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本土化雖然有所進展，但國家認同從中國轉變為台灣，
身分認同從中國人轉變為台灣人，卻未必即代表所謂「分離意識」
的增加，而只是基於對現狀的認知，因此民意調查所顯示的民眾對 統一熱情的進一步消退，並不足以解釋為民眾積極支持「台灣獨 立」。如果工具性的國家認同與規範性的國家認同，可以形成轉變
66. 朱建陵，「閻學通：兩岸經貿交流無法遏阻台獨」，中國時報，2008年4月26日，
A17版。
67. 謝長廷，「我的反省與願景」，中國時報，2008年4月12日，A22版。
68. 對國民黨此種路線調整的質疑，見石之瑜，「『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 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基金會季刊，第4卷第4期（2003年10月），頁37~66。
69. 在一篇報導中指出民進黨黨主席參選人蔡英文雖提出「重新定義台灣本土論述」
的主張，但也稱絕對不會放棄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蔡慧貞，「陳師孟：走中間 路線找不回民進黨」，中國時報，2008年4月26日，A4版。
台灣人國家認同的理由，那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可能成為現 實的推動力，而重新塑造台灣人的國家認同。
如同對台灣本土化的支持力量中，有部份來自於所謂「中間選 民」的換黨執政需求，在支持兩岸互動者中，雖有部分基於情感因 素，但亦有相當部分乃基於經濟考量。前文的「工具性本土化」顯 示的認同彈性，在此成為「工具性中國認同」。工具性中國認同的 前提是台灣人對中國的原生的，或說素樸的認同，70因為中國不同 於絕大多數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而是一個具有自我認同的文 明，或說「歷史民族」，71而台灣分享了此種文明與國家的認同。但 兩岸的經濟差距，使得台灣人對中國認同產生工具性的排拒，反映 為工具性不認同中國，而這成為認同爭議的主要環節。因此本文所 謂工具性中國認同，實則為工具性不認同程度的對反，這是由於中 國認同是許多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內在成分，不認同卻是外在因素，
是中國大陸的貧困所導致的；隨著中國經濟走升，工具性不認同就 相應減少，工具性認同乃隨之增加。
在經濟議題之外，是安全與主權議題的難解僵局。吳玉山指 出，中共繼續對台灣的威嚇姿態，會使台灣意識更加勃興，中國意 識更加衰微；中共的戰爭威脅雖使台灣獨立受到制約，但意識上的 對立，仍可能將台獨提到日程上來。72雖然主權議題的僵局與人民
70. 根據不同政治傾向者的觀點，所謂原生的認同也可能是虛假的認同。虛假的，是 指台灣的中國認同很大程度上與國民政府的教育有關，此種教育使台灣人有某種
「龍的傳人」的想像，因此在兩岸交往之初對中國大陸抱有過高的期待，於是當 面對中國大陸的具體政治經濟問題，開始一長段的幻滅過程。
71. 杜讚奇（Prasenjit Duara）認為早在現代西方民族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就有 民族想像了。參見霍布斯邦，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186；安德森，
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xvii。
72. 吳玉山，「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頁89。但吳玉山亦指出意識上的 對立、生活上的互賴與北京的威脅同時增強，未必導致台獨，也有可能出現另一 個可能，即「台灣民眾意識上的重中國化」。
未必相關，而可能是雙方政府所造成，73但對中國大陸的「敵意」
又確實廣泛存在於台灣社會－雖然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 查來看，是以大陸對我方的敵意加以呈現。74
對於兩岸存在的敵意，石之瑜認為，「只要政治對社會的牽制 不再，就會有利於民間根據自己的需要開展兩岸關係」，75其意似乎 認為台灣政治對台灣社會的牽制，是妨礙台灣民間根據自己需要開 展兩岸關係的主要原因，亦即是政府主導了兩岸的敵意。也因此，
他認為民主化的中國大陸不保證能降低兩岸衝突；76不過若從石之 瑜另曾提出的本體自由人的觀點來看，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至少擴 大了台灣現實的「自由人」的選擇空間。正如石之瑜自己所曾提出 的，政治參與帶來的互動，一如民間的交流，能夠「提供許多相衝 突的認知線索，以能推翻人們對於兩分法下的刻板印象，認知到別 人與我所屬的群體，其實享有很多共通性」，於是經由大量的相處 機會，敵視可以很快的淡化。77因此中國大陸應該以民主方式、給 予台灣人民足夠的政治參與空間以及平等的身份，藉由政治參與來 塑造認同。78特別是「中國」既是學者所稱的「歷史民族」，分享中 國歷史與文化的台灣人若能平等參與中國事務，自然可以較為輕易 地重新成為此一「想像的共同體」的一部份。因此中國大陸的民主 化，雖不代表其可能因此不再反對台灣獨立，但能夠使民主條件下 的和平統一成為真實的選項，並在統一的過程中具有規範性的意 涵，此可稱之為「規範性的中國認同」。
73. 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1995），頁92。
74.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
75. 石之瑜，「台灣失去是非，北京能否填空？」。
76. 因為民主制反而強化公民對國家主權之間的關連感，強化了國家認同。石之瑜，
後現代的國家認同，頁78。
77. 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頁40~41。
78. 包淳亮，「從國家認同與政治參與，談統一不確定性的極小化」。
基於上述，我們將台灣人的現實主義中國認同區分為「工具性
圖三：統一模型（作者製圖）
如同前文，我們將此一綜合模型分成四個階段（狀況），在狀 況一，兩岸恢復交往的1980年代中、後期，台灣由於1960年代以來 的經濟高速發展，人均所得顯著高於大陸，工具性中國認同較低；
相對而言，政治上大陸出現胡耀邦、趙紫陽等的政治改革努力，台 灣亦剛開始解嚴、民主化，雙方政治上的差異在表面上尚非顯著，
規範性的中國認同尚高。
在狀況二，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踵繼而來是蘇聯、東歐共黨 國家在1990年代前後的紛紛瓦解，而台灣的民主化持續進行，台灣 人的規範性中國認同大幅衰減，加上1994年千島湖事件，1995~96 年飛彈危機相繼發生，兩岸對立氣氛加劇，台灣人民的規範性中國 認同進一步下降。雖然中國大陸經濟在1992年後快速發展，而台灣 經濟成長率開始逐步降低，但台灣經濟領先幅度仍大，工具性中國 認同仍處於極低的程度。在這樣的形勢下，台灣的中國民族認同穩 定衰退、無特定認同的「現實主義」者持續成長，80於是到廿一世 紀之初，由於台灣對中國的規範性不認同發展到最強烈的階段，甚
80.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
至於大量投資中國的台商，如張榮發、施振榮、許文龍等，「都在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中，支持傾向台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可見 他們的國家認同並沒有受到中國大陸投資利益的影響」。81
但在進入廿一世紀後，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陸續超越義大利、
法國與英國乃至於德國，中國共產黨政權在近期如同蘇聯、東歐共 黨政權一般崩潰，似乎已不大可能。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的民 意調查中發現，雖然台灣民眾一貫主張維持現狀、支持發展外交、
感到大陸對我敵意不淺，並拒絕一國兩制，但近年在「民眾對開放 速度的看法」與「對兩岸經貿的看法」兩個選項上，民意卻出現的 驚人的改變。從1995年到2005年中，向來僅有四分之一以下的民眾 認為兩岸交流開放「太慢」，與認為「太快」者人數相近，多數人 認為速度「剛好」，少數「不知道」。到了2005年冬天以後，形勢翻 轉，認為「太慢」者增至三分之一以上，在2008年3月的民調中大 幅領先認同「太快」者。而在對台商投資的限制上，從1997年以來，
認為應該「較嚴格一些」者常領先「較鬆一些」三成以上，少數月 份甚至達四成五。進入2006年，形勢翻轉，「無反應」的中間選民 大幅減少，「較嚴格一點」也趨於減少，到了2008年3月的民調，「較 嚴格」僅領先「較鬆」百分之三。82這兩個民調顯示民眾直到近年 才感覺到中國大陸的崛起，而願意與之交往，輕蔑中國的態度已逐 漸被視為與現實脫節。由此似可認為台灣的工具性中國認同已開始 較為顯著的提高，並首先經由前述陸委會民意調查中在經濟上合作 與參與的意願表現出來。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需求，似也正緩慢邁 入吳玉山「綜合模型」的狀況三，市民社會的能量愈來愈大，為未
81. 童振源，「兩岸經濟整合與台灣的國家安全顧慮」，遠景基金會季刊，第4卷第3 期（2003年7月），頁52。
82.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民國 97年3月23日-3月25日。不過主張開放的國民黨執政後，在97年8月22日-8月24日 的陸委會民調，認為開放太快的民意從三月的18.9%增至29.5%，可見民眾對於 安全的關注。
來的進一步民主化鋪墊了基礎。83而在台灣，2005年連戰、宋楚瑜 於台灣為「硬指標」，則前者在2020年代乃至於2030年代，不無發 生的可能；86後者在2020年代也頗有可能出現。87中國大陸全國人大
83. 2000年以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環保運動，中國的市民社會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 展，例見Peter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2, No. 5 (2001), pp. 893~921；
劉彥廷，「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再思考：以網際網路的觀 點」，東亞季刊，34卷4期（2003年10月），頁59~93；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 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49卷1期（2006年3月），
劉彥廷，「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再思考：以網際網路的觀 點」，東亞季刊，34卷4期（2003年10月），頁59~93；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 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49卷1期（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