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的想像：論媒介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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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的想像：論媒介生態學

夏春祥

* 投稿日期：103 年 5 月 19 日；通過日期：103 年 10 月 30 日。 * _{夏春祥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chhsia@cc.sh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夏春祥（2015）。〈傳播的想像：論媒介生態學〉，《新聞學研究》，125: 14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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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今日社會中，隨著各種傳統媒介的變遷，傳播科技與民眾生活益發緊密，數位匯流的新趨勢往往成了各種發展的具體脈絡。本文由此出發，探討上個世紀以來，台灣社會中不同媒介同時並存的媒介生態學概念，並對近來在媒介環境學上的譯名爭議有所回應。結論指出，與媒介環境學相較，作為方法概念的媒介生態學，更適合用來指涉媒介新技術所帶來的各種影響。而其從整體關係出發的思維方式，一方面揭示出當代的傳播視野，二方面則闡述了傳播想像不妄下定論的特質，繼而使得過往在大眾傳播下被做為標籤的科技決定論，有著可被期待的人文基礎。關鍵詞：媒介、方法、科技決定論、媒介生態學、傳播想像、數位匯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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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數位匯流與媒介生態

近來在中文傳播學界，媒介生態（media ecology）的字詞又普遍起來。大概是因為新世紀之後，傳播科技發展已使電話、電視以至於電腦等不同媒介整合成為數位匯流（digital convergence）的新興趨勢，加上大陸傳播社群始終以這個字詞描述傳播現況與現實產業中的各種問題，並在概念界定與源頭釐清時產生了名詞翻譯上的爭議，因此在短暫的 6、7 年間，迅速地累積出大量文獻（王冰，2010；支庭榮，2004；邵培仁，2001a，2001b，2008；邵培仁、廖衛民，2008；崔保國，2003；陳兵，2004；陳楚潔，2007；單波、王冰，2006；楊婷婷，2005）。但是，對台灣傳播學界來說，這可能只是「再」一次熱潮。畢竟在 20 世紀末的最後 10 年間，便有不少文章介紹過相關論點（方念萱、鍾蔚文，1996 年 7 月；陳世敏，1993；黃淑蕙，1996；蔣安國，1994 年 7 月；蔡琰，1995；臧國仁，1994 年 7 月；鍾蔚文、劉駿州，1994 年 7 月；蘇鑰機，1992），而位於嘉義的中正大學與新竹的交通大學也就是以「生態」詞彙做為依據，輪流舉辦過「傳播生態」學術研討會，1 以凝聚思考與認識。這些文獻一則延續媒介社會學（media sociology）中那種從環境檢視個人的視角，例如新聞室的社會控制，二方面則注意到影響背後多種力量同時並存的實際狀況。蘇鑰機（1992）便是一個典型案例，他看到了做為研究對象的傳播媒介在新科技之後的現實變化：傳媒共棲

（media symbiosis ）與傳媒雜交（ media hybridization ）。陳世敏

（1993）則評介探討 2 本不同領域的專門著作，一是關於中國傳統紙墨與印刷的探索，二是對洞穴岩畫的研究。只是，他不從各自學門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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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倒將紙張與岩畫統整看做是過往的文化媒介，用以瞭解當時社會。從短期來看，媒介也許只是一種負載訊息的中介物。但從長期來看，媒介一方面跟其他有機物一樣，生命中有高峰，也有谷底；另一方面則與她所依存的社會相互作用，促成社會改變，也因為社會條件的變化而展現了生命的盛衰興亡。這就是媒介生態學的主要內容。……換句話說，媒介的傳播過程，最能反應媒介與這個社會的關係，而每一個社會裡某種媒介的獨特傳播過程，綜合起來，即是媒介生態（頁117）。明顯地，這兩份文獻是從整體角度的外部，掌握傳播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聯。類似文獻還有探索電視產業的洪平峰（1994）、探索電視節目的鍾蔚文、劉駿州（1994 年 7 月）、探索印刷媒介的蔣安國（1994 年 7 月），以及探索公共關係的臧國仁（1994 年 7 月）。此時，媒介生態是個很夯的字詞，在《廣告雜誌》召開的實務座談中也不斷被引用，如李天鐸、吳怡國、黃葳葳、戴晨志、張崇仁（1993），以及趙雅麗等人（1994）。檢視後可以發現，這一思索與模控學（cybernetics ）、系統論（System Theory）等學術思潮有著密切關聯，反映出一種結構功能的實證關懷（蔡琰，1995）。而在傳播思想史中，這種源於自然科學的模控論觀點，早就藉由模式（model）概念引領了理論早期的發展。換句話說，援引生態概念只是科學典範在模式概念之後的一種延續，但在新詞彙之中，整個過往論述並未有翻天覆地的轉變。方念萱與鍾蔚文 1996 年的〈（傳播）生態概念的利與弊〉以及黃淑蕙同年的〈沒有生態，只有歷史〉就是兩份反思這波熱潮的研究文獻，後者直接寫道：「生態」研究旨在探討歷史背景裡，傳播媒介與環境的互動，而所謂的「因果」或「消長」現象，事實上就是歷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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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言簡意賅，黃淑惠（1996）認為，對於像傳播學這樣的人文學科來說，生態研究是種徒增困擾的冗贅裝飾，因此她和方念萱、鍾蔚文都認為歷史研究才是這一概念背後的實質重點。只是，在世紀之交，台灣在傳播歷史方面的直接探索一直有其弔詭之處，經驗研究有限，且多是集中在新聞、廣播或廣告等特定專業，或是多由其他學科的學者進行，缺乏一種對傳播史實性（historicity）的整體關懷。而進入 21 世紀後，台灣幾所新興傳播系所舉辦相關學術研討會，依然都以「傳播與媒體生態」為名。2只是，生態字詞的作用依舊是來描述研究主題內部或外部等各項要素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例如探索廣播賣藥產業中廣播電台、節目製作單位、指定藥房與各藥廠間的關係（陳婷玉、王舜偉，2004），並且在媒介系統依賴理論（Media System Dependency Theory）的概念中尋求問題思索的有效性。甚且更大部份的研究是揭示傳播特定面向的過往發展，如廣播、電視等產業內部整體變遷情形，而根本未曾觸及「生態」字詞在外部面向上更進一步的實質內涵，如它和那些傳媒同時存在並棲息在我們的生活周遭等。仔細地加以比較，可以發現這種論述與關注傳播科技的媒介生態觀點實有差異。因此，為了更清楚地瞭解源於美國與加拿大等地的媒介生態學，釐清最早討論這些觀點的國外思潮，與瞭解介紹引進的在地文獻等兩個路徑就必須同時並進，而過往兩岸傳播社群關於此議題不同看法之間的辨明，也成為我們進行相關討論不能不碰觸的具體背景。大體而言，這一波匯流演變與現實生活中傳播科技的數位化有關。長期以來，批評者總喜歡將那些在現代生活中相信科學、技術有其主導力量者稱之為科技決定論（technology determinism），亦即技術是人類用來征服自然世界、滿足物質需求的手段，當這種生產技術被日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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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時，這種科學— 技術所型塑出來的主導原則便宰制這個世界（Alvarez, 1999）。20 世紀中葉以後，歐、美各國幸福、美好的現代化生活，便使其構成了近現代發展原則的綱領，繼而引領了亞、非各國。在此，匯流、科技決定論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凸顯了只要實踐現代科技所提供的機會，那組現代美好生活的行為與心態就會出現（Winner, 1997）。這當然是過於樂觀的一種論述，也被視為是科技決定論的典型。只是，這詞彙作為一種批評的標籤，常常過於簡化，而忽略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事情的發展都是交相關聯、互有影響的。「技術發展所象徵的，既非自動地可被信任，也非全面必然的正向累積」（Lafollette & Stine, 1991, p. 1），未來的新傳播秩序尚未成型，更在發展之中。本文動機便醞釀於此，試圖釐清媒介生態學的界定與內涵。

貳、媒介生態與媒介環境

當然，想要解析這概念，勢必觸及到多篇文章中提過的翻譯問題。華裔傳播學者林文剛 2006 年在美國主編一本討論媒介生態學的專著（Lum, 2006），翌年發行簡體字中文版，2010 年由巨流圖書發行正體版本（林文剛，2010）。而在本書翻譯過程中，向來聚焦這一傳統經典的大陸資深譯者何道寬，卻主張將 media ecology 譯為「媒介環境學」，藉以與大陸學者稱呼的「媒介生態學」區隔開來。他寫道：學派的定名始於 1968 年，英文名叫 media ecology，首創者是麥克魯漢，但正式使用者是波茲曼。根據麥克魯漢建議，波茲曼在紐約大學創辦了 media ecology 專業和博士學程。 Media ecology 的中文譯名起初直譯為「媒介生態學」。但這個「媒介生態學」和國內學者關注的「媒介生態學」並不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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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應該怎麼翻譯才妥當呢？ ……以後，經過幾個月的跨洋飛鴻，我們決定採用究其實而不據其形的辦法給這個學派定名，也就是說，根據該學派的根本性質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 應該名定為「媒介環境學」，而不採用幾年來已經在使用的「媒介生態學」。我們先後考慮過的其他譯名比如媒介哲學和媒介形式學都一一放棄了（何道寬，2010a，頁 xx-xxi）。這就是譯名爭議的具體開端，此發展也使得過往華人傳播社群在使用「媒介生態學」概念詞彙的自然而然，開始有了不同的社會反應；也就是說，傳播學者在描述為「媒介生態學」時必須加註說明，而在使用「媒介環境學」時，也須以括弧形式做出補充，典型者如馮建三（2007）與翁秀琪（2011）。當然，這樣的反應會讓社群在溝通時增加系統性混亂，也會讓後學者無所適從，因此有必要從理性的角度加以闡述。在美國學者波茲曼（Neil Postman）《科技奴隸》一書的〈譯者前言〉中，何道寬（2010b，頁 2）便針對上述的「不是一回事」寫道，「北美這個學派關心的是技術、媒介對文化的影響，國內學者關心的是媒介，尤其是媒體的經營和管理，屬於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在這樣的說明中，「媒介環境學」和「媒介生態學」很明確地被區分出來。前者可歸屬在文化面向上，讓人聯想到英國伯明罕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 1970 年代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後者則被放在經濟、管理領域中，討論的是在多變環境中的傳播媒介現況。只是，我們好奇：這樣的辨別適當嗎？上述在溝通上的無法直接表述，其實就是這一做法下的必然結果。而何道寬描述它們之間的「不是一回事」，反倒是一種等待辨明的研究問題。換句話說，一個等待釐清的研究問題，卻以譯者們將其分別稱呼為「媒介環境學」和「媒介生態學」而暫告停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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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差異突顯出來的回應，便是首次醞釀於中文學術社群的另類觀點。在此之前，今日主張將此描述為「媒介環境學」的林文剛，曾在名為〈媒介生態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一文中，寫道：媒介生態學是一個社會文化研究領域。……選擇生態一詞來命名媒介生態學，還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原因。生態代表著一個具有相當複雜性和流動性的系統。任何生態中發生的一切都是該系統中諸多因素間錯綜複雜的互動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則是該系統中的基石（林文剛，2003，頁 14）。這敘述既有具體指涉，如研究社會文化，但也有其模糊、抽象處，如「諸多因素間錯綜複雜的互動作用」等。後者的描述幾乎可以適用於任何主題，如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大體來說，林文剛對於「媒介」一詞的翻譯毫無解釋，應該是完全同意的。而這裡關於「媒介」的認識，主要是援引波茲曼在2000 年媒介生態學會議上主題發言的一部份：諸位應當記得當你第一次認識微生物培養皿（petri dish）時，媒介因而被界定為文化在其中成長的物質（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 Postman, 2006, p. 62）。在此，媒介被視為是與微生物培養皿具有相同作用的事物，它可以讓社會中的文化滋生並繁榮。這一譬喻相當形象化地傳達了媒介的作用，而這也是在2006 年以前，將 media ecology 翻譯成為媒介生態學的普遍想法。只是，林文剛在中譯本序言裡，卻對此做出了不同陳述：在一個層面上，生態一詞彷彿是顯而易見的、符合邏輯，甚至有充分說服力的一個術語。畢竟，在傳統的英漢辭典裡， ecology 的譯文就是「生態」。更為重要的是，（北美傳統裡的）媒介環境學研究的是媒介系統，其研究重點是傳播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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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衝擊和形式影響。此外，媒介環境學還關心媒介形式的相互關係、媒介形式與社會力量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表現。然而，媒介環境學的思想源頭和典範源頭超越了「生態」的生物學暗喻，用「生態學」直譯媒介環境學也不能涵蓋它的全部範圍（頁xiii）。在這個論述中，他討論的是「生態學」譯名是否恰當，對於媒介的認識則是一如往常。只是誠如斯言，如果「生態學」的翻譯不能涵蓋北美傳統的全部範圍，那「環境學」的翻譯，便足以克服這個問題了嗎？從前面幾個段落的敘述中，可以推論到林文剛的做法，似乎是要與中國大陸的「媒介生態學」做出區隔，以免學習者混淆。而在闡明這個部份，何道寬在名為〈媒介環境學辨析〉的論文中也寫道： 2000 年後，北美的 media ecology 被引進國內。崔保國先生率先介紹北美的media ecology，但是在〈媒介是條魚〉這篇文章裡，他把 media ecology 翻譯成「媒介生態學」，進而用社會大環境是水，媒介是水中之魚來詮釋「媒介生態學」，背離了北美 media ecology 的基本觀點：各種媒介構成了人類生存生活的一種環境，人才是生活在水（媒介環境）中卻渾然不覺的魚。為在中文翻譯上區別北美的 media ecology 和中國的「媒介生態學」，筆者和現今北美 media ecology 主席林文剛商議後一致認為，應該把北美的 media ecology 定名為「媒介環境學」，因為它是把媒介當作環境來研究，而國內學者提倡的「媒介生態學」重點研究的是媒介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生態關係（何道寬，2007，頁 46-47）。從這些論點來看，我們可以理解到在林文剛、何道寬的觀念中，「媒介環境學」與「媒介生態學」是兩種不同的理論思維。前者源自北美洲的美國與加拿大，以文化為終極目標；後者則是在中國大陸孕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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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主要關注經濟社會的現實秩序。在目前的研究文獻中，這種另類論點已在不同期刊或專著中被持續揭示（王冰，2010；曹愛民、潘元金， 2012；梁頤，2013；陽海洪，2013），甚且有取代原先主流想法的情況。典型的論述方式是認為，中國媒介生態研究「在研究內容和研究途徑方面，與以北美為代表的西方媒介環境理論研究呈現出根本差異，對其並沒有多少繼承和延續的關係」（王冰，2010，頁 9）。而在《媒介環境學：思想沿革與多維視野》的中文版序言中，林文剛（2006）也曾提及他於中、港、台各地等華人地區進行學術交流時，發現中國媒介生態學的蓬勃發展，但與自身過往關懷很難一概而論。因此他指出，如果不做適當闡述，人們很容易將兩者畫上等號（林文剛，2010）。大體來說，被何道寬與林文剛描述為「媒介環境學」的知識傳統，包含加拿大多倫多學派（Toronto school）與美國紐約學派（New York school），主要是受到尹尼斯（Harold Innis）、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與波茲曼的影響（支庭榮，2004；何道寬，2002；崔保國， 2003；Gencarelli, 2006），但大陸「媒介生態學」的出發點主要是政治經濟學，探索的是具體環境中傳媒經營與競爭所形成的那種社會生態（何道寬，2006）。而這種關於不同探索對象與研究關懷的說明與論述，應該就是林文剛等區辨媒介環境學與媒介生態學的明確理由。

參、在獨特與普遍之間的媒介生態學

回顧這場發生在大陸的學術爭議，時間約略是 2006 年前後，因為在中文傳播社群中，存在著兩種不太一致卻同樣使用「媒介生態學」詞彙的獨特指涉。當時，使用中文的其餘傳播社群如台、港等地，也不是與這場爭議完全無關，例如研究電視的許文宜（2007 年 7 月，2009）與探索媒體識讀的吳裕勝（2014）等；但因為文獻發表速度，以及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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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主流傳播研究的亦步亦趨，因此在詞彙認知上相對單純，這就是上述普遍想法的醞釀環境。然而，若把 2006 年時將獨特差異突顯出來的明確回應，視為中文學術社群中被注意到的首次反思，其代表學者為林文剛、何道寬等，那麼，在更早時候將各種取向統一翻譯為「媒介生態學」的普遍做法，就應該視為中文傳播社群的第一個觀點。 2004 年上半年，夏春祥便曾以台灣學術社群過往在傳播生態研究上的發展，以及兩種走向的差異與關聯，對當時出版專書《大眾傳播生態學》的大陸學者支庭榮提供過描述意見（支庭榮，2004，頁 309）。任職法學院、對媒介文化素有專研的美國社會學者阿什德（David L. Altheide）發表於 1995 年的專書 An Ecology of Communication: Cultural Formats of Control，甫於 2003 年由邵志擇翻譯成簡體中文，名為《傳播生態學：控制的文化範式》（Altheide, 1995／邵志擇譯，2003）。當時討論雙方都對通用的「傳播生態」抱有共識，也肯認那種來自美國媒介生態學的啟發，只是發現討論軸線與核心關懷仍有差距，難以迅速對焦，只好理解差異，各自表述，畢竟傳播研究的整體園地還是相當荒蕪，各種努力都有其必要。只是從過往主流想法延伸下來，我們該如何回應另類觀點中指陳的對象差異問題，繼而發展出更新的觀點與論述？長期在這領域耕耘的浙江大學傳播學者邵培仁，因此在《媒介生態學》一書中寫道，這種更動「可能加劇它的混亂和不確定性」（邵培仁，2008，頁 26）。而在一篇對北美媒介生態學進行歷史考察的文章中，2 位作者也贊成直接將 media ecology 譯為「媒介生態學」，並以傳播（communication）的翻譯為案例，比喻指出「一旦火車已經高速奔馳，如果還想讓它再回到起點就為時晚矣」（邵培仁、廖衛民，2008，頁 182）。這一比喻是說，既然「媒介生態學」的直譯已使用多年，還要究本溯源地釐清其內容為「媒介環境學」，實為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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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類約定俗成式的觀點（邵培仁、廖衛民，2008），我們相當慎重，也抱持著有同、有異的看法。這是因為名稱界定絕非單純的翻譯問題，使用時間的早、晚、長、短，更不是考量問題的重要因素。它所牽涉的往往是和媒介生態學的內容界定有關。因此，若是「媒介環境學」與「媒介生態學」有所區隔的理由確實存在、也有道理，那麼我們就該從善如流，直接調整。可是，倘若這兩種取向都應該視為媒介生態學概念中的一個部份，那麼更為重要、卻未被釐清的學術意義，我們就有責任凝視並加以闡述。在英語原文中，media ecology 一詞沒有爭議，既可指涉傳播媒介對社會與文化的生態性影響，又可界定為一門探索特定媒介環境的學術領域（林文剛，2003）。只是，在使用上也沒有一定的共識，甚至早先也不是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語彙（Scolari, 2012）。也就是說，最早指出生態概念做為一種譬喻的麥克魯漢，與最先將其用為學術詞彙的波茲曼，在媒介生態的獨特界定上未必完全一致，但肯定的是，他們的普遍想像一定有著某種對於新媒介或新科技共同堅持的信念。為了在相關信念的釐清過程中，能有效回應關於中文譯名的稱謂問題，底下將分別以「生態學方法的共同性：思考與想像」與「傳播視野的獨特揭示：媒介與媒體」兩個部份的辨明來加以回答。

一、生態學方法的共同性：思考與想像

前面討論中，主張將北美 media ecology 翻譯成「媒介環境學」，繼而與中國的「媒介生態學」研究有所區隔的林文剛（2010，頁 xiii）指出，北美傳統的「關心媒介形式的相互關係、媒介形式與社會力量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表現」。這確實可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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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只是抱持相同主張的何道寬（2007，頁 47），在闡述中國媒介生態研究時，卻指陳它們聚焦在「媒介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生態關係」。若將兩種論述置放一起，則會發現被認為是有所區分的兩個傳統──北美與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怎麼會在內涵指涉上有著如此高度的相似性？也就是說，除了在「媒介形式」與「媒介」上有所差異，那種在「諸多因素間錯綜複雜的互動作用」等生態學的關係指涉幾乎一樣！在林文剛與何道寬的觀念裡，差異是明顯而具體的，因此，他們積極反映這種分辨，但兩者之間的共同處，卻在媒介環境學的翻譯中被忽略了。這種雷同表現在「以及這些關係在社會、經濟、政治方面的表現」，及「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生態關係」等論述上的相似。基於這樣的真實情況，本文認為 ecology 翻譯成為「生態學」，反倒是沒有爭議的作法，因為在主張分割、區辨兩者的前輩論述中，我們可以理解到它們之間有所類似的共同面向。而由上面延續下來，北美傳統就該翻譯為「媒介形式生態學」，而中國大陸的研究取徑則應作為「媒介生態學」。在這裡，媒介形式與媒介之間的差異與關聯，乃是林文剛與何道寬的關注焦點。但是，本文認為這種不同關懷的辨明，應建立在媒介生態學的共同基礎上。也就是說，任何對於這種差異的分析，應該先確立在兩種研究取向中的一致性。這種相同性展現在兩種傳統同樣想釐清在變遷環境中，被界定出來的傳播主題與特定事務間的關係──北美媒介生態學關注的是做為媒介背後主要推動力量的科技，與人類日常生活的關係；而中國媒介生態學特別關心的是被視為代表國家象徵的政黨利益，與日益重要的商業利益間該如何拿捏的媒體生存問題。兩相比較，不同關注對象卻同樣需要做為主體的研究者對其有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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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與理解，生態學就是在這樣脈絡中被使用。本文將這樣的途徑描述為生態學方法的運用，誠如《科學方法百科》中將方法被界定為「一種活動過程，就是主體有目的地藉助於中介手段，按照一定的規則與程序，聯繫與把握客體的過程」（王海山、王續琨，1998，頁 3）。而生態學方法則成為用來「揭示這種相互作用的機制，才能認識生物型態結構變化的原因及其發展歷程與趨勢」（頁83）的重要工具。如此一來，兩種不同關懷的研究傳統其實都使用了生態學方法作為解答工具，而這也成為我們反對在中文社群中，將 ecology 翻譯成為「環境學」的重要理由。因為如此一來，就切割了從尹尼斯、麥克魯漢到波茲曼等人在不同著作中所使用的一種關鍵思考工具。典型案例如《童年的消逝》一書中，波茲曼的論述：電視從三個面向上消解了童年與成年的區分界線，而這都和它毫無區辨、篩選的可近用性有關。首先，因為電視無須說明便可捕捉到形式；第二，因為電視對心智和行為都沒有複雜要求；第三點則是電視無法篩選它的閱聽人。因此在其它電子、非印刷媒介的協助下，電視重新創造出存在於 14 世紀和 15 世紀的傳播情境。從生理機能上來說，我們大家都可以去觀看和詮釋圖像，也能夠聽到為大部份圖像提供脈絡所需的語言。正在浮現中的新媒介環境為每個人所提供的，是同時也相同的資訊。由於我所描述的這些情境，電子媒介不可能保守秘密。當然，沒有秘密，也就沒有所謂的童年（Postman, 1982, p. 80）。在這個論述中，我們可以摸索到媒介生態學的實質內涵：關注新媒介與舊社會的關連，也因此是一種在技術與文明之間尋求人類存在的嘗試。此處，波茲曼與有相同關懷的人構成了生態學方法運用的主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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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他們想把握客體的電視及其相關影響，也在波茲曼關於電視三項形式特質的闡述中被呈現出來。這些論述中想像的運用與創意的展現，也都瀰漫在這個思考工具所開拓出來的方向中。在這兩種傳統裡，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 H. Haecke）於 1866 年所使用的「生態學」詞彙都是各種討論的起點，而探討生物與外部環境中特定問題的生態學方法也因此被應用到人類傳播問題的討論中。在中國大陸媒介生態學的取徑中，這種方法的應用也有著相同的情況。邵培仁在〈傳播生態規律與媒介生存策略〉如此敘述：通常，當代大眾傳播學關注的是微觀的傳播過程及其各傳播要素之間的工作關係，而不太注重大眾傳播中微觀、中觀、宏觀系統之間和它們各個組成部份之間的生態關係，更沒有積極探索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生態規律，從而導致了一系列傳播生態問題：資訊爆炸、資訊侵略、知識匱乏、精神污染、思想危機、信息疾病等。本文試圖運用傳播學和生態學的基本原理和知識，對傳播過程中個人、群體、媒介和其它社會系統之間的矛盾、衝突、協同的諸種生態關係進行了探討和分析，梳理和總結出了五種具有較強解釋功能的生態規律 … … （邵培仁，2001a ，頁 26）。在這樣的闡述裡，現實生活中的很多傳播問題，如資訊爆炸、精神污染等，邵培仁將之歸結於傳播學知識的過度微觀，而未注意到大眾傳播中的生態規律。因此，邵培仁（2001a）指出了傳播生態位規律、傳播食物鏈規律、傳播生物鐘規律、傳播最小量規律，以及傳播適度性規律等五種生態規律，做為探索過程中「一定的規則與程序」，以謀求在今日政治與經濟環境中的「媒介生存策略」。明顯地，這種說法是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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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經驗世界中的現象與科學傳統中的規律關連起來。在自然科學中，規律是所有現象背後的根本性質，因此在現象觀察之後，規律總是以跨越地域、族群、文化、專業等主觀因素的客觀事實，為人所理解。在這一開展中，表面現象與本質規律間存在著一種方法的關聯性，而就是在此，中國大陸的與北美的媒介生態學有其一致性。他們同樣試圖透過「媒介生態學」字詞，使得發展已久的傳播研究獲得一種不為表面現象所困惑與迷失的嶄新動力。而這種使表象看不見的被看見、消逝的部份又再次具體化的，便是那做為生態學方法的具體作用。換句話說，做為一種方法的媒介生態學，可說是科技決定論下的一種發展與演變，但絕不是那種對於科技律則抱持樂觀心態的簡單論者。

二、傳播視野的獨特揭示：媒介與媒體

基本上，以媒介生態學的功能來界定內涵，因而將其視為是一種方法，這在文獻中少見，但也不是沒有。曾與麥克魯漢共事的駱根（Robert K. Logan）在名為《第六種語言》的專書中便指出，尹尼斯與麥克魯漢不同於學術社群從一組基本原理中推導出各種方法（methods）的安排，他們總是「從各自的觀察與經驗中歸納出他們的方法論（methodology）」（Logan, 2000, p. 16）。本文就是從這樣的視角，觀察到存在於波茲曼等北美傳統與中國傳統之間的雷同性，而這也是本文提出來的論點之一。當然，這觀點的證據是來自於前述援引自不同傳統的相關論述。換句話說，媒介生態學的推論就是對於特定真實的想像導引，它使得人們對於自己每天因為生活經驗而熟悉的溝通形式與傳播行為有所理解，並開始能從遭遇（encounter）的瞬間特性，思考自身在此行動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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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文將此描述為傳播的想像。而資訊發明、電子媒介的描述，乃是 1980 年代時科學技術的當時版本。此時，整個社會發展的引導力量已經是生活世界中的傳播媒介，而非 18 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蒸氣機、紡織機等。換句話說，媒介生態學辨識出社會發展歷程中的主要動力已經轉移至傳播形式，這就是所謂傳播視野的獨特揭示，並希冀在科技原則已成為主導力量的同時，能重新找回人類的主體位置。很清楚地，生態學方法可以協助研究者釐清所處社會中的人類位置，而其關鍵性的樞紐起點，卻是各種與傳播有關的事物。這種傳播視野的獨特揭示，乃是文章推論開展後的第二個觀點。波茲曼曾在第一本著作《電視和英語教學》寫道，「約略是在 19 世紀中葉，媒介發明的川流不息使得前所未有的大量資訊垂手可得，並創造出新的感知模式和美感經驗品質」（Postman, 1961, p. 11）。隱而未明的媒介如電視以及 19 世紀以來的攝影機、電報、留聲機、收音機、電影等，都是「大量資訊垂手可得」的物質性（materiality）基礎，而這些科技的具體影響，則是舊社會裡浮現了「新的感知模式和美感經驗品質」。而Peters（1999, p. 1）也曾在《話

語的摸索與尋繹：傳播觀念史》（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一書中指出，「要到了 19 世紀的晚期，我們才 從與他人溝通（communication ）能力好壞的角度，來界定我們自己」。傳播觀念的浮現乃是因為一些界定清楚的媒介及其影響，在波茲曼的著作中確實如此，但在更早之前的尹尼斯與麥克魯漢，則非僅僅這樣。在尹尼斯《帝國與傳播》一書中，口語、文字、廣告是傳播媒介，這符合中文學術社群的認知，但是數學、詩歌、戲劇、散文等也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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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則大大延伸了我們的想像。此書指出，尤其是較早期的人類社會中，媒介的效果得以落實與體現，往往是某種文化的社會建構，這也使得媒介之間有了主導性的宰制類型與非主流媒介之分，但不同的社會也經常有著各別情況，也因此尋求著不同的平衡方式（Innis, 1972）。麥克魯漢也一樣強調媒介的認定有其主觀面向與建構性質，而不只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常見觀念，如印刷機與收音機等。在他的相關著作裡，城市、住宅、服裝、自行車、飛機等交通工具，也因而是我們社會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媒介（McLuhan, 1964）。他在 Innis（1972）的書籍序言中，援引黑格爾（Hegel）處理歷史人物的典型作法，將媒介界定為「創造隱藏於環境中各種鮮活而生動的權力漩渦，能夠剝蝕和分解較舊的文化形式」（media……as living vortices of power creating hidden environments that act abrasively and destructively on older forms of culture）（McLuhan, 1972, p. v）。這個超越傳統的思考，不再接受媒介只是一種被動載體或是主動工具，它進一步揭示出體現在每一種科學技術後面的傳播本質（Logan, 2000），這可說是自 19 世紀人們開始使用傳播、溝通概念來界定自身以來的一種認識上的完成（夏春祥， 2012）。基本上，方法論談的是方法的方法，亦即是對研究對象所採取研究路徑的一種檢視與反省，而這是上述第一個反思觀點的主張。由此來看，原本就強調形式，以有別於傳統傳播理論重視內容的媒介生態學，實在不適合單以討論的實質內容，即人類或媒體來加以界定。本文主張媒介生態學可以做為一種方法，亦如符號學的作用一般；而其理論意義，則應從媒介的界定出發，用以凸顯它所依賴的傳播行為在人類事物上有其優先性（夏春祥，2012 年 12 月）。當然，這樣的敘述雖然清楚，但仍有其跨越之處，誠如上個世紀末幾位台灣學者的反思一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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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學是種源於自然科學的學問，因此，一旦借用到研究人類文化的社會學科，就有必要多加闡述。有鑑於此，本文試著以同樣源於自然科學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與渾沌理論（Chaos Theory），來說明在傳播意義探詢過程中，媒介生態學應該具備的兩個特質。（一）蝴蝶效應：這是氣象學家羅倫茲（Edward Lorenz）在 1960 年代所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的是在一個動力系統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蕭如珀、楊信男， 2008）。而在媒介生態學的概念下，波茲曼曾於《科技奴隸》一書中指出，「技術競爭點燃的是全面的戰爭，換句話說，新技術的影響不可能被控制在有限的人類活動的範圍內」。他在討論文化對技術的臣服時是如此陳述的： ……技術改變不是數量上的增減而已，它是整體的生態變革。我所謂的「生態」，在意義上就如同環境科學家們所使用的。顯著的改變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你將毛蟲從他的棲息環境裡拿走時，你所得到的並不是單純減掉毛蟲的環境，這是一個嶄新的環境，你已重新建構了生存的各種條件；你將毛蟲放進一個原本它並不存在的環境時，整個生態也為之改變（Postman, 1993, p. 18）。在這裡，「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果闡述了所謂的蝴蝶效應。也因為本文主張生態學方法的作用，因此這種從自然科學上借用的闡述，就有其參照上的合理性。（二）渾沌理論：同樣是由羅倫茲所提出，它指出非線性系統具有的多樣性和多尺度性。也就是說，它可以用來探討動態系統中無法用單一數據，而必須用整體，連續的數據關係才能加以解釋及預測之行為（Cramer, 1993／柯志陽、吳彤譯，2010；Gleick, 1987／林和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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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換言之，渾沌理論主張表面現象上的混亂，只是說明了人類力量的侷限，其實一旦能夠從整體的關係角度加以把握，那麼系統中的某些律則正等待被揭示，而未來的秩序必然在當中成形。這種兼具某些固定的觀察原則，卻又同時對未來發展抱持難以控制的開放性論點，正反應了那種新媒介為舊社會所帶來的難以預測性，以及運用媒介生態學觀念在意義闡述上的挑戰。誠如以色列學者布朗德海姆（Menahem Blondheim）在一篇討論尹尼斯的文章中如此寫道：尹尼斯將追隨者引領到了渾沌邊緣；然而一旦到了那兒，他們就會發現那是一個饒富啟發的境地。渾沌的邊緣不等於渾沌本身；正是身處此境得以「啟動豐富的互動與交流」，同時「讀者的思辨力也發揮得淋漓盡致」。「本來毫無瓜葛的技巧與思考基礎頓時產生扣連」，一如寇斯勒（Koestler）所指陳。正是在此扣連中讀者得以發現混沌的解套──首尾的連貫性僅浮現於瀕臨混亂邊緣的衝突、矛盾，甚至是不相關連的事實與事件中 … （Blondheim, 1999 ／唐士哲譯， 2013 ，頁 183）。間接而迂迴，以上兩個概念以隱喻方式闡述媒介生態學的實質內涵。蝴蝶效應說的是媒介改變，例如由口語到文字、由電視到網路等，人們要知道這種轉換帶來的往往不是行為片面的調整，而是文化全面的重組。因此，我們得用生態學方法把握傳播過程中片段與細節的整體意義，以在對其有所意識的基礎上參與其中。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不能將 media ecology 翻譯成「媒介環境學」，因為一旦如此，生態學的方法作用就不復存在，傳播研究在此案例上對於研究者的內在價值也會因而喪失。至於渾沌理論，那更是協助我們確立對傳播視野與傳播想像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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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一種價值陳述。基本上，渾沌不等於混亂，混亂是指秩序的喪失，渾沌則是揭示秩序的必然存在與即將到來。在這個背景下，媒介生態學相信傳播行為在人類事物上的積極作用。然而，也因為傳播行為做為一種生態視野的出發點，它必須透過混沌理論在探索原則上的協助，繼而在未來的預測上，保持一種不能妄下定論（inconclusiveness）的開放性。而在任一現象傳播意義的闡述上，那種源於非線性原則的互動觀點，等待建立在真實上面的創新想像來加以揭示，則使得蝴蝶效應深具啟發性。這種重視傳播行為延伸而來的媒介作用，就是一種體現傳播想像的文化論述。而在中國大陸的媒介生態學中，確實也可以觀察到在現象與本質之間的一種方法追尋。支庭榮（2004，頁 8）援引阿什德在《傳播生態學》書中的觀點寫道，「研究傳播生態的挑戰在於，發現一種視角，把信息技術、傳播形式同傳播行動連接起來」。在闡述中，大陸學者對於生態學方法的使用，確實類同於北美的研究傳統。只是，他們關注的焦點比較不是人類的傳播行為，而是大眾傳播中的媒體組織生存，前述邵培仁在討論「媒介生存策略」時便是例證。換句話說，中國媒介生態學所關注的，應該是一般被我們稱為媒體組織的各種事業體。在研究範疇上，這是屬於經營管理層面以及它們在政經環境下的生存與互動關係。針對此種取向，王冰（2010）寫道：中國媒介環境的變遷似乎遵循著另一種路徑和邏輯。中國媒介長期以來做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承擔著重要的意識型態功能。它不僅僅是一個大型國有部門，更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事業型單位、企業化管理」混合型體制的確立成為中國媒介發展的開端。這一重大的制度選擇，直接催生了媒介的產業化，並決定了媒介發展的初始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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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紀 90 年代中後期，中國的媒介環境出現了重大傳播型態的變遷：都市報勃興。這一事實證明了被長期迴避和爭論不休的媒介經濟屬性，也使媒介陷入兩難境地。 ……「雙重效益」的兼顧作為政府的最優動態目標，又使政府在市場的退出中，採取了有限度的方式。然而，正在進行的媒介產業整合以及其他資源配置方式並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國家利益、媒介利益和公共利益的關係也面臨著嚴重考驗。那麼，「雙重效益實現」的協調機制到底在哪裡？這是中國傳播學者試圖回答的首要問題，也構成了中國情境下媒介生態理論的歷史與現實語境（頁6-7）。因此，本文認為與其將大陸的研究傳統描述為「媒介生態學」，倒不如更貼切地將其稱為「媒體生態學」。在這邊，生態學方法的認知會使我們將北美的與中國大陸的研究取向，在生態學的共同性上區分成媒介生態學與媒體生態學，並認為這是發展階段上不同的位置而已：媒介是一個更為廣泛且妥適的指涉，而媒體就是一種特定的媒介類型，這是本文的第三個觀點。最後，本文贊成「媒介生態學」的翻譯還有兩個理由。一旦將 media ecology 翻譯為「媒介環境學」，那麼日後在閱讀中、英文文獻時，將會遭遇明顯的感覺混淆，而這正是北美媒介生態理論最關注的探索關懷之一：媒介架構了我們對生活世界的感知。這是本文的第一個理由，我們沒有道理在最基本的詞彙上背離這一概念傳統的核心主張。具體案例如波茲曼在媒介生態學會成立大會時的演講： ……媒介生態學（media ecology）的詞彙使用，……從我們的觀點來說，這是選擇了正確的詞彙，因為想要讓更多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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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到人類是生活在兩種不同環境（environments）中的這個事實。一是自然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它是由空氣、樹木、河流和各種毛蟲所組成。另一個則是媒介環境（media environment），它包含了語言、數字、影像、立體圖像，以及所有那些讓我們成為今日樣貌的符號、技術和機器（Postman, 2006, p. 62）。在這樣的前、後文中，若將媒介生態學翻譯成為「媒介環境學」，

那麼第一個英文詞彙 media ecology 與第二個 media environment 的詞

彙，在中文方面將完全一致。另外，媒介確實會構成我們的生存環境，因此翻譯成「媒介環境學」，不就在指涉意義上變成了「環境+環境學」。因此，我們相信「環境+生態學」的媒介生態學更為自然且適當。還需要指出一點的是，現在以 media ecology 為關鍵字詞的文獻極多，而且跨越不同學科領域，一旦譯名有別，在交流、溝通上有其困難，例如，同樣也將 ecology 字詞運用在心靈探索上的貝特森、英國倫敦大學傅樂關於藝術與科技的媒介生態學著作（Bateson, 2002／章明儀譯，2003；Fuller, 2005），以及法國哲學家瓜達里關於生態哲學的討論（Guattari, 1989 / Pindar & Sutton, 2000）。倘若只以中文傳播社群的特殊情況做為考量，恐會影響到我們在吸收這些跨地域、跨國界、跨族群等各類文獻時的認知架構。

肆、結論：科技決定論與媒介生態學

基本上，這篇文章醞釀自傳播科技日益普遍的社會脈絡，但更直接的動機則在於做為一位教師，發現學生在進行討論時的混亂，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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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ecology 的譯名爭議莫衷一是、不知該如何思考。更有甚者，連在一些專書討論中，兩個詞彙的交替使用更使得傳播學科原本就薄弱的學術根基更形鬆動。全篇論證始於數位匯流的現實發展，但問題說明則伴隨著上個世紀末台灣傳播社群對於生態觀念的廣泛運用，包括科學立場與內涵缺乏實質等。第二個部份則是耙梳、整理了這一學術爭議的發展歷程：一種是源自於北美洲尹尼斯、麥克魯漢，以至於波茲曼的啟發，關注個人如何在當代社會中生存與適應的文化問題；另一個則是關心在變遷不定的環境中，大眾傳媒組織該如何面對這種變局的生存思考。在世紀之交中，台灣、香港與大陸的中文學術社群先是普遍以「媒介生態學」一詞來描繪這兩種取向，但不同關懷者各自表述，包括約定俗成式的作法。但在 2005 年之後，幾位學者先是提出了將北美洲的 media ecology 稱為「媒介環境學」，繼而與中國大陸的「媒介生態學」有所區隔。本文對此提出一些反省與思索：在這兩種關懷的研究文章中，本文主張北美傳統萬萬不可譯為「媒介環境學」，因為對象式的區分完全不能將原先概念中傳播行為那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整體關照表述出來。更關鍵的是，一旦將英文中的 ecology 譯為「環境」，那麼中文學術社群的主體性更難追本溯源，因為指涉混亂，有效溝通難以達成；而在波茲曼承繼的傳統中，「生態」概念同時決定了 media 一詞的深刻性。本文對於媒介概念的主張，乃是以麥克魯漢替尹尼斯撰寫的序言為根據，強調它在社會生活中，乃是一股扭轉舊有能量巨大權力的體現。因此，媒介的辨識並非由靜止狀態下的事務特質加以說明，而是必須在傳播過程中由主體的使用方式、認知意圖與最終結果協調達成。大體來說，這論點反映出對於科技決定論的謹慎接受。但若因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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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態學看成是科技決定論的衍伸，則是一種過於簡化的粗略誤解，這對尹尼斯、麥克魯漢都是如此，遑論高舉人文主義價值、推崇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的波茲曼。科技決定論重視技術的科學屬性，以及由此衍伸的科技價值與自然原則。易言之，技術不是一項鐵板一塊的單一物質，而是包含某種特定組織與結構的人為建構，而在發展過程中，它會引起個體與集體做出調整。如此一來，科學技術可說是強制性地迫使我們改變，並產生了一種支配性的文化。媒介生態學意識並辨識出這樣的屬性與原則，但試圖「對抗」這種滲透性的力量；也許，對抗並不精準，而是嘗試去「經營」與「治理」。只是，媒介生態學也不純粹是社會建構論者，誠如波茲曼所說，「反科技是愚蠢的，就像是反對食物一樣」（Postman, 1999, p. 44）。他認真而嚴謹地看待科技的力量與人類的位置。簡單地加以表述，就在接受科學技術原則主導日常生活的同時，北美傳統的媒介生態學不斷尋求個別主體的能動位置，以及整體社會的平衡發展。與之相較，中國大陸關注媒體生存策略的學者們卻始終不去討論個體的位置，直接以媒體的生存與消失做為社會平衡發展的重點。這一取徑過於限定，看似適合於中國的現實問題，實則是讓知識失去基進（radical）功用。若以科技決定論來說，中國大陸的取徑反而是在不知不覺間肯認這種科學屬性與自然原則，且以極端的社會建構論──中國特色，取消了這一面向的積極價值。面對此一情況，台灣學者與研究者在使用中文詞彙時不可不慎。整體來說，這在台灣社會中乃是援引組織生態學的傳媒管理傳統下的關懷，如李秀珠（2002）等。她在此書的專章〈新傳播科技與媒體生態〉中，便適當地以媒體生態來闡述這一傳統下的研究對象。本文採取這樣的觀點將北美的與中國的媒介生態研究，分別稱之為「媒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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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媒體生態學」，藉以回應林文剛等學者所指出的問題意識。在這裡，本文凸顯出媒介生態論的兩個實質內涵──首先是傳播想像的揭示，以及做為生態學方法的工具性作用。後者的方法敘述為北美的與中國的相關研究所使用，但多隱而未明，本文主要目的之一便想揭示這面向的存在；因為這樣，「媒介生態學」詞彙在兩造運用上都有其正當性。至於前者與傳播想像的關連，我們可在北美媒介生態學文獻中看到豐富傳承，但在中國的相關研究中，卻只有表象上的聯繫，欠缺辯證性的討論。當然，從崔保國開始後的兩岸學者，更多是中國大陸的部分，確實有很多關於生物生態學直接借用在傳播組織或產業的討論，但多半是原則性揭示，很少直接觸及個別傳播行為的具體討論，遑論由此揭示出人類溝通行為的整體性，而這就是本文主題「傳播的想像」最關鍵之處。在此，本文願意簡要地將媒介生態學界定為將媒介做為探究孕育文化等複雜系統的基礎，據以了解人類傳播行為及其生活環境的一種觀念技術。

註釋

1 在目前可查考的網路資料中，使用 ecology 一詞的「傅播生態學研討會」曾在嘉義中正大學（1994、1996 年）與新竹交通大學（1995 年）輪流舉辦（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主辦，1995）。而自 1996 年起，台北輔仁大學亦固定舉辦「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只是環境一詞的英文是 environment。 2 如高雄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嘉義南華大學傳播學系，以及苗栗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所舉辦的研討會等。請參見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主編的《傳播與媒體生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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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On Media Ecology

Chun-Hsiang Hsia

*

ABSTRACT

Following digital convergence, the press starts new adventures beyond its traditional business scope, in search for new platforms in the internet. Some extend to audio-visual journalism, others ally with radio broadcasters. As a result, conventional communication boundaries start to be blurred, and this trend is ever more intensified by touch screens of smart phones. With this in mind,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term “media ecology” as understood in Taiwan, by juxtaposing it with some other related ideas, comparing their respective references, meantime responding to the controversy over its Chinese translations, i.e., “媒介生態學 vs. “媒介環境學”.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a preference for the former, arguing that, if grasped as a methodological notion, it（媒介生態學）serves far better than the latter （媒介環境學）for referring to social reconfigurations and cultural impacts brought up by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 more humanistic view of media ecology tends to focus on quality issues about civilization process. In contrast, giving a holistic description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specific media industry could be seen as media ecology of mass media.

Keywords: digital convergence, media, media ecology, method, technology

determinism, the imag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_{Chun-Hsiang Hsi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