角度建構言論市場，這不僅是言論自由應該關切而較少關切的面向，也是媒體素養教育最該啟發的觀念。

註釋

1 對於 media literacy 的中文翻譯，主要有媒體素養與媒體識讀兩種譯文。就字面意義而論，識讀的意涵似乎比較消極，只是認識與閱讀，加上教育部也使用媒體素養，因此本文統一使用媒體素養一詞，但是引用文獻時對其他原有用語則不予更動。關於媒體素養的

(25)

用語，支持者對之常表讚揚，例如吳翠珍（1996: 1-2）就認為使用素養一詞「備受揄揚」，反對者則認為有語意模糊與用語艱澀的缺點，徐佳士教授就曾於《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草案在國父紀念館舉行的北區公聽會上指出，媒體素養的用語不夠白話，恐怕難以推廣。 2 《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的規劃與草擬人員，是由陳世敏、吳翠珍召集，王念慈、吳知賢、李明芬、李昆翰、徐美苓、周韞維、楊益風、蕭昭君等共同規劃。 3 欠缺理論或是哲學基礎，其實是許多知識領域的共同窘境，單以傳播學界為例，除了媒體素養教育之外，公共關係學也有此一缺憾（賴祥蔚，2004）。 4 提及辯證法，多數人會經常想到的是黑格爾（Hegel）或是馬克思（Marx）等人，其實早在古代的希臘時期就已經有了辯證法的存在，黑格爾曾經說柏拉圖（Plato）發明了辯證法。事實上，辯證法這個字在柏拉圖的老師蘇格拉底之前，已經有人使用。關於辯證法的內涵，從希臘時期至今，不同時期、不同思想家的詮釋頗有歧異，各成一家之言。本文的主旨不在於辯證法內涵之研究，因此不在這裡深入探討。 5 關於條文中言論自由與出版自由二者，究竟是同一權利或不同權利，目前尚無定論。林子儀（2002）認為二者是不同權利，賴祥蔚（2006）則認為二者並非不同權利。 6 教育部公佈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內容，在這個部份有兩處手民誤植之處。第一處是原文乃「晚近被提出的的」，多了一個 「的」字；第二處是原文提及「美國健康教育」（Health People, 2010 ），這指的應該是美國衛生福利部提出的政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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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People 2010》，英文拼字有誤。

7 《國富論》為通稱，該書的正式名稱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 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8 entitlement 雖然也有人翻譯成權利，但其位階與 right 所指涉的權利，其實頗有不同，不宜混淆，更不宜未加區別就直接並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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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ic between Media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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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 H. W.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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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ficially announced its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on October 24, 2002. But while vigorous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field, this study is quite limited in its delineation of media literacy’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is leaves much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In fact, there has been a lack of theoretical literature covering media literacy studies in Taiwan. As this paper points to the concept of a “healthy community” as its theoretical bas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discussion of such media issues must be related to issues about the concept of freedom of speech. Therefor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 literacy’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by analyzing the dialectic between media literacy a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Keywords: free market, freedom of speech, literacy, media, media literacy

* Weber H. W. La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