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需要指出一點的是，現在以 media ecology 為關鍵字詞的文獻極 多，而且跨越不同學科領域，一旦譯名有別，在交流、溝通上有其困 難，例如，同樣也將 ecology 字詞運用在心靈探索上的貝特森、英國倫 敦大學傅樂關於藝術與科技的媒介生態學著作（Bateson, 2002／章明儀 譯，2003；Fuller, 2005），以及法國哲學家瓜達里關於生態哲學的討論
（Guattari, 1989 / Pindar & Sutton, 2000）。倘若只以中文傳播社群的特 殊情況做為考量，恐會影響到我們在吸收這些跨地域、跨國界、跨族群 等各類文獻時的認知架構。
肆、結論：科技決定論與媒介生態學
基本上，這篇文章醞釀自傳播科技日益普遍的社會脈絡，但更直接 的動機則在於做為一位教師，發現學生在進行討論時的混亂，對於
media ecology 的譯名爭議莫衷一是、不知該如何思考。更有甚者，連在 一些專書討論中，兩個詞彙的交替使用更使得傳播學科原本就薄弱的學 術根基更形鬆動。
全篇論證始於數位匯流的現實發展，但問題說明則伴隨著上個世紀 末台灣傳播社群對於生態觀念的廣泛運用，包括科學立場與內涵缺乏實 質等。第二個部份則是耙梳、整理了這一學術爭議的發展歷程：一種是 源自於北美洲尹尼斯、麥克魯漢，以至於波茲曼的啟發，關注個人如何 在當代社會中生存與適應的文化問題；另一個則是關心在變遷不定的環 境中，大眾傳媒組織該如何面對這種變局的生存思考。
在世紀之交中，台灣、香港與大陸的中文學術社群先是普遍以「媒 介生態學」一詞來描繪這兩種取向，但不同關懷者各自表述，包括約定 俗成式的作法。但在 2005 年之後，幾位學者先是提出了將北美洲的 media ecology 稱為「媒介環境學」，繼而與中國大陸的「媒介生態學」
有所區隔。
本文對此提出一些反省與思索：在這兩種關懷的研究文章中，本文 主張北美傳統萬萬不可譯為「媒介環境學」，因為對象式的區分完全不 能將原先概念中傳播行為那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整體關照表述出來。更 關鍵的是，一旦將英文中的 ecology 譯為「環境」，那麼中文學術社群 的主體性更難追本溯源，因為指涉混亂，有效溝通難以達成；而在波茲 曼承繼的傳統中，「生態」概念同時決定了 media 一詞的深刻性。本文 對於媒介概念的主張，乃是以麥克魯漢替尹尼斯撰寫的序言為根據，強 調它在社會生活中，乃是一股扭轉舊有能量巨大權力的體現。因此，媒 介的辨識並非由靜止狀態下的事務特質加以說明，而是必須在傳播過程 中由主體的使用方式、認知意圖與最終結果協調達成。
大體來說，這論點反映出對於科技決定論的謹慎接受。但若因此將
媒介生態學看成是科技決定論的衍伸，則是一種過於簡化的粗略誤解，
這對尹尼斯、麥克魯漢都是如此，遑論高舉人文主義價值、推崇人類中 心論（anthropocentrism）的波茲曼。科技決定論重視技術的科學屬性，
以及由此衍伸的科技價值與自然原則。易言之，技術不是一項鐵板一塊 的單一物質，而是包含某種特定組織與結構的人為建構，而在發展過程 中，它會引起個體與集體做出調整。如此一來，科學技術可說是強制性 地迫使我們改變，並產生了一種支配性的文化。媒介生態學意識並辨識 出這樣的屬性與原則，但試圖「對抗」這種滲透性的力量；也許，對抗 並不精準，而是嘗試去「經營」與「治理」。只是，媒介生態學也不純 粹是社會建構論者，誠如波茲曼所說，「反科技是愚蠢的，就像是反對 食物一樣」（Postman, 1999, p. 44）。他認真而嚴謹地看待科技的力量 與人類的位置。簡單地加以表述，就在接受科學技術原則主導日常生活 的同時，北美傳統的媒介生態學不斷尋求個別主體的能動位置，以及整 體社會的平衡發展。
與之相較，中國大陸關注媒體生存策略的學者們卻始終不去討論個 體的位置，直接以媒體的生存與消失做為社會平衡發展的重點。這一取 徑過於限定，看似適合於中國的現實問題，實則是讓知識失去基進
（radical）功用。若以科技決定論來說，中國大陸的取徑反而是在不知 不覺間肯認這種科學屬性與自然原則，且以極端的社會建構論──中國 特色，取消了這一面向的積極價值。面對此一情況，台灣學者與研究者 在使用中文詞彙時不可不慎。
整體來說，這在台灣社會中乃是援引組織生態學的傳媒管理傳統下 的關懷，如李秀珠（2002）等。她在此書的專章〈新傳播科技與媒體生 態〉中，便適當地以媒體生態來闡述這一傳統下的研究對象。本文採取 這樣的觀點將北美的與中國的媒介生態研究，分別稱之為「媒介生態
學」與「媒體生態學」，藉以回應林文剛等學者所指出的問題意識。在 這裡，本文凸顯出媒介生態論的兩個實質內涵──首先是傳播想像的揭 示，以及做為生態學方法的工具性作用。
後者的方法敘述為北美的與中國的相關研究所使用，但多隱而未 明，本文主要目的之一便想揭示這面向的存在；因為這樣，「媒介生態 學」詞彙在兩造運用上都有其正當性。至於前者與傳播想像的關連，我 們可在北美媒介生態學文獻中看到豐富傳承，但在中國的相關研究中，
卻只有表象上的聯繫，欠缺辯證性的討論。當然，從崔保國開始後的兩 岸學者，更多是中國大陸的部分，確實有很多關於生物生態學直接借用 在傳播組織或產業的討論，但多半是原則性揭示，很少直接觸及個別傳 播行為的具體討論，遑論由此揭示出人類溝通行為的整體性，而這就是 本文主題「傳播的想像」最關鍵之處。在此，本文願意簡要地將媒介生 態學界定為將媒介做為探究孕育文化等複雜系統的基礎，據以了解人類 傳播行為及其生活環境的一種觀念技術。
註釋
1 在目前可查考的網路資料中，使用 ecology 一詞的「傅播生態學研討會」曾在 嘉義中正大學（1994、1996 年）與新竹交通大學（1995 年）輪流舉辦（中正大 學電訊傳播研究所、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主辦，1995）。而自 1996 年起，台北 輔仁大學亦固定舉辦「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只是環境一詞的英文是 environment。
2 如高雄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嘉義南華大學傳播學系，以及苗栗聯合大學台 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所舉辦的研討會等。請參見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主編的
《傳播與媒體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200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