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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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On Sophisticat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Localization and Unification.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包淳亮 Pao, Chwen-L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本文粗稿於2008年5月17日發表於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民主深化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評論人董立文博士的指正，以及會後張登及、曾柏文、林庭芳等學友的批評，更感謝提出許多修正意見的論文審查先進。研討會粗稿曾直接援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查資料圖表，為節省版面現已將圖表刪除，民意調查之詳細內容請至陸委會網站查詢。.

(2) 142. On Sophisticat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Localization and Unification Pao, Chwen-L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two factors of Realist National Identity are material benefit, as defined “instrumental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regime reliability, as defined “normative identity”. Under analyses by Yu-shan Wu,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once start to modernization, the demands for democracy by the people will reduce before increase. Inspired by this viewpoint, this essay extended two models. The first is “localization model” which expl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ation of Taiwan politics, under which, the power shift from KMT to the “local power” results not only from “normative localization” but also from the “instrumental localization”. The second is “unification model” that explained the trend of unification. The unification possibility faded before but then encouraged by the ongoing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ncluding the expand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t let the “normative unification” become possible, and the converge lifestyle that let the “instrumental unification” seem attractive..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Democratization, Modernization, Taiwan Independence, China Unification.

(3) 143.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包淳亮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現實主義國家認同包括兩點，其一是物質利益，由此產生工具性國家認同，其二是體制信賴，由此產生規範性國家認同。吳玉山曾指出，威權國家倘開始實現經濟增長，其民主化會經歷先難後易的演變。本文參考此論點提出兩種模型，其一用以解釋本土化發展，即規範性本土需求與工具性本土政黨上台需求，共同促成了本土勢力的執政。其二用以解釋兩岸統獨前景，即規範性中國認同與工具性中國認同的發展過程，形成統一可能性的先降後升。. 關鍵詞：兩岸關係、民主化、現代化、台灣獨立、中國統一.

(4) 14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壹、現實主義國家認同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具有深刻的倫理意涵。孟子有言「君臣有義」，博丹（Jean Bodin）論述主權的共和國六卷中，也將國家擺在人倫的脈絡中推演；1到了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則還先以第一講專談過往某些倫理之荒謬，才以「次講」論述其自由民主意涵下的新倫理。2雖然如此，與家庭、朋友關係不同，「國家」定義歧異，國家與其統治下的民眾的關係複雜而多樣，國家常被視為搾取人民的機制，且最為重要的是，一般民眾無力擺脫國家的強制力量。無怪乎人民未必對國家具有忠誠感，國家也未必為其民眾所認同。3 「認同」與「愛國」意識，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國家」出現後的現象，甚至是國民教育的結果。4掌握國家者常為其需要渲染民族主義或愛國意識，從而對其人民帶來重大的災害；於是自由主義者主張保障基本人權與憲政民主，是人民對國家產生認同的最主要憑藉。5要「對什麼或向誰忠誠」，是公民權的根本問題；6倘若民族主義或愛國激情有引發戰爭的可能，人民也可基於對和平的愛好而選. 1. 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2. John Locke, Two T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 J.M. Dent, 1924). 3. Yale H. Fergurson and Richard W. Mansbach, Polities: Authorities, Identities and Ideology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6); Stephen D.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昆廷‧斯金納、博‧斯特拉思主編，彭利平譯，國家與公民：歷史、理論、展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石之瑜，「政治學是一種政治主張：有沒有中國人自己的政治主張？」，朱雲漢、王紹光、趙全勝編，華人社會政治學本土化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台北：桂冠，2002），頁57~81。 4. 艾瑞克‧霍布斯邦，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1997），頁118~119。 5.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1998），頁128。 6. 對此討論，可參見Herman R. Van Gunsteren,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 Organizing Plurality in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8), p. 144..

(5)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45. 擇抵抗國家。7於是當雷南（Ernest Renan）聲稱「民族的存在是…… 每日的公民投票」，8個人對民族認同的選擇也如同投票行為一般，成為變動的現象。不過此種自由主義的國家觀，在台灣卻可能引發多種的不安。雖然有許多研究並不認可藍綠國家認同對立的說法，或指出台灣人民並未特別積極地將自身想像成異於中國大陸人的不同民族，9但也有學者認為，台灣存在著國家認同上的兩極對立的傾向，乃至於藍、綠陣營並未認知彼此為同一族群（a people），10於是不同政治勢力乃常利用自由主義以顛覆他方國族建構。國家認同既然成為爭議性的話題，許多民眾也就在對立的國家認同之間，採取迴避、投機的態度，或者就兩岸關係前途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11 7. 石之瑜，「人民有不想陪葬權」，中時晚報，2003年12月2日，02版；石之瑜，「基，進和平：面對戰爭發言的權利」，遠景基金會季刊，第5卷第3期（2004年7月）頁1~26。 8. Vincent P. Pecora ed., Nations and Identi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175. 9. 任雪麗認為，60%以上的台灣人以「新台灣人」自居，即顯示族群國家主義或者「台灣民族主義」不是台灣的主流。Shelley Rigger, “Nationalism versus Citizenship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Merle Goldma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64。另見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林佳；蕭高彥，「民主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2001）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政治理論的反思」，江宜樺、李強主編，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台北：商週出版社，2003）。「憲政困局與國家認同」，台灣民主季刊，第2卷第3期（2005年9月），頁 10. 楊泰順， 13；施正峰，「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台灣歷史學會編，國家認同論文集（台北：稻香，2001），頁148。 11. 現實主義的態度，亦即老於世故的態度，可見於Shu Keng, Lu-huei Chen, Kuan-po Huang, “Sense, Sensitivity, and Sophistication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4 (Dec. 2006), pp. 23~66。許多學者強調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差異，但兩者的意義其實混淆，且台灣民眾對此類議題多以現實／實用主義的態度面對，兩著的區分對於民眾並無重大意義，故本文不就此定義進行闡述。對兩者定義的討論與民意調查，可參見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第9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 5~39。此種現實主義的態度，既無視於台灣民族主義的呼喚，當然引起獨立運動者的憂慮；黃昭堂，「脫出繼承國家理論、分裂國家理論來促成新生國家的誕生.

(6) 14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民眾採取現實主義國家認同，是由於生活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不僅被視作、且就「是」台灣人，也明瞭自己也被視為、且也「是」中國人，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卻具有高度歧異性，這使得所有台灣人也就隨時面臨選擇的壓力，而且他的選擇也隨時可能變化；而選擇與變化的原因又不可能僅是情感的，而更在於現實的原因。這裡現實的原因，既包括前述自由主義的保障基本人權與憲政民主，也包括物質利益、發展機會的考量。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現實、審慎的態度，顯現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查中。此民調中民眾「對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的看法」，顯示絕大多數民眾希望維持現狀；而當問及民眾發展兩岸關係或外交關係何者更為重要，回答「一樣重要」與「發展兩岸關係比較重要」者，竟達六成以上。12吳玉山也曾指出民意調查中「台灣人」和「中國人」在認同上的差距，大於在統獨態度上的差距；族群意識的快速本土化並不完全反映到國家認同與統獨，對於具體的政策影響更為有限。13民意調查顯示民眾並不積極支持台灣在外交承認上與中國大陸的競逐，而只是支持「現狀」，台灣人認同反映了對現狀的認同，但對於法理的台灣「獨立」則並不積極。這些都顯示了民眾的務實心態。民眾安於現狀，甚至隨形勢不斷適應新身份；在外在環境驅使下，個別台灣人為了自身利益極大化，已習於保有身份的彈性。這種彈性恰好與族群運動所希望「建構」的努力相反，14因為民眾不是被「建構」民族認同，而是在兩岸之間，「選. －台灣新生國家理論」，莊萬壽編，台灣獨立的理論和歷史（台北：前衛，2002），頁25~28。「『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行政 12.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院大陸委員會全球資訊網，2008年6月4日。<http://www.mac.gov.tw> 13. 吳玉山，「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中國事務，總第4期（2001年4 月），頁71~89。 14. 對於台灣的族群想像、族群運動，可參見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

(7)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47. 擇」其民族。這種選擇的可能呈現出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即由於人民同文同種、具有共同的歷史淵源，因此國家認同議題並不同於一般的兩國關係。民眾選擇其民族，其實符合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因為民族群體本來也就不僅產生於歷史，而且也產生於人的意志；而從人道的角度來說，檢驗任何社會實踐的惟一標準，即是取決於其是否符合受其影響者的利益。15在這樣的思考下，當不同認同的論述者闡述「國家認同」、「國家發展」、「國家安全」這些具有政治作用的詞彙，要求讀者實踐其價值，讀者作為行動者，卻一如作者，有自身的認同、發展與安全議程。16如果民族主義者壓迫民眾表態，則人民可能用虛與委蛇的態度加以回應，石之瑜以「本體自由主義」，「本體自由人」加以稱之；在當代台灣，即把「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以及其他種種用以定位身份的概念都「角色化」，人們得以根據情境需要選擇自己要實踐的生活與價值規範，17甚至混淆自身的認同，在認同議題視需要「臥底」或「洗底」。18 於是在吳乃德的分析中，指出無論哪一種「族群」的多數台灣民眾，都採取「現實主義」的兩岸觀，且台灣民族主義者與中國民族主義者在台灣都是少數；而這些少數的民族主義者中的多數，又不斷流離、進出於實用主義。一貫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或中國民族主 15. 參見塔米爾，陶東風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上海：上海譯文，2005）。 16. 此種反思，可參見石之瑜，「民族、民族研究、民族主義：兼論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研究」，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4期（2001年7-8月），頁97~110。這裡可以將國家所主張的認同、發展與戰略，稱之為大寫的認同、發展與戰略，而一般人則有其小寫的相應主張，參見石之瑜，身分政治－偶然性、能動者與情境（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頁173~176。「自由主義者在臺灣身份中的處境－成為自由人？」，展望與探索，第4 17. 石之瑜，卷第1期（民國95年1月），頁22~40。 18. 香港崇洋媚外的中國人，可以被重新解釋為中國人「臥底」於英國殖民統治當局，也因此必須積極「洗底」，淡化或包裝歷史；而來自倫敦或北京統治當局者可以無需顧慮認同，則顯示權力結構規定了身分。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8) 14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義者，似乎各僅佔人口的一成以下。19因此台灣的國家認同、或者民族認同的問題，可能並非一些學者所主張的少數族群是否認同台灣的問題，或民眾對團體的忠誠的問題，20而是台灣高達八成以上的中間選民，如何在國際與兩岸的特定時空中，不斷審時度勢、進行選擇的問題。以歷史的角度觀察，從清領時期，台灣民主國，到日本統治，再到中國統一，和繼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帶來的兩岸分裂，及由分裂產生的台灣／獨立認同，台灣的國家定位確實變化不拘。在隨形勢不斷適應新身份的外在環境驅使下，絕大多數台灣人似乎都保有身份彈性，具有認同的現實主義傾向。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查中，雖有76.6%的民眾贊同「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說法，並有高達84.3%的民眾主張台灣的未來應該「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然而陸委會的調查又指出，只有20%的民眾主張「儘快獨立」和「維持現狀以後獨立」，21因此台灣民眾雖認為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又認為台灣不需要進一步宣佈獨立，也不必過於積極的強調國家地位。雖然如此，近數十年來，受到國內外局勢的影響，在台灣的中國與台灣認同，確實有著明目析的變遷；然而，此種變遷是否顯示「兩岸關係離心大於向心」的「未來趨勢」是「可以預見」的，22則非無疑義。如果台灣人在國家認同上果真多屬現實主義，則現實因素究竟如何作用於台灣民眾？本文嘗試以吳玉山的現代化理論與政 19. 見吳乃德，「省籍意識、政治支持和國家認同－台灣族群政治的理論初探」，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1993），頁27~51；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在吳乃德的論文中，實用主義亦即現實主義，本文在此亦不予區別。 20. 相關分析見徐永明，「九四、九八台北雙城記：不確定中大眾選擇的分流點」，東吳政治學報，第12期（2001年），頁75~112。「『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 21.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2. 陳陸輝，周應龍，「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2004年7月），頁145、175、178。.

(9)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49. 權穩定論的綜合模型為基礎，勾勒不同的認同與歷史圖像，並由此在一篇文章中呈現辯證的歷史觀。. 貳、模型參考與概念建立一、吳玉山的綜合模型台灣大學吳玉山教授曾就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發表文章，23指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主宰比較政治領域、並且在 1980年代末又重新興起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paradigm），主張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帶來政治的開放和民主化；24然而另外一個關於政治變遷的經濟社會理論「政治穩定理論」（regime stability theory）卻認為在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鞏固威權統治，壓抑民主力量。吳玉山認為，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先是如政權穩定論所預測的上升，然後會如現代化理論所預測的下降，和此一現象對應的是社會對於民主的需求（包括內在性的需求和工具性的需求）會先下降，然後再上升，因而形成一個「U」型的上凹曲線。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是就長期而言，現代化和經濟結構的變動帶來了內在性的民主需求，而經濟成長的趨緩也提升了工具性的民主需求。這個新的模型，用時間序列將現代化理論和政權穩定理論融合在一起。25. 23. Yu-shan Wu,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under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in the 1990’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of Mainland China in a Changing Global Societ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pril 25-27, 2002)；吳玉山，「現代化理論vs.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1998年6月），頁443~464。 24. 學者並指出，接替一黨獨裁的民主政權，在確立文官控制上面臨的問題少於在軍政權和個人獨裁後出現的民主國家所遇到的相關問題。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頁286。「現代化理論vs.政權穩定論」，頁443。認為此論點過於樂觀者，例見楊 25. 吳玉山，穎超，「現代化典範與中共民主前景：第四條道路」，政治科學論叢，第33期（2007 年9月），頁151~192。.

(10) 15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表一：經濟表現、經濟發展程度與民主需求經濟發展程度低. 高. （無內在性民主需求）. （有內在性民主需求）. 劣. 狀況一. 狀況四. （有工具性民主需求）. 僅有工具性民主需求. 兩方面民主需求均高. 經濟表現佳. 狀況二. 狀況三. （無工具性民主需求）. 兩方面民主需求均低. 僅有內在性民主需求. 資料來源：吳玉山，「現代化理論vs.政權穩定論：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前景」，頁455。. 見：. 圖一：吳玉山綜合模型. 此一模型將整個進入改革以後的威權國家政治形勢分成四個階段。在經濟改革初期的「狀況一」，人民對民主的價值認同尚未建立，人民對民主有較高的工具性訴求。隨著經濟進入起飛期，好轉的經濟狀況使工具性的民主訴求降低、同時內在的民主需求也仍低，因此政府的民主化壓力較低，此為「狀況二」時期。之後，隨著經濟表現不再突出，對民主的工具性訴求逐漸增加，且對民主的內在性需求亦增加，此為「狀況三」。最後，當人民對民主的價值.

(11)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51. 認同提高，加上經濟威權政體不再能快速發展，人民的民主需求將快速攀升。吳玉山「綜合模型」所提出的經濟成長率曲線，並非一種「週期」現象，而是一種「趨勢」。26因為在現代化理論的視野下，一旦計畫經濟轉型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且逐漸經濟發展逐步邁入成熟期，伴隨著自由民主體制的政治發展，則就進入了「歷史終結」的時代。因此這是一個不再重複的政治經濟現象。27雖然由於經濟波動，使得短期的波動可能與長期的趨勢混淆，從而影響人們對於形勢的判斷，28但在這樣的理論中，民主化只有遲早的問題，中國並不會因為「民族性」而不能民主化。29 依據前文吳玉山綜合模型進一步推論，當人民的「工具性的民主需求」與「規範性的民主需求」升高，就出現革命的動機，可能拋棄自己的國家、或推翻既有的政權，乃至於兩者同時發生，於是民主革命就一變而為民族革命；這種現象，不單促成前蘇聯、東歐地區十餘個新國家的誕生，在台灣也可見其端倪。不過，本文並非 26. 在統計學上，趨勢一詞是指一種事實，那就是在很多的，雖說不是全部的時間序列中，有可能把我們的材料所包括的整個時間間隔，區分為一些次級間隔，從而這一系列次級間隔的時間組成成分的平均值，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單一的增加或減少，或者他們僅僅只再現一次。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對於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週期的考察（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288。 27. 不過曾有論文指出這未必是一個單一個趨勢，而可能是一種多樣的、週期性的民主需求變化，見包淳亮，「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從吳玉山的綜合，頁43~60。模型出發」，東亞季刊，第33卷第3期（2002年夏季號） 28. 例如八九民運，在「長週期」中屬於「狀況一」的改革初期的不滿；在吳玉山則成了「狀況二」下人民並不支持的騷亂；在十年的週期中則是週期末期經濟蕭條促成的「狀況四」階段。見包淳亮，「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 29. 「民族性」或「特殊性」的論點與此不同，例如一些論點認為中國的民族性無法實現民主。倘若論者同時又堅稱台灣已經實現民主，其必然的邏輯是台灣的「民族性」與中國大不相同，為此乃需主張台灣的血緣、歷史、宗教、文化已不同於中國人；例見黃文雄，台灣人的價值觀（台北：前衛，2000）；黃文雄，中國亡。此類論點固然有其文本脈絡，然而，黨滅國的宿命（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若有任一民族由於其民族性而不能民主，則「推廣民主」之前就都得先研究該民族是否宜於民主，使民主喪失其普世性。.

(12) 15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將吳玉山的模型，從以中國為對象改變為以台灣為對象，而是更進一步，要將其中自威權轉變為民主的過程，替換為民族認同的轉變；下文將就此予以說明。. 二、概念建立吳乃德在分析國家認同時指稱，一般探討民族認同，有兩個理論，即感情的群體認同論，與理性的物質利益論。30自由主義學者如密爾（J. S. Mill）論及民族觀念時，即強調民族的基礎是一種共通之感（common sympathies），以此彼此間可以相互合作，並願受同一個政府所統治；31同一時代的雷南（Rainer Bauböck）也稱民族是記憶的豐富遺產、實質的同意，共同生活的願望，不願數典忘祖等等；32然而，此處共同之感雖可由六十餘年的共同生活而產生，但所謂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也是受到眾多台灣人所分享之情感，因此「台灣人」是否不是中國人，作者認為更多是一個現實選擇。33 本文的所謂現實主義國家認同，是與前述群體認同論相對的概念，包括兩個基本部分，其一為吳乃德所提及的理性的物質認同論，其二為自由主義者的體制信賴論。就理性的物質利益論而言，乃是基於經濟利益而調整的國家認同，我們簡稱為「工具性國家認同」；以此思考兩岸關係，就得對兩岸生活方式的差距，或說台灣領先程度、優越感高低加以判斷。34此類研究多指出兩岸互動並未 30. 兩種理論的探討，見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頁 21~27。 31.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Liberal Arts Press, 1958), pp. 229~237. 32. Vincent P. Pecora ed., Nations and Identities, p. 174. 33. 對於排斥選擇或自認已經做出了選擇的人，本文的國家認同的現實主義並不合用；這些人需要的理論或許是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 34. 就此進行思考者，例如林瑞華、耿曙，「經濟利益與認同轉變：臺商與韓商個案」，東亞研究，第3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166~192。.

(13)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53. 造成台灣認同的轉變，但本文後段將嘗試指出，此乃由於形勢尚未發展到應當引起轉變的地步。在情感與物質利益之上，人們往往更重視安全，而這與可信任的體制、民主政治的建立息息相關。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發展，強調「參與」表示對統治的同意；洛克即以允諾（admission）作為統治合法性的根本，35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與羅伯‧ 達爾（Robert Dahl）則強調了投票選擇領導者是所謂政治參與的基本要求，藉此非領導人得以讓領導人傾聽其聲音，弱勢者也得以影響決策過程。36當代學者哈伯瑪斯（J. Habermas）則強調「集體認同應當建立在普遍意識與參與形成認同的平等溝通過程之上」。 37集體認同一詞既非民族亦非國家，似乎包含這兩者，但無論何者，都強調平等溝通的過程。而對於投票人而言，選舉並不只是一種權利的行使，更是「一種歸屬的確認」，38因此「象徵」了對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既然「政治參與」會強化國家認同，積極的認同者會積極地尋求政治參與，而且政治參與也象徵了國家認同。於是在理性的物質利益論之外，亦有基於理性的「體制信賴論」。39 35. Rainer Bauböck,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Members and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rookfiel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p. 55~70; 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6~27; Jules Steinberg, Locke, Rousseau, & the Idea of Consent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8). 36.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Y: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 1950);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p. 5, 8; 羅伯‧達。爾，顧昕譯，民主理論的前言（北京：三聯書店，1999） 37. 蕭高彥，「民主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政治理論的反思」，江宜樺、李強主編，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台北：商週出版社，2003），頁141。，頁 38. 史珂拉，劉滿貴譯，美國公民權－尋求接納（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18。 39. 江宜樺亦曾指出國家認同可區分為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體制認同，後者包括政治社會經濟體制；在本文，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則皆屬於感情的群體認同論，而將理性的認同區分為物質利益與體制信賴，以強調現實主義的豐富層面。參見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15~16。.

(14) 15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國家認同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也體現在台灣自解嚴以來國家認同的塑造上。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抱有現實主義的態度，在經濟與政治因素的現實考量下，人們為了需要，會選擇改變認同或者包裝身份，而遭受歧視的或於己不利的身份則失去其正當性，不再具有召喚認同的作用，此謂「現實主義國家認同」。但以此思考兩岸關係，並不會輕易流於物質利益的思考；因為現實主義的認同，不僅需判斷經濟狀況，也得對台灣與中國的現代化或民主化前景做判斷，以此才能維持長遠的安全與利益。因此在物質利益的工具性國家認同之外，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及其所包含的社會穩定、安全等意涵，對民眾的國家認同選擇具有重要性，並對認同論述亦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些由體制信賴論而來、攸關統治合法性的部份，將被稱為「規範性國家認同」。40 在下文的討論中，我們將直接引用上述「工具性民族認同」與「規範性民族認同」，參考吳玉山上文對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與民主需求的討論，提出另兩種模型，其一用以解釋本土力量在台灣的演進，即伴隨民主化發展的規範性本土化，與伴隨經濟增長減緩的工具性本土化，共同促成了本土勢力的執政。41其二用以解釋兩岸統一的前景，即隨著現代化的演進，一方面擴大政治參與的需求將促成中國的民主化，與規範性中國認同的可能；另方面兩岸生活方式差距將逐漸彌合，促成工具性中國認同的可能；這兩者共同構成未來統一可能性的上揚，與對「台灣獨立」前景的不利影響。這. 40. 強調以規範性的方式處理統獨問題的文章，參見包淳亮，「從國家認同與政治參，頁與，談統一不確定性的極小化」，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33期（2007年12月） 59~88。 41. 在此「本土化」意指與實質台灣獨立等同，但為與台灣獨立論述中的法理獨立、正名制憲、多民族混血論等進行有效區隔，本文採用「本土化」一詞；易言之，本文作者認為民進黨執政反映了相當多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調整，但這種調整與其說是由於民眾採納了激進台獨的論述，不如說是對於現狀台獨的進一步認可。.

(15)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55. 兩個模型都是高度簡化的，42甚至具有內在的衝突性；但正是在此種簡化與且具有衝突性的兩個模型之間，本文辯證地呈現統一與獨立的前景。. 參、本土化模型許多人基於體制信賴論而認為台灣民意的趨勢是支持台灣獨立，或稱台灣的民主運動與本土化運動被高度連結，43這無疑反映的了體制信賴論的觀點。例如吳乃德認為，台灣的民族認同「可說是剛誕生不久」，此一「新的民族想像是在民主體制中被建構」， 44. 邱義仁也指出，分析為何許多台灣人主張獨立，不能僅看國際政. 治經濟因素，更應看到權利意識的作用；亦即有權利決定自己要過怎樣的生活，有權利主張台灣的前途。45蕭高彥指稱，「『民主化』逐漸與『自由化』脫勾而與『本土化』接軌。隨著選舉政治的脈動，特別是總統直選的制度安排，民主改革成為『建立新國家』以及『建構新民族』的動力」，而其原因則是「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牽涉到『國民』內涵的重新定義，而這又勢必牽涉到政治共同體邊界（更精確的說，也就是國家疆域）的重新界定問題」。46任 42. 此處的高度簡化，至少包括對認同的情感因素的存而不論，以及國際關係學的現實主義「大國」所塑造的權力結構，對於小國國民國家認同的影響。小國面對國際關係的結構壓力，對外得有「抗衡與扈從」的聯盟選擇，對內也常因此加深認同的分裂。關於抗衡與扈從，參吳玉山，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書局，1997） 43. 許多人認為，在傳統的「本省／外省」籍貫不同的社會分歧（或簡稱為省籍分歧）上來看，以挑戰國民黨威權統治而開啟台灣民主化大門的民進黨，延續它早期「黨外」的草根性，而被定位為代表「本省籍」的政黨，相反地，長久執政的國民黨，則被視為是一個「外省籍」所主導的政黨。以「威權／民主」的價值衝突上來看，民進黨則被選民視為民主的推手，而國民黨則是威權統治的本身。徐火炎，「臺灣政黨版圖的重畫－民進黨、國民黨與親民黨的『民基』比較」，東吳政治學報，第14期（2002年3月），頁83~134。 44.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頁7。（台北：人間，2002）， 45. 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頁408~409。 46. 蕭高彥，「民主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政治理論的反思」，頁150。.

(16) 15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雪麗（Shelley Rigger）指出，這種重新界定勢屬難免，因為與威權統治時期不同，民主化時代必須確定誰有權利決定與分享中華民國統治地區的政治經濟資源，這使包含大陸的公民權對於中華民國不再可行。47林佳龍指出，選舉所帶動的政治參與，將台灣人民不分族群地共同捲入了一個以台灣為疆界的「建國」過程，這個政治參與的過程不但有助於形塑以憲政制度為基礎的集體認同，而且使社會各部門和團體有機會進行觀念的溝通和利益交換，進而形成一個命運和利害的政治共同體。48 上述觀點認為，台灣民主化以後，支持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民意大幅增加，政治參與的範圍，定義了國家的範圍。在這樣的思考下，擴大政治參與變成不單是為了黨派的利益、為了民主，也是為了建國。學者在辯護或申論公民投票的意涵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其從屬或相容於建國運動的過程。49這種過程類似於美國人的獨立，即由於與母國不存在文化、語言、種族的差異，因此將認同的內涵建立在「民主理念」或「生活方式」的差異上。50這種藉由民主而區隔兩岸的思維，其實廣泛存在於台灣的不分藍綠的學者論述中，乃至於學者稱兩岸的交往，有利於促成、而非消弭一種獨有的主體性和認同感的形成。51上述觀點， 47. Shelley Rigger, “Nationalism versus Citizenship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p. 360. 「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 48. 林佳龍，北：新自然，2001），頁235~236；轉引自蕭高彥，「民主化與國家認同在台灣：政治理論的反思」，江宜樺、李強主編，華人世界的現代國家結構，頁158。「公民投票－台灣國家認同的新動力」，臺灣民主季刊， 49. 徐永明，蔡佳泓，黃綉庭，第2卷第1期（2005年3月），頁54；吳叡人，「『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1919~1931」，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頁43~110。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2001） 50. 此種建國論述的反對者稱台灣人不像英、美兩國人民具有盟約觀念，因此不能像美國一般同步完成「族群認同」與「國家建構」，在形成美國的同時形成美國人；楊泰順，「憲政困局與國家認同」，頁17~18。 51. 陳重成，「全球化下的兩岸社會交流與互動：一個從他者轉向自身的歷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9卷第1期（2008年1月），頁58。不過這種「自由主義」的論述方.

(17)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57. 意味民主的過程有利於本土化，何況隨著兩岸分裂時間的延長，雙方各自政治經濟體系的差異性也愈來愈大，彼此對於自身國家的認知也有了更多差異。這就意味著民主化以來，隨著時間的演進，台灣的國家認同也應該逐步上升，此種現象我們將之定義為「規範性本土化」。另一方面，在吳玉山的綜合模型中，已經指出了經濟發展下降的趨勢，將使人們具有「工具性民主化」－也就是換黨執政的需求。在政黨選擇與國家認同具有高度相關性的情況下，換黨執政的需求也就意味著「工具性本土化」的支持力量。結合兩者，就會出現一種本土勢力自國府撤退來台後的演變趨勢。我們可將台灣本土化執政的歷史脈絡分為四個階段。在狀況一，二二八事件之後兩年，國民黨在內戰中也遭到失敗，政治上受到很大的打擊；台灣經濟環境不穩，一部分台灣人認同共黨中國，一部分台灣人開始主張獨立、乃至於主張台灣成為美國第五十一州。中華民國政府的存續自內與外遭到嚴厲挑戰。在狀況二開始的1960年代後期，台灣經濟開始起飛，國民黨的統治逐步穩固。到1980年代中期，蔣經國總統的開明威權伴隨著台灣的高速經濟增長，國府統治趨於穩固。此後國民黨宣佈解除戒嚴，國會改選，李登輝被稱為「民主先生」，同時經濟上台灣正處於「台灣錢淹腳目」的興奮期，縱然在兩岸恢復交往之初，台灣人也對中國大陸抱有同一民族的親切感，1991年時曾有高達 69.9%的台灣民眾支持兩岸「暫時維持現狀，俟未來條件成熟再談統一」。52 式，亦引起批評，認為這種立足於民主制度實踐的新的主體性，有時甚至必須扭曲一個人的原初認同，放棄自己的信仰，將自己偽裝起來，亦在所不惜；見石之瑜，「海內華人？臺灣人身份政治中的祖先論述」，全球政治評論，第10期（2005 年5月），頁141~157。石之瑜，「自由主義者在臺灣身分中的處境－成為自由人？」，頁22~40。 52. 吳新興，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之研究（台北：五南，1995），頁51。.

(18) 15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也是在1980年代後期、1990年代初期，台灣開始進入狀況三。 1980年代後期，台灣由於國際經濟因素出現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的泡沫經濟，並在1994年告別兩位數增長。53國民黨政府的政績受到質疑，且台灣人民在兩岸交往中感到雙方的政治經濟差異。在此過程中，學者開始反對以「中華民族」之類族裔作為建立國家認同的基礎，強調「國民應該考慮的是政體提供的生活品質」，或甚至指出這是「唯一的準則」。54這種思維既不分藍綠，中國民族主義乃開始失去官方的保護，實用主義遂成為主導性的國家意識形態。1996年飛彈危機之後，台灣本土意識進一步上升，到1990年代後期，有學者感到似乎已「沒有人敢大聲承認自己是中國人」。55再之後，國民黨由於權力接班的問題而分裂，使未取得半數民意支持的民進黨籍陳水扁勝選，本土勢力繼續上揚。表二：經濟表現、民主發展對本土化的影響規範性本土化（公民民族認同）弱. 強. （無內化之本土意識）. （有內化之本土意識）. 工具性. 劣. 狀況一. 狀況四. 本土化. （有工具性本土化需求）. 有工具性本土化需求. 兩方面本土化需求均高. （中間. 佳. 狀況二. 狀況三. 選民）. （無工具性本土化需求）. 兩方面本土化需求均低. 有內在性本土化需求.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53. 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摘要」，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4/nis93/np01.xls> 「台灣民主理念的發展及其問題」，江宜樺、李強主編，華人世界的現代 54. 蔡英文，國家結構（台北：商週，2003年）。 55. 施正峰，「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頁173。.

(19)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59. 圖二：本土化模型（作者製圖）. 2004年的公民投票，在一開始就蒙上國家認同爭議的陰影，之後也繼續被視為推動改變人民國家認同的手段。56結果雖然公投結果未如舉辦者的期望，但藍營的連戰與宋楚瑜則仍被綠營的陳水扁所擊敗，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同時學者指出，雖然進入廿一世紀後兩岸經濟差距縮小，但兩岸之間人文與經貿方面的交流，似乎仍未減少雙方在政治上的疑慮，也未增加彼此之間的好感。57台灣人認同似乎穩固塑造起來了，可說本土化進入狀況四。對於上述趨勢的理解，使得民主進步黨新潮流系的論述者，撰文指出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改變趨勢，使得中間路線並無必要，堅定而正確的立場能夠吸引民眾轉向，從而迫使對立的國民黨改變其 56. 大選前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於是否參與公民投票意見分歧，但是綠營學者考慮到公民投票若成為選舉之一部分，具有雙重國家認同的民眾可能會因此改變其國家認同，為國家認同的強化帶來新的動力，因此仍公開建議決策當局推進公民投票。徐永明，蔡佳泓，黃綉庭，「公民投票－台灣國家認同的新動力」，頁51、52。 57. 趙建民，「台灣的新國家與新文化運動」，發表於第八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台北：教育部，2005年3月25日-26日），頁13。.

(20) 16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國家認同的立場；58同樣的理解，也使親綠營媒體在2008年大選前強調「本土選票才是本土政權勝選的基礎」，59因為在認同衝突下，所謂的中間將會被擠壓，而被迫做出「愛台灣」的選擇。因此倘若對於趨勢的掌握正確，那麼就可以不畏懼衝突，因為衝突將彰顯背離趨勢者的顢頇落伍。 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過程中，「綠營」對「藍營」的兩個主要攻擊點都與認同有關，其一是「綠卡」風波，其二是「一中共同市場」爭議。前者主要爭論在於「國家忠誠」，旋後人們發現，馬英九與謝長廷的兩等親內，都有一些具美國永久居留權者。比起綠卡風波，「一中共同市場」引起的迴響更大，將台灣內部的「認同」之爭更徹底的暴露出來。「一中市場」的相關競選口號「查甫找無工、查某找無尪」，使總統選舉與國家（民族）認同、以及個人前途「發展」前途連結在一起。60當綠營刊登中國人隨地灑尿的廣告，應該是假定其所欲動員的群眾，不會因此一廣告感到被羞辱，因此此一廣告直接反映了國家認同的差異，並且是以羞辱中國的方式，動員模稜兩可、認同模糊的民眾選邊。61前文指出台灣認同在台灣似仍處於上升趨勢，基於這種對形勢的理解而採取認同上的攻擊，似乎是無法避免的。62 綠營在總統選舉中攻擊蕭萬長所主張的「一中共同市場」（亦稱「兩岸共同市場」），排拒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連結，具有非常現實的基礎。雖然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快速發展，但迄至 58. 林濁水、梁文傑，「臺灣政黨轉型與民眾統獨意向的變遷」，中國大陸研究，第42 卷第6期（民國88年6月），頁59~77。 59. 「本土選票才是本土政權勝選的基礎」，自由時報，2008年2月22日，第2版。。 60. 本句河洛語（閩南語）意思是「男性找不到工作，女性找不到老公」 61. 趙剛，「道德沉淪最嚴重的一頁」，中國時報，2008年3月19日，A15版。 62. 由於此種判斷在民意調查上得到證實，因此2008年大選過後，多數民進黨人士似乎並未認為有必要在國家認同議題上改弦易轍，例見林濁水，「不知悔改與過度悔改」，蘋果日報，2008年4月3日，A22版。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民意調查所呈現的台灣人認同，是否僅是基於前所提及的務實心態？.

(21)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61. 廿一世紀初期，與台灣的物質生活差距仍然巨大。中國人民尋求更好生活而在國內與國際之間流動，對許多國家構成人口壓力，也使許多國家對發給中國公民簽證感到踟躇不安，對持有中國護照者亦可能多所刁難。一些台灣人指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由於容易被視為來自落後國家的「中國人」，因此在「先進國」容易產生許多不必要的麻煩。63如此支持台灣與中國的切割，純然是現實的態度。然而，民進黨最終在2008年總統選舉中失敗。總統大選之後，吳玉山撰文指出，「謝長廷的競選策略雖然不直接挑動國內的認同爭議，但是對於馬英九個人的攻擊，還是不免明示或暗示地集中在對台灣的忠誠。馬陣營的回應方式，就是極力表現對台灣的熱愛，信誓旦旦、別無他心。所以在他的廣告宣傳、電視辯論，和造勢大會當中，處處以台灣為依歸，連中華民國都很少提到；避談國家終極目標，努力和對岸劃清界限；深入中南部基層，和本土搏感情；談到建設項目，必冠以『愛台』二字；論到抗議中共對西藏的鎮壓，甚至不惜惹翻球迷，說出考慮不派隊參加北京奧運的話。所有這些作為，都是想要讓對手在認同和身份上不容易對他下手。這種作法雖然奏效，但是也使得馬營在國家認同的表述上，與民進黨的對手幾乎趨於一致，惹來藍被綠化之譏」。64石之瑜亦認為，馬英九始終如一地在政治上清空國民黨的歷史包袱，讓國民黨成為沒有統獨立場的選舉機器，所以一方面北京不必擔心他搞台獨，另一方面台獨也不必擔心他壓制台獨，65因此台灣事實上只有主張台灣獨立的綠營，與並不主張統一的「藍營」；民主化，使得所有政黨都不得不「本土化」了。 63. 李明璁，「因我是不潔的『異己』？」，中國時報，2003年3月6日，A15版。「告別族群政治陰霾」，中國時報，2008年3月23日，A22版。 64. 吳玉山， 65. 石之瑜，「台灣失去是非，北京能否填空？」，中國評論新聞，2008年3月17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2) 16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選後大陸學者閻學通也指出，「台灣分離意識」仍呈現上升趨勢，1990年自認「中國人」的有48%，到2004年已降到低於10%，同期自認「台灣人」比率則從14%成長到67%，經貿往來不能阻止台灣分離意識的成長。同時，不害怕兩岸戰爭危險仍然執意支持入聯公投者，在全體選民中高達 38.5%，在投票者中更高達 46.9%，因此2008年的大選並不代表台灣分離意識的失敗。66敗選的謝長廷亦稱，「民進黨必須認知，其推動的台灣認同的工作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並且國民黨也已接受」。 67確實，按照本模型，國民黨要拿回政權，似乎必須接受本土化， 68或者得依靠民進黨形象的敗壞、執政經濟未盡理想，結果兩者似乎都出現，因此本土化的持續進展才並未成為馬英九的困擾。既然如此，民進黨在 2008年的失敗固然是謝長廷乃至於陳水扁的失敗，但不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失敗，而且台灣獨立的訴求在未來只會愈來愈成為全民共識，由此民進黨自然也就沒有改變其「台獨黨綱」，走「中間路線」的必要。 69. 肆、統一模型台灣的本土化雖然有所進展，但國家認同從中國轉變為台灣，身分認同從中國人轉變為台灣人，卻未必即代表所謂「分離意識」的增加，而只是基於對現狀的認知，因此民意調查所顯示的民眾對統一熱情的進一步消退，並不足以解釋為民眾積極支持「台灣獨立」。如果工具性的國家認同與規範性的國家認同，可以形成轉變 66. 朱建陵，「閻學通：兩岸經貿交流無法遏阻台獨」，中國時報，2008年4月26日， A17版。「我的反省與願景」，中國時報，2008年4月12日，A22版。 67. 謝長廷， 68. 對國民黨此種路線調整的質疑，見石之瑜，「『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基金會季刊，第4卷第4期（2003年10月），頁37~66。 69. 在一篇報導中指出民進黨黨主席參選人蔡英文雖提出「重新定義台灣本土論述」的主張，但也稱絕對不會放棄民進黨的「台獨黨綱」。蔡慧貞，「陳師孟：走中間路線找不回民進黨」，中國時報，2008年4月26日，A4版。.

(23)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63. 台灣人國家認同的理由，那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可能成為現實的推動力，而重新塑造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如同對台灣本土化的支持力量中，有部份來自於所謂「中間選民」的換黨執政需求，在支持兩岸互動者中，雖有部分基於情感因素，但亦有相當部分乃基於經濟考量。前文的「工具性本土化」顯示的認同彈性，在此成為「工具性中國認同」。工具性中國認同的前提是台灣人對中國的原生的，或說素樸的認同，70因為中國不同於絕大多數二次大戰後的新興國家，而是一個具有自我認同的文明，或說「歷史民族」，71而台灣分享了此種文明與國家的認同。但兩岸的經濟差距，使得台灣人對中國認同產生工具性的排拒，反映為工具性不認同中國，而這成為認同爭議的主要環節。因此本文所謂工具性中國認同，實則為工具性不認同程度的對反，這是由於中國認同是許多台灣人自我認同的內在成分，不認同卻是外在因素，是中國大陸的貧困所導致的；隨著中國經濟走升，工具性不認同就相應減少，工具性認同乃隨之增加。在經濟議題之外，是安全與主權議題的難解僵局。吳玉山指出，中共繼續對台灣的威嚇姿態，會使台灣意識更加勃興，中國意識更加衰微；中共的戰爭威脅雖使台灣獨立受到制約，但意識上的對立，仍可能將台獨提到日程上來。72雖然主權議題的僵局與人民. 70. 根據不同政治傾向者的觀點，所謂原生的認同也可能是虛假的認同。虛假的，是指台灣的中國認同很大程度上與國民政府的教育有關，此種教育使台灣人有某種「龍的傳人」的想像，因此在兩岸交往之初對中國大陸抱有過高的期待，於是當面對中國大陸的具體政治經濟問題，開始一長段的幻滅過程。 71. 杜讚奇（Prasenjit Duara）認為早在現代西方民族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就有民族想像了。參見霍布斯邦，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186；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xvii。「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頁89。但吳玉山亦指出意識上的 72. 吳玉山，對立、生活上的互賴與北京的威脅同時增強，未必導致台獨，也有可能出現另一個可能，即「台灣民眾意識上的重中國化」。.

(24) 164.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未必相關，而可能是雙方政府所造成，73但對中國大陸的「敵意」又確實廣泛存在於台灣社會－雖然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民意調查來看，是以大陸對我方的敵意加以呈現。74 對於兩岸存在的敵意，石之瑜認為，「只要政治對社會的牽制不再，就會有利於民間根據自己的需要開展兩岸關係」，75其意似乎認為台灣政治對台灣社會的牽制，是妨礙台灣民間根據自己需要開展兩岸關係的主要原因，亦即是政府主導了兩岸的敵意。也因此，他認為民主化的中國大陸不保證能降低兩岸衝突；76不過若從石之瑜另曾提出的本體自由人的觀點來看，則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至少擴大了台灣現實的「自由人」的選擇空間。正如石之瑜自己所曾提出的，政治參與帶來的互動，一如民間的交流，能夠「提供許多相衝突的認知線索，以能推翻人們對於兩分法下的刻板印象，認知到別人與我所屬的群體，其實享有很多共通性」，於是經由大量的相處機會，敵視可以很快的淡化。77因此中國大陸應該以民主方式、給予台灣人民足夠的政治參與空間以及平等的身份，藉由政治參與來塑造認同。78特別是「中國」既是學者所稱的「歷史民族」，分享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台灣人若能平等參與中國事務，自然可以較為輕易地重新成為此一「想像的共同體」的一部份。因此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雖不代表其可能因此不再反對台灣獨立，但能夠使民主條件下的和平統一成為真實的選項，並在統一的過程中具有規範性的意涵，此可稱之為「規範性的中國認同」。 73. 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1995），頁92。「『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 74.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75. 石之瑜，「台灣失去是非，北京能否填空？」。 76. 因為民主制反而強化公民對國家主權之間的關連感，強化了國家認同。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頁78。 77. 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頁40~41。 78. 包淳亮，「從國家認同與政治參與，談統一不確定性的極小化」。.

(25)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65. 基於上述，我們將台灣人的現實主義中國認同區分為「工具性中國認同」和「規範性中國認同」兩者。工具性中國認同是台灣在經濟上領先中國大陸程度的對反面，如同前述，排斥中國的台灣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現實考量，由此台灣人建立起與中國大陸區隔的本土意識與國家認同；倘若中國大陸富裕程度與台灣相當，則台灣的一般民眾未必會有強烈的排斥中國的意願，甚至會產生積極擁抱「中國」的意願，而廿餘年來兩岸的經濟差距，一般認為逐漸縮小，且展望未來，兩岸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也將逐漸拉近，因此這是一條由左下角向右上角上揚的曲線。而「規範性中國認同曲線」則考慮兩岸之間政治體制上差距，包括台灣與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發展；台灣自1980年代後期，開始吳玉山的綜合模型所描繪的民主需求上揚帶動的民主化，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則顯然滯後，但其發展「結果必然是建立利益表達的管道，成立自由民主的制度」。79以此，我們可以畫出台灣政治優勢曲線，以及與其相反的規範性中國認同曲線。將「工具性中國認同曲線」和「規範性中國認同曲線」整合在一起後，可以畫出「統一曲線」。表三：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程度與兩岸關係前景工具性中國認同. 高規範性中國認同低. 低. 高. （無民主統一可行性）. （有民主統一可行性）. 狀況一. 狀況四. 統一可行但不可欲. 統一既可行亦可欲. 狀況二統一既不可欲亦不可行.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79. 吳玉山，「現代化理論vs.政權穩定論」，頁448。. 狀況三統一似可行而不行、似可欲而不欲.

(26) 166.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圖三：統一模型（作者製圖）. 如同前文，我們將此一綜合模型分成四個階段（狀況），在狀況一，兩岸恢復交往的1980年代中、後期，台灣由於1960年代以來的經濟高速發展，人均所得顯著高於大陸，工具性中國認同較低；相對而言，政治上大陸出現胡耀邦、趙紫陽等的政治改革努力，台灣亦剛開始解嚴、民主化，雙方政治上的差異在表面上尚非顯著，規範性的中國認同尚高。在狀況二，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踵繼而來是蘇聯、東歐共黨國家在1990年代前後的紛紛瓦解，而台灣的民主化持續進行，台灣人的規範性中國認同大幅衰減，加上1994年千島湖事件，1995~96 年飛彈危機相繼發生，兩岸對立氣氛加劇，台灣人民的規範性中國認同進一步下降。雖然中國大陸經濟在1992年後快速發展，而台灣經濟成長率開始逐步降低，但台灣經濟領先幅度仍大，工具性中國認同仍處於極低的程度。在這樣的形勢下，台灣的中國民族認同穩定衰退、無特定認同的「現實主義」者持續成長，80於是到廿一世紀之初，由於台灣對中國的規範性不認同發展到最強烈的階段，甚. 80.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

(27)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67. 至於大量投資中國的台商，如張榮發、施振榮、許文龍等，「都在 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中，支持傾向台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可見他們的國家認同並沒有受到中國大陸投資利益的影響」。81 但在進入廿一世紀後，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陸續超越義大利、法國與英國乃至於德國，中國共產黨政權在近期如同蘇聯、東歐共黨政權一般崩潰，似乎已不大可能。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站的民意調查中發現，雖然台灣民眾一貫主張維持現狀、支持發展外交、感到大陸對我敵意不淺，並拒絕一國兩制，但近年在「民眾對開放速度的看法」與「對兩岸經貿的看法」兩個選項上，民意卻出現的驚人的改變。從1995年到2005年中，向來僅有四分之一以下的民眾認為兩岸交流開放「太慢」，與認為「太快」者人數相近，多數人認為速度「剛好」，少數「不知道」。到了2005年冬天以後，形勢翻轉，認為「太慢」者增至三分之一以上，在2008年3月的民調中大幅領先認同「太快」者。而在對台商投資的限制上，從1997年以來，認為應該「較嚴格一些」者常領先「較鬆一些」三成以上，少數月份甚至達四成五。進入2006年，形勢翻轉，「無反應」的中間選民大幅減少，「較嚴格一點」也趨於減少，到了2008年3月的民調，「較嚴格」僅領先「較鬆」百分之三。82這兩個民調顯示民眾直到近年才感覺到中國大陸的崛起，而願意與之交往，輕蔑中國的態度已逐漸被視為與現實脫節。由此似可認為台灣的工具性中國認同已開始較為顯著的提高，並首先經由前述陸委會民意調查中在經濟上合作與參與的意願表現出來。中國大陸人民的民主需求，似也正緩慢邁入吳玉山「綜合模型」的狀況三，市民社會的能量愈來愈大，為未 81. 童振源，「兩岸經濟整合與台灣的國家安全顧慮」，遠景基金會季刊，第4卷第3 期（2003年7月），頁52。 82.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民國 97年3月23日-3月25日。不過主張開放的國民黨執政後，在97年8月22日-8月24日的陸委會民調，認為開放太快的民意從三月的18.9%增至29.5%，可見民眾對於安全的關注。.

(28) 16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來的進一步民主化鋪墊了基礎。83而在台灣，2005年連戰、宋楚瑜相繼訪問中國大陸似乎開始降低兩岸對立氣氛，前總統陳水扁的貪腐問題更降低了臺灣在政治上的優勢。到2008年馬英九當選，國際媒體多認為台灣人選擇避免激怒中國，與中國合作，84似乎出現統一模型邁入狀況三的徵兆。85 延續此一假設，則當進入未來的狀況四，兩岸人民獲得了經濟地位上的平等，工具性的中國認同進一步上升，同時中國大陸民主化，台灣的政治人物獲得對大陸施加影響的機會，台灣人可以平等參與中國政治，在其中獲得尊嚴，於是和平統一可輕易達成。在此我們可以評估狀況四可能出現的條件與時間。我們假定政治上中共開放組黨、競選，實現民主化，經濟上大陸沿海省份如浙江、廣東的人均GDP追上台灣，上海等主要城市人均GDP明顯高於台灣為「硬指標」，則前者在2020年代乃至於2030年代，不無發生的可能；86後者在2020年代也頗有可能出現。87中國大陸全國人大 83. 2000年以來，隨著網路的普及、環保運動，中國的市民社會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發展，例見Peter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32, No. 5 (2001), pp. 893~921；劉彥廷，「對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中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再思考：以網際網路的觀點」，東亞季刊，34卷4期（2003年10月），頁59~93；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49卷1期（2006年3月）頁27~51。 84. 閻紀宇，「英美媒體：選民希望降低兩岸緊張」，中國時報，2008年3月23日，A20版。，見 85. 另有一些較早的跡象，如許文龍在2005年贊成中國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許文龍，「許文龍退休感言：兩岸屬一中」，經濟日報，2005年3月26日。而施振榮、張榮發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也作出了調整。 86. 王嘉州於2001年發表的文章中，以台灣經濟估計中國大陸民主化前景，認為還需要22至36年，中國才能完成政治民主化。王嘉州，「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量化分析：台灣經驗與大陸現況的檢視」，中國事務季刊，第6期（2001年10月），頁58~79。中國大陸著名新聞人李大同基於其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亦認為自2008 年往後的廿年內，中國應可實現新聞自由，乃至於民主，見亞思明，「李大同：至多20年，言論自由的支票必須兌現」，德國之聲中文網，2008年5月3日。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3309038,00.html> 87. 例如廣東省在2005年GDP增量已超過韓國，在2007年名目GDP總值已超過台灣、出口超過韓國，廣東期望到2020年GDP總量超過韓國，人均GDP在2025年左右超.

(29)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69. 常委會在2007年12月29日通過決定，允許香港在2017年普選特區首長，似也預示其政治改革將有所突破。根據上述假設，則台灣若欲維持實質獨立，只能嘗試加速自身經濟的發展。維持台灣優勢與實質獨立的努力，在本模型中看起來不利於統一，但卻將得到許多大陸人士的支持，因為台灣「拼經濟」會減少兩岸政治上的衝突，而和平的環境有利於中國大陸的改革派；同時在中國大陸民主化前，台灣實行的民主政治也更有利於大陸改革派說服人民支持民主化，何況可見的未來阻礙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最大挑戰，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而台灣若喪失優勢，意味和平統一的主要推力，將是工具性的大陸的經濟實力，而非規範性的政治民主化後的統治正當性，而這未必有利於中國的長期發展。因為一個好的國家，最終得依靠好的公民，而參與民主決策，可以使參與者成為更好的公民，88而開放公民參與政治，正是規範性中國認同的意涵。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帶來的結構變動壓力下，89人們的選擇空間有限；因此訴求參政中國，或許反而是台灣的最佳生存策略。在統一模型中，兩岸形勢也會出現波動，波動意味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出現，與終局的飄渺、難以捉摸。雖然如此，此一模式促使人們理解到結構壓力帶來的巨變並非遙不可及，而這對於人們認識兩岸關係非常重要。吳乃德曾問到，「當中國既落後、又獨裁的時過臺灣。王萱，「中國廣東GDP總量今年或超亞洲四小龍平均水準」，南方日報， 2007年7月24日。<http://www.gx.xinhuanet.com/ca/2007~07/24/content_10636136.htm> 88. Jane Mansbridge, “On the Idea That Participation Makes Better Citizens,” in Stephen L. Elkin and Karol Edward Sottan, Citizen Competence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91~292. 89. 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根據日本過去經濟發展經驗分析與人民幣長期的幣值變化，再加上中國人口是美國5倍，認為到2030年，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將為美國的2.5 倍；倘若如此，國際關係的權力結構為何，實難以想像。見林毅夫，「中國榮景再續20年」，哈佛商業評論，2008年5月，頁32~37；「林毅夫：2030中國經濟規模是美2.5倍」，中國評論新聞，2008年5月1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30) 17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候，台灣民族主義快速成長；可是當中國不再落後、或甚至可能出現民主的可能性的時候，台灣民族主義將會有何變動？」，吳乃德對此問題只提出暫時而保守的回答。90問題的關鍵是中國沿海省份是否真的可能比台灣富裕、以及中國是否真有可能實現民主化，而這些並非今人所能把握。. 伍、結語：時勢造認同？在吳玉山的現代化理論與威權政治穩定論的綜合模型中，內在性民主需求是一個隨著經濟發展與現代化而遞增的趨勢，經濟表現則在初期降低民眾的工具性民主需求，但隨著經濟逐漸成熟、增長率降低，人們的工具性民主需求也會跟著提高，從而最終與內在性民主需求匯聚成為龐大的追求民主的力量。吳玉山的綜合模型本用以解釋中國大陸，但1950年以降的台灣，亦長期為一黨威權，且實現高速經濟成長，因此直接用吳玉山的綜合模型解釋台灣亦無不可。本文將此綜合模型進一步闡述，將「內在性民主需求」代換為「規範性國家認同」，將「工具性民主需求」代換為「工具性國家認同」，形成「本土化模型」與「統一模型」。在本土化模型中，民主與本土化互相支持，使本土化在廿一世紀之初在台灣形成風潮，而民進黨也靠著日漸增多的本土選民，加上厭倦國民黨執政的中間選民的力量，而獲得執政的權力。台灣的經濟表現逐漸降低，既是吳玉山綜合模型中台灣的工具性民主需求大增、也是本土化模型中工具性本土化的因素。在台灣的經濟轉趨遲緩的同時，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在陳水扁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內，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經濟力量，以及兩岸經濟合作的態度，已經產生了與過去迥異的態度。 90. 吳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頁26。.

(31) 從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談本土化與統一. 171. 如果我們認為兩岸人民在創造財富的能力上沒有差別，且雙方政府也都會不斷尋找有利於財富累積的制度，則雙方的人均所得也將逐漸逼近；而倘若吳玉山的「綜合模型」為真，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終將有利於其實現民主。於是一方面經濟上兩岸差距消弭，二方面政治上可以實現有效參與，則統一似乎將日益成為可能。就此來說，本文的「統一模型」在狀況一和狀況二涵攝了「本土化模型」，而在前瞻未來的狀況三與狀況四，很大程度上也立足於吳玉山「綜合模型」，因此成為有多項前提的複合模型。學者不斷嘗試解釋、塑造或者解構認同，但在民調中，選民的國家認同卻隨著對形勢的理解而調整。要如何分析台灣民眾不斷調整的國家認同呢？現實主義國家認同或許是回答此一問題的解答，由此我們也可產生一種具有內在邏輯的對認同民調的解釋方式，並且推測其未來的演變。這種現實主義國家認同認為，多數台灣民眾在調整其國家認同時，抱持審慎的態度，亦即民眾乃是以國家、社會與個人的利益，而非情緒性的態度，面對兩岸關係的現實。這種現實主義的國家認同，似乎是無奈之中較能滿足個人乃至於社會利益極大化的認同方式；也因此過去廿多年台灣的本土化具有理性基礎，而未來如果有可能出現所謂的「統一」，也將、並也得立足於理性基礎，也就是經濟利益與政治民主之上。.

(32) 172.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09年7月第四十卷第二期. 參考文獻一、中文「本土選票才是本土政權勝選的基礎」，自由時報，2008年2月22日，第2 版。「林毅夫：2030中國經濟規模是美2.5倍」，中國評論新聞， 2008年5月1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民意調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全球資訊網，2008年6月4日。<http://www.mac.gov.tw> 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摘要」，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4/nis93/np01.xls>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3）。王信賢、王占璽，「夾縫求生：中國大陸社會組織的發展與困境」，中國大陸研究，49卷1期（2006年3月），頁27~51。王萱，「中國廣東GDP總量今年或超亞洲四小龍平均水準」，南方日報， 2007 年 7 月 24 日。 <http://www.gx.xinhuanet.com/ca/2007~07/24/content_ 10636136.htm> 王嘉州，「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量化分析：台灣經驗與大陸現況的檢視」，中國事務季刊，第6期（2001年10月），頁58~79。包淳亮，「威權體制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從吳玉山的綜合模型出發」，東亞季刊，第33卷第3期（2002年夏季號），頁43～60。「從國家認同與政治參與，談統一不確定性的極小化」，香港社會科 ------，學學報，第33期（2007年12月），頁59~88。史珂拉著，劉滿貴譯，美國公民權－尋求接納（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石之瑜，「『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遠，頁37~66。景基金會季刊，第4卷第4期（2003年10月）「人民有不想陪葬權」，中時晚報，2003年12月2日，02版。 ------，「台灣失去是非，北京能否填空？」，中國評論新聞，2008年3月17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民族、民族研究、民族主義：兼論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研究」， ------，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4期（2001年7-8月），頁9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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