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綜合前面科舉各關錄取人數及比例可發現，呈現金字塔形，最底層 北宋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天下生徒數（含太學及州縣學）約16.7～21萬人；次 層每科實際報考州郡解試的人數，從北宋初近2萬人增加到8～11萬人，南宋末 可能到11～40萬人；至於可通過的解額總數，北宋英宗三年一開科後，總解額 約1,000人左右，而各州郡錄取比例由10人取2人，10人取5人，逐漸降低10人取 1人；且地區難易差距頗大，東南地區約30人取1人，50～60人取1人到100人取1 人，但西北地區則4～6人取1人到10人取1人。至南宋時總解額增為約2,000人，
一般錄取比例降低300人取1人，最後欲提高至200人取1人，但已近宋亡。再上一 層通過解試的舉人參加省試，省試名額變化從宋初不限額，太宗起採定額制，名 額由進士諸科各400人、200人、300人到共650人，但實際每科禮部奏名得解及免 解進士人數約2,000人，而通過省試及殿試者遠超過規定省額，實際平均每科約 錄取人數介於249～846人之間；南宋起改採比例制，比例由14人取1人到17人取1 人，如表4。
表 4 宋代各級考試報考數、錄取名額與實際變化
名額又被限定而無法相應增加時，逐批淘汰，應是可行的策略之一。
復次，解試階段的錄取名額，唐代是按地區稅籍分配定額給各州郡。宋初 不限額，之後按終場考生數採比例錄取。真宗以後，從「比例制」改為「定額 制」。但是無法滿足實際需求，不得不數度小幅地全面增額及局部地區增額。
宋代之所以會陷入此困境，與其人口數不斷增加有關。其人數由北宋太祖3,200 餘萬人，至徽宗時達1.21億人（趙岡、陳鍾毅，1982：420）。但是問題未能 解決，葉適（1974：799）〈科舉〉指出，宋代解額的缺失是「解額一定為一 害」，因為「百人解一」，是承平之時酌中之法。當時閩浙之士年少以應書，而 為解之額狹。但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 穎發者，因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趁米納。
換言之，葉適認為因採固定解額，各地通過難易程度不同造成不均，而起奔競冒 濫之風。
又，自英宗起將開科考試週期由二年一考延長為三年一考，雖有緩解供需失 衡的作用，但效果應有限。直到南宋時，讓落第舉子補試入太學，算是直接面對 問題，但也連帶出現太學補試浮濫問題。除人為疏失外，結構性供需失衡才是根 本。因三年一次報考解試人數達10萬以上，但能通過者不過2,000人，註定有9.8 萬人要落榜，考生母數太大，太學根本無法吸納，再擴增名額也無法完全消化。
最後，供需失調問題也延伸到省試階段，最初朝廷不限額，太宗朝被迫採
「定額制」，南宋初改為「比例制」，但仍無法解決。於是，先後出現免解、特 奏名及臨時增額等因應措施。然而，這些作法有副作用，例如免解雖可讓多次落 榜者有機會直接應省試，進而舒緩解試報考人數過多、錄取率低的壓力，但卻把 問題延後到省試，造成禮部奏名免解與得解進士總人數大增，實質上破壞解額的 管制作用。而當限制省試與殿試錄取名額，則瓶頸由解試後移到此兩關，反倒出 現落榜比例提高的問題，以致北宋末以後出現實際及第人數遠超過原訂名額數倍 的怪現象。臨時增額作法，表面上好像減低該次落榜人數過多問題，但是卻讓仁 宗以降冗官問題更惡化。因免解提供士子一方便巧門，故自始便出現籍貫冒濫問 題。至於特奏名措施，是要提供多次應舉未及第而年紀漸長舉子一條疏散的管 道，但效果似乎有限，一來是考生人數日增且過於龐大，以致無法完全消化累積 的落第舉子；二來是往往出現特奏名人數不是超過正奏名、就是與其相當的異常
現象。儘管有落第次數及年齡的限制，以及真正授官人數不多且等級並不高，但 都有副作用，故知宋代並無法真正解決科舉產生的人數失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