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述對於日治時期兩種截然不同警察形象的討論之後，讓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當時的臺灣民眾，對於臺北州熱鬧舉辦警察 衛生展覽會，是否也同樣採取一種與官方《臺灣日日新報》完全截 然不同的觀感呢？就以張我軍在《臺灣民報》所發表的〈看了警察
31 臺灣民報，71號，頁5，大正14年9月20日。
32 林玉如、王泰升、曾品滄訪談，吳美慧、吳俊瑩記錄，代書筆、商人風——百歲 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頁225，2008年。在訪談中，孫江淮也多次提到受到高 等警察跟監的故事，參閱同書，頁91、228-229。
展覽會之後〉一文為例。他便很直接了當的說：
「這次的警展、說是獲了最大的成功。我簡直不知道成功在那 里、看得人多便可以說是成功了麼？我要問一問、為了這個盛會、
究竟使民眾和警察接近了多少？再、究竟使民眾理解了警察其物？
而且、所謂成功不成功也全視乎此呢！
我覺得非常地失望！我看了警展之後、不但沒有獲絲毫的利 益、反而覺得有些憎厭警察起來、並且和我同感的人總也不少罷！
這就是警展的第一大失敗。」
接著，張我軍便舉警察萬能為例，說明他何以反而因此對於警 察感到憎厭。他說：
「我人看了警展之後、第一的印象就是因矛盾而起的許多不快 之感。在前面說『警察不是可怕的』、而在後頭却又發現了警察万 能的暗示。……國家豈僅由於警察便可維持嗎？警察的大輪、維持 着國家的車身、什麼人付與了警察這樣大的任務？又警察万能的一 例、是臺灣的警察、不如內地的只有普通事務、而有六七種的事 務、當局與出品這樣的東西來誇示臺灣警察的万能、不如將警察的 事務讓些給別的機關做如何33？」
事實上，無論是張我軍批評的警察萬能現象，或透過像是「警 察國」34、「警察王國」35、「警察政治」36等概念對殖民警察統 治的批判，皆在指責警察權限的過大與不當行使。而當時對於警察 濫權的改革方案便是積極透過「立憲法治國」的制度設計，來對抗
33 臺灣民報，83號，頁11，大正14年12月13日。本文後來收錄在張光正編，張我軍 全集，頁107-109，2002年6月。
34 參閱同註29。
35 參閱：斥官僚警察的威風、警察王國治下的悲話二文，載：臺灣民報，161號，頁 12-13，昭和2年6月5日。
36 警察政治的功過，載：臺灣民報，63號，頁1，大正14年8月2日。
並監督警察權限的行使。這對於當時正在講求「法治國」的日本來 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89年10月。
38 根據王泰升的考證，臺灣民報的社論，如果涉及法政、立憲法治國等議題的話，
極有可能是出自林呈祿之手。參閱王泰升，「鬱卒」的第一代臺灣法律人：林呈 祿，月旦法學雜誌，78期，頁77、87，2007年11月。林呈祿發表於臺灣民報及其 他刊物文章，參閱黃頌顯編譯，林呈祿選集，2006年4月。
39 同註36。
圍內才能夠發生效力的。所以總而言之、在法治國、法是最高的裁 決、雖是官權也要服從法、所以人民若是遵照法律行為、就是官權 也無所可怕了。……
日本是法治國、臺灣是法治國的一部分、但是在臺灣島內多有 不改舊態的專制官吏、處事不遵照法理而偏用官權的……、這豈不 是立憲法治國的恥辱？40」
其實，無論是對於警察萬能、警察國家的指責、或是想要透過 立憲法治國的制度，來監督並限制警察職權的行使，這並非只見於 殖民地臺灣。例如早在歐洲近代初期，特別是自十八世紀中葉之 後，便已經陸續出現類似的批判論述。其中，又以一七九四年《普 魯 士 一 般 邦 法 典 》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對於警察權限的規定，特別引人注目。因為，從此以後，
警察的任務，便限制在維持公共安全以及防止危害的範疇。該法典 第二編第十七章第十條（§ 10Ⅱ17），便曾對於警察機關的任務，
作出如下明確的規定：「警察機關乃是為了維護公共安寧、安全、
秩序，以及為了防止公眾及其個別成員遭受當前的危險因而設立的 必要機構41。」
將警察的任務，限制在維護治安的任務上，正好反映了法國大 革命前後所發展出來限制國家權力的自由主義構想。在此之前的兩 個半世紀裡，特別是當警察尚未發展成今日具有特定任務、預算、
人員編制等機關特性的時候，它其實是指稱擁有良善秩序的共同體 狀態（Zustand guter Ordnung im Gemeinwesen）。在良善秩序裡，
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應該根據社會既有的規範（無論它是源自於
40 法是最高的裁決，載：臺灣民報，65號，頁1，大正14年8月16日。
41 Hans Hattenhauer (hg.), 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n 1794.
Textausgabe, 1970, S. 620.
宗教、道德、或是基於公共秩序而產生的），來約束並安排自己的 行為。由此遂出現像是教會警察（Kirchenpolicey）、道德風俗警 察（Sittenpolicey）的構想42。在當時，為了促進良善秩序的達成，
無論是神聖羅馬帝國、或是在它轄下的帝國領邦、帝國城市，它們 都 不 約 而 同 地 頒 布 數 量 龐 大 而 繁 瑣 的 警 察 法 規 （ Policeyordnu-ngen）。凡舉日常生活的事務，都成為良善秩序以及警察法規必須 加以管制的對象，包括：人民的宗教活動（例如星期日須做禮拜、
禁止褻瀆上帝、禁止異教崇拜）、婚姻與職業必須登記、管制道德 風俗／服飾／節慶活動（例如處罰犯罪、禁止奢華與酗酒、要求婚 姻忠誠）、管制公共衛生、照養貧窮與老弱婦孺、教育與勞動力的 培訓、頒布度量衡、調節糧食與物資生產、管制商業、管制城市 房屋建築、土地規劃、整修道路與橋樑、整治河川、開採礦物等 等43。
乍看之下，上述發生在歐洲近代初期幾乎無所不管的警察治理 現象，似乎離我們非常遙遠，我們也很難具體想像其中的實際運 作。有趣的是，歷史的弔詭，往往就出現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時候。
二○○五年，韓家寶（Pol Heyns）與鄭維中，在曹永和文教基金 會的贊助之下，編譯出版一冊《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 登錄簿》（Dutch Formosan Placard-book, Marriage, and Baptism Records）。其中，收錄了荷蘭人當時統治臺灣的三份檔案：一六
42 Wolfgang Reinhard, Glaube und Macht. Kirche und 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Konfessionalisierung, 2004, S. 25; Thomas Simon, »Gute Policey«. Ordnungsleitbilder und Zielvorstellungen politischen Handeln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2004, S. 120-126;
auch Michae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Erster Bd., Reichspublizistik und Policeywissenschaft 1600-1800, 1988, S. 380.
43 對於歐洲近代初期警察的進一步討論，參閱江玉林，歐洲近代初期「警察」與「警
察學」的考古，載：刑與思——林山田教授紀念論文集，頁9-22，2008年11月。
二九至一六四三年的〈臺灣告令集〉、一六五○至一六六一年的
〈臺灣婚姻登錄簿〉、一六五五至一六六一年的〈臺灣洗禮登錄 簿〉。在我看來，這三份檔案，其實就是前面提到帶有歐洲近代初 期警察管制特色的重要文獻。
誠如編譯者在該書的〈資料解說〉裡提到的，荷蘭語的告令
（Placard）原指：「附有封鍼戳記之證書」、「貼示之布告紙、通 告、上級命令」。而告令的公布，「通常印刷於雙面對開的紙張上，
張貼在各公眾場所。倘若規定內容非常詳細，以致無法納入對開紙張 內，常改稱為規章（reglement）或命令（ordonnantie）44」。任教於 荷蘭馬斯垂克（Maastricht）大學法學院的A. M. J. A. Berkvens，一 九九五年在他發表並收錄在由Michael Stolleis編輯出版《歐洲近代 初 期 的 警 察 》 專 書 的 論 文 中 ： 〈 哈 布 斯 堡 荷 蘭 的 警 察 立 法 〉
（Policeygesetzgebung in den Habsburgischen Niederlanden），便直 接 了 當 地 說 ， 當 時 荷 蘭 的 告 令 便 是 德 語 所 稱 的 警 察 法 規
（Policeyordnung），而告令集其實也就是警察法規彙編45。 此外，自從宗教改革後，主權國家的統治者與分裂的教派，為 有效掌握臣民、信徒的信仰，逐漸發展出一套教會警察亦即教會簿 冊（Kirchenbücher）的管制策略，要求凡是出生、洗禮、結婚、死 亡都必須由神職人員加以書面登記。這種結合世俗王權警察管制與 宗 教 儀 式 的 登 記 簿 冊 ， 也 正 好 印 證 後 來 學 者 所 稱 教 派 國 家
44 韓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著，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 簿，頁43，2005年8月。
45 A. M. J. A. Berkvens, Policeygesetzgebung in den Habsburgischen Niederlanden, in:
Michael Stolleis (hg.), Policey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1996, S. 424 f. 另參閱韓 家寶（Pol Heyns）著，鄭維中譯，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頁32、50-51、53-56、142-143、146-147，2002年5月；鄭維中，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頁 33-34、44、49、51、423，2004年7月。
（Konfessionsstaat）的出現。教派國家，乃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到 十八世紀上半葉教派化運動期間的特殊現象。當時的世俗統治秩 序，在歷經宗教改革衝擊後，反而與各自所屬的教派，加緊進行策 略結盟。一方面，政治權力希望透過對信徒實施全面教會管教
（Kirchenzucht）的策略，以打造它在建立主權國家時最需要的一 批擁有忠誠與馴服態度的全新臣民；另方面，宗教權力則是反過來 希望透過世俗政權的支持，重新建構起全新的階層化教會系統，不 僅可以將新的救贖真理灌輸到信徒心中，重拾信徒對於教派的信 賴，更可以藉著掃蕩巫術、迷信、異教的名義，來整頓傳統的庶民 文化（Volkskultur）46。
這些經由國家、教會共同實施的登錄簿冊制度，其中記載的資 料，相當詳盡。就以〈臺灣婚姻登錄簿〉、〈臺灣洗禮登錄簿〉為 例，可以看到包括：婚姻／洗禮當事人的姓名、籍貫、職業、住 所、是否再婚、結婚／受洗日期、受洗人父母／見證人姓名等等。
登錄資料如此詳盡，難怪它們可以成為當時重要統治工具的人口統 計所賴以發展的基石。至於〈臺灣告令集〉所收錄的警察法規47， 內容更為豐富，大致上包括：
稅收與商品管制：例如鹿肉／鹿皮稅、啤酒稅、稻穀稅、糖漿／
蔗汁稅、燒製磚塊稅、房地產交易稅、人頭稅、薪材稅；
捕蚵漁撈業管制：例如從事漁撈應取得執照、舢舨應另外繳納漁 撈稅、捕蚵應取得許可；
46 教派化運動的討論，參閱例如Reinhard, aaO. (Fn. 42); Heinz Schilling, Konfessionali-sierung und Staatsinteressen.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1559-1660, 2007, S. 21-41. 近 代初期迫害巫術的討論，參閱Robin Briggs著，雷鵬、高永宏譯，與巫為鄰：歐洲 巫術的社會和文化語境，2006年。
47 荷蘭時期臺灣告令亦即警察法規的頒布與實施，相關討論，參閱鄭維中，同註
47 荷蘭時期臺灣告令亦即警察法規的頒布與實施，相關討論，參閱鄭維中，同註